秦汉帝陵陵寝制度及其象征研究的思路探析_以秦始皇陵的研究为例

秦汉帝陵陵寝制度及其
象征研究的思路探析
———以秦始皇陵的研究为例
张卫星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　西安　710600)
Abstract: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rchaeol ogical material and research results fr om the Q in-Han mau2 s oleu m,and discussed the idea on the Q in-Han maus oleum syste m research and sy mbol research.Overall, Q in-Han maus oleum syste m is divided int o general syste m and narr ow sense.Generalized maus oleu m syste m is the burial syste m,and the narr ow sense means only t o construct the sacrificial palace beside the maus ole2 um.Q in-Han dynasty intr oduced an independent maus oleum syste m.Maus oleum sy mbolizes the cap ital city and the palace city.This understanding comes fr om the sy mbol research of ancient t ombs.I 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is idea,there was another idea compared the undergr ound access ory p its and government structure of Q in-Han Emp ire.I n this article author think the vie w still needs t o be i m p r oved fr om archaeol ogical theory and p ractice.
Key words:the Q in-Han maus oleu m;sy mbol research;research idea
摘　要:本文从秦汉陵墓的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出发,讨论陵寝制度与象征研究中的思路与方法问题。

秦汉陵寝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陵寝制度也就是陵墓制度,狭义的陵寝制度指陵侧出寝的建筑制度,多年来两方面都进行了深入讨论;秦汉陵墓实行独立陵园制度,对于陵园的象征有若都邑说、若宫城说;近年在此思路基础上,出现了将地下陪葬坑与秦汉帝国职官架构比拟的新思路,这种思考还需要从理论与考古实践上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秦汉帝陵;陵寝制度;象征;思路
广义的考古学历史不仅是伟大考古发现的历史,而且还是以新的视角看待人类遗存和在工作中引进新方法的历史;所以考古学的历史,首先是观念、理论和看待过去视角的历史,其次是研究方法、运用观念和研究问题的历史,其三才是实际考古发现的历史。

墓葬研究是考古学研究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特别是在历史时期的考古中,陵墓、都城的考古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

在田野考古发现上,以秦始皇陵、西汉景帝阳陵等为代表的秦汉帝陵已取得了巨大的收获,业已形成辉煌的发现史;在研究的收获上也蔚为大观;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作为最高级别的这些墓葬与一般墓葬的思路本无不同,但是由于秦汉陵墓在文献记载与发掘资料上相对丰富,学者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多,取得的成果也相对较多,其思路方法在墓葬研究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试从秦汉帝陵的考古资料与主要研究成果出发,讨论学界在帝陵研究中所形成的一些思路与方法,以期对今后的工作有所裨益,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关于陵寝制度的研究
对秦始皇陵陵寝制度的研究随着考古材料的丰富而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1961年,国务院公布秦始皇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秦始皇陵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考古调查,发现了包括陵园内外两重城垣、封土、地面建筑、地下排水设施等在内的遗迹,以及陶俑、建筑构件等遗物①。

1974年兵马俑坑被发现后,考古工作者更系统地调查了秦始皇陵的遗存,学界在消化考古发现的同时,开始对陵寝制度和可纳入其中的内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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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物　2010年第3期
制度性因素着手思考。

陵寝制度属于广义的陵墓制度或墓葬制度,但是作为帝王陵墓,特别是秦始皇陵,哪些具体内容应该纳入其中,学者们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宽、徐苹芳、袁仲一、程学华、王学理、黄展岳等先生分别发表了对秦始皇陵的研究文章和专著,讨论其陵寝制度。

较早对秦始皇陵陵寝制度的系统认识见徐苹芳先生的文章②。

该文有专节内容讨论秦始皇陵园的相关问题,依据当时的资料,作者认为发现于封土北侧的建筑应是文献记载的起于墓侧的“寝”的一部分,陵墓为东西向,平面上右为陵墓,左为寝殿;秦始皇陵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封建帝王的第一个陵园,它所创立的陵园制度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特别是直接影响了汉代的陵园。

综合其讨论内容,可以看出徐先生所讨论的实际上是陵墓制度,整个陵园发现的遗存都是陵墓制度的物质载体,而其布局、设计思想则体现了制度的因素。

黄展岳先生也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陵寝制度创始于战国中期,成熟于秦汉时代,秦汉陵寝比先秦国君的陵墓制度复杂,除了坟丘式的陵和陵园外,秦代还有寝殿,西汉有陵庙,瘗埋的乘舆车马、珍禽异兽、玉器以及模拟军队送葬的俑群、陪葬墓等也都是随葬内容③。

袁仲一先生发表的《秦始皇陵考古纪要》是20世纪80年代对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总结的重要论文之一。

其主要内容在对秦始皇陵考古的重要发现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秦始皇陵园的陵寝制度进行探讨,讨论的内容包括陵园的方向、陵域的范围及标志、陵园的设计意图、秦始皇陵的修建时间和用工人数、始皇陵的督造者和工徒的来源、始皇陵园在中国古代陵园史上的地位等问题④。

在2002年袁先生的研究专著中,虽然没有明确论证陵寝制度这一概念,但是他将所有的发现均置于秦始皇陵这一宏观框架之中,在这一系统中具有制度性因素的内容除了物质遗存外还包括布局、选址、设计理念等方面⑤。

马振智从秦国陵寝制度的发展演变的角度,论证了陵区的选择,陵园布局和形制,陵园的防御设施和门、陵墓形制,封土墓的出现,墓上建筑等诸方面与关东诸国的不同之处;⑥他所论证的陵寝制度也具有宏观性和广泛性。

此外,石兴邦⑦、韩伟⑧、王学理⑨、刘士莪⑩、尚志儒 λϖ、程学华 λω、张占民 λξ、段清波 λψ等先生也对始皇陵的陵寝制度有过不同程度的论述。

综合各家的研究,对秦始皇陵的陵寝内容的认识包括陵园的地面界标性建筑、地面宫殿建筑、封土、墓室、棺椁葬具、墓室陪葬物、陵园陪葬坑等所有陵园物质遗存。

在研究中,有些学者已将这些内容表现出的因素上升到制度层面,比如选址、布局、随葬、祭祀、设计思想等方面,这些构成了广义的秦始皇陵陵寝制度内容。

杨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致力于古代陵寝制度史的研究。

他认为从战国中期到西汉是陵寝制度的创始时期。

不过他所指的陵寝制度是指陵园中有“寝”的建筑制度,他从庙、朝、寝、宫入手,剖析生前与死后的宗庙、宫室、寝园等礼制性建筑,认为陵园中的寝是庙中的寝与朝分离,是庙中的寝与陵墓结合的产物 λζ。

我们认为这应该属于狭义陵寝制度的研究。

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印证,秦始皇陵确已陵侧出寝,但是作为制度的起源与发展演变是2000年来一直争议不断的问题。

从更广阔的范围看,这实际上是“墓祭”问题争论的一部分。

东汉蔡邕《独断》认为:“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

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

”不仅蔡邕,东汉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也基本相同,王充《论衡》曾指出:“古礼庙祭,今俗墓祀。

”应劭《汉官仪》中认为:“古不墓祭。

……天子以正月上原陵。

”
晋代司马彪在《后汉书》就提出“西都旧有上陵”的说法,这与东汉史学家的见解并不一致。

司马彪甚至认为“墓祭”实际在秦代已经产生:“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山王墓、秦始皇陵等地考古材料的公布,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再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杨宽先生著文认为先秦墓上建筑不用于祭祀。

从古代陵墓制度的源流来看,先秦墓上建筑只能是“陵寝”的“寝”;秦代以后的陵寝制度,当即起源于这种先秦墓上建筑 λ{。

后来他再度讨论了墓上建筑的用途问题,认为秦和西汉的陵园中,只存在寝和便殿等建筑,用于日常供奉,不用于举行祭礼;这一制度沿袭自战国,战国和秦汉的“寝”中都设有殿堂,并不是先秦陵墓只有“堂”而无“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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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秦开始在“堂”外添置了“寝” λ|。

杨鸿勋则认为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陵封土上的建筑遗迹,特别是《兆域图》的标示,提供了当时统治者陵墓上设置建筑物的实证,并且考古发现某些殷墓上也曾有建筑物,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魏王陵、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陵上设置建筑的制度与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以及大司空村殷墓M311、M312等之间,有着传统继承关系。

他还从三方面反驳了墓上建筑不具备祭祀功能的说法。

指出中山王墓《兆域图》注明为“堂”的墓上建筑不应称作“寝”,也不是“室”;寝还是如东汉文献中所说,至秦始皇陵始墓侧出寝 λ}。

后来他针对杨宽先生的观点,指出殷代存在着墓祭,所谓“墓祭”者,在墓地祭祖之谓也;人牲埋于墓地,又是用于祭祀祖先,就是“墓祭”;至于祭祀的是个别先人,还是先人集体;是祭祀这一墓地的先人,还是包括祭祀埋在它处的祖先,则属于墓祭方式问题。

所以他认为秦以前陵墓上的建筑,《兆域图》的铭文称之为堂,现在也可称之享堂,而称之为寝则不合适 λ∼。

巫鸿的讨论着重分析前辈对“墓祭”一词的理解与应用所存在的差异,他认为杨鸿勋所理解的为广义上的“墓祭”,它只是所有在墓地上举行的仪式之一;司马彪与王世民所理解的为狭义上的“墓祭”,特指在陵寝上举行的帝王祭礼;汉代学者们,与顾炎武、徐乾学和杨宽一样,把“墓祭”理解为每年元月于皇陵上举行的盛大的皇家祭祖仪式,即东汉明帝时确立的“上陵礼”。

所以他认为前述学者的争论源于对两种不同的历史问题的理解有误:一为于墓地上祭祀这种礼制的起源;另一为皇家“上陵礼”制度的定则 µυ。

综上所述,以秦始皇陵为中心所讨论的秦汉陵寝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前者研究的实际上是陵墓制度,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学者们先是将大量的考古内容分类后定义为陵寝内容的一部分;继而将这些内容上升到制度层面,形成了广义的陵寝制度。

狭义的陵寝制度,是指陵侧设有寝、便殿等礼制建筑的制度,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验证了陵侧出寝的历史记载。

二、陵墓象征意义的研究
秦汉时期帝陵实行独立陵园制度 µϖ,随着考古发现的丰富及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陵园象征意义的认识也不断加深。

首先大家考虑的是遗迹在陵园内的布局问题,其次是关注这种布局所体现出的象征意义,还有些学者的研究内容和思路还触及到陵园设计理念这一深层次内容。

杨宽先生20世纪80年代总结秦始皇陵园布局有七个特点,特别指出安置陵寝的小城在西,面向东方,这是按照都邑的布局设计的,这种布局的原则有参照秦都咸阳、以西为上、以西南隅为尊的因素 µω。

这种提法也就是“若都邑”说。

袁仲一先生的文章和专著也提出这种说法,并将其更为系统化。

他认为秦始皇陵高大的封土及其下的地宫象征着生前的咸阳宫;地面上的两重夯土城垣,象征着京师的内外城或名之曰大小城;外城垣东侧的兵马俑坑,象征着守卫京城的宿卫军;上焦村的小型马厩坑群及西内外城垣之间的大型马厩坑,象征着京师的宫廷厩苑;陵封土西侧的铜车马坑,象征着宫廷的乘舆,为始皇的车驾卤薄;西内城垣之间的一批珍禽异兽和跽坐俑坑,象征始皇生前的囿苑,供其狩猎和游乐;陵封土北侧的寝殿,即《独断》所说的“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陵园内的便殿,即《三辅黄图》所说的“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

所以,在秦始皇陵的布局上他认为一切都模拟生前,把地上王国模拟于地下。

他得出的的结论认为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是根据“事死如事生”这一理念设计的,它是一幅宫城都邑图 µξ。

程学华先生则以为陵区城垣的建置,似张仪仿咸阳所筑的成都城。

实际上他所持的还是若都邑的观点。

他根据考古材料对陵园布局进行了总结:城垣以内遗迹分布以地宫为中心,西侧是象征着后宫的官寺吏舍、苑囿等,北侧是寝殿、便殿所在,处于整个陵园西南尊位的地宫,恰是座西面东的皇宫 µψ。

秦始皇陵研究者中另一位重要学者王学理先生的认识也没有脱离“若都邑”的思路,但是他认为陵园“若都邑”的程度值得商榷。

始皇陵园有园有寝,可同咸阳有城有宫相对应;从葬内容(马厩、铜车马、兵马俑、珍禽异兽诸坑)也同都城的设施(苑囿、御府、宿卫等)相仿佛;这是两者的共同点。

但陵园规整、分布多变,结构两者不能完全一致,其原因首先在于始皇即位时,首都咸阳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营造陵园是无从仿造的;其次,陵墓制度有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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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规律,为独立的序列,它必然也必定在此基础上增减内容(如由春秋之隍升到地面上的垣墙,墓上从有享堂建筑到代之以“坟”),也绝不可能脱离轨道去仿首都;再次,死者生前享用的一切,固然冀图‘投入”地下王国,但这只能是在某些方面作模仿 µζ。

在陵园建筑理念上王学理认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秦始皇营造郦山陵园的指导思想。

“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也是秦始皇制订郦山陵园章程的理论根据。

最新讨论秦始皇陵园布局的观点来自赵化成先生。

他比较了秦始皇陵布局研究中的“若都城说”与“若宫城说”,总结了两派学者的不同观点,明确支持若宫城说。

他首先分析了秦始皇陵的考古遗存情况,宏观把握了陵园规划设计的基本构想;其次以咸阳城考古工作为基础,讨论陵园并非咸阳城的象征;他还从中山王墓兆域图铜版内容出发讨论了陵园象征宫室、宫城的结构,并从西汉帝陵的考古收获出发讨论了秦始皇陵具有同样性质 µ{。

以上关于秦始皇陵若都邑、若宫室的争论从更大的范围看,源自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关于墓葬象征意义的命题。

《仪礼・士丧礼》将墓葬称为“幽宅”,葬前筮宅,并希望“兆基,无有后艰”,可见幽宅的观念在春秋时期已相当成熟;《荀子》“故圹垄,其象室屋也”也表明战国时期墓葬与居室有着明确的对应思考,墓葬为死人居所的象征;更晚的《吕氏春秋・安死篇》还指出:“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

”象征的范围扩大到阙庭、宫室、都邑。

墓葬与居室的对应基于的逻辑基础是《春秋左氏传・哀公十五年》中提出的“事死如事生”,但是如何将墓葬考古内容与传统的都邑、宫室对应起来一直困扰着学界。

考古实践中,在墓葬中类似于居室结构的遗存内容发现越来越多,如辉县固围村战国大墓M1在墓室墓道上口约1米下,涂着不同色彩的雉堞形以像城堡,“整个大墓墓坑自小墓视之,就变成死者的外庭与城堡,南墓道便是死者的停车处” µ|;浙江绍兴印山大墓的椁室为狭长条形“人”字坡的木屋结构,墓室东端外有“人”字形甬道,顶略低于室顶,结构与椁室相若 µ};战国晚期的新郑胡庄韩王陵也有一个屋顶形椁顶结构 µ∼;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铜版直接将陵园坟兵上的建筑以宫室之名称之 νυ。

此外汉代诸侯王墓中居室内容也有较多的发现。

国外墓葬中也有类似情况,如埃及古王国时期不仅贵族墓地的布局可能仿自同时期首都的布局,而且考古发现还证明贵族墓地内附属有墓庙等建筑 νϖ。

这些发现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墓葬象征意义的思考。

高去寻先生曾推测殷墟西北冈王墓以及后冈大墓中亚字形椁室的“亚”字形象征了殷人地上宫殿建筑 νω。

这种亚字形宫殿的性质,张光直先生更认为是殷人的宗庙建筑 νξ。

在现代学者中俞伟超先生也曾深入思考过木椁墓与地上建筑的象征关系,他认为墓室结构实际上模仿了生人居宅的前堂后寝左右房,与墓主生前的居室及生前的身份地位有对应关系。

这种对应他认为是头箱象征前朝(堂)、棺椁象征寝(室)、边箱象征房、足箱或即象征北堂和下室 νψ。

墓葬出土文献中也指出当时确有这种思考,如包山二号墓出土遣册将东椁室称为食室,因其放置各种装有食物的器物 νζ,这从文献上印证了上述对椁室分类及其象征的判断。

郭德维也认为墓葬中椁室的形制依据当时宫室而建造,而封土则是参照宫室的四阿重屋形制,他将古代文献与曾侯乙墓椁室的平面布局以及随葬内容对照,认为椁室南向以及分中室、北室、东、西室等方面与宫室之制的某些方面一致 ν{。

西汉时代的诸侯王墓墓室中前堂后室、木构建筑等内容有较多的发现,文献中指出其称谓有梓宫便房,韩国河先生认为便房在两汉时期是椁室的总称 ν|。

这些文献与考古材料说明从商周到西汉时期人们的思维中,墓室与居室的对应关系越来越明显。

但是这一思索链条中的具体细节也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如蒲慕洲认为如果有这种对应关系存在的话,那么对于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的木椁的象征意义势必需要重新思考 ν}。

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秦始皇陵墓室内容:“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

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研究者多认为始皇陵墓室被布置成微缩宇宙的形式,而类似的墓室内容在比秦代晚得多的西汉晚期、东汉时期才逐渐流行,始皇陵墓室对宇宙的象征显然也超出了居室范围。

在西汉帝陵的研究上,学者也基本上沿着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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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宫室、都邑的思考模式在探索。

上世纪80年代刘庆柱、李毓芳两位先生曾讨论了帝陵陵园与都城长安的关系,认为西汉帝陵陵园模仿都城长安而筑,帝陵陵墓的封土,似皇帝的正殿,即所谓“象生制度为殿屋”,帝陵陵墓四条墓道,犹如帝王为“开四聪,延直言之路,下不讳之诏,立敢扖之旗”而开辟的“四门”,帝陵封土四周的墙垣,犹如皇宫“宫墙”;陵园墙垣四面中央各辟一门,此犹皇宫四门;帝陵陵园象征未央宫,皇后陵陵园象征长乐宫 ν∼。

焦南峰先生最近的文章做了更进一步的讨论,他认为汉阳陵陵园的建设受到了长安城建筑布局的影响,汉阳陵的陵园有可能象征和代表的是西汉王朝的都城长安城;他提出的对应关系是这样的:帝陵、后陵、“罗经石”遗址、外城分别是未央宫、长乐宫、礼制建筑、城垣在阳陵的地下再现 ου。

从以上学者思考的轨迹看,在秦始皇陵与西汉帝陵的研究中,将陵园与都城、宫室对应是宏观认识陵园建筑遗存的主要思路。

这一思路不仅有文献基础,也有东周秦汉时代的其他大中型墓葬发现的遗存可作为印证。

秦汉帝陵,从个体上可视为一座座规模空前的墓葬,其与地面居室的对应自然也就从其居住的都城、宫室等同样是物质层面的内容来进行比对。

在研究中,这一思路基本成功地解释了陵园与都城、宫城的象征关系,而同样的思路在解释秦始皇陵陵园内容时却遇到许多问题,所以还需要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善;同时由于考古发现的欠缺,始皇陵墓室内容的象征关系目前也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三、秦汉陵墓陪葬坑象征研究的新思路
秦汉帝陵除了地面建筑遗存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地下陪葬坑。

在讨论陵园内的这类遗迹象征意义时,还有一种思路值得探讨。

总体上这一思路从属于陵墓与都城、宫室象征研究思路的探索,但是如果我们将墓葬与都邑、宫室对应的研究置于物质层面的话,则这一层次的讨论稍具有形而上的意味。

早期在仅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与西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时,就有学者采用这一思路讨论这些陪葬坑的象征意义。

兵马俑坑被发现后,其军事内容的性质逐渐为学者所公认,但是其所象征的军队的定位大家有不同的认识,袁仲一先生在陵园象征都城的基础上提出兵马俑象征京师宿卫军;黄今言先生曾在兵马俑所象征军队的问题上认为,兵马俑三坑不是象征左、中、右三军,而是象征秦代中央军三系统的兵卫 οϖ。

同样,在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的定位上,发掘者认为帝陵南、西两处军事内容的从葬坑是汉北军的缩影,南区和西区这两处从葬坑拟或象征着西汉北军的两个部分,或者就是北军的左、右两翼 οω。

焦南峰也认为其可能与西汉当时的“南军”、“北军”有一定关系 οξ。

由于秦始皇陵与西汉阳陵最先发现的地下陪葬内容均为军事性质的陪葬坑,对这些军事内容象征意义的讨论最为深入,从公认的结论看,这些陪葬坑均是都城某支军队的象征,而这一推论的思路则来自于陪葬坑与制度层面的职官内容的象征理解。

在20世纪,秦始皇陵东侧的上焦村曾先后发现过100余座小型马厩坑,这些坑出土器物上的刻文有“中厩”、“左厩”、“宫厩”、“小厩”、“大厩”、“大厩四斗三升”、“左厩容八斗”等 οψ,袁仲一先生讨论这处陪葬坑象征了秦的宫廷厩苑 οζ。

这种由明确的文字材料对比得出的结论,多为学者所接受。

同样的思路与认识也将大量的陪葬坑与其他秦代国家职官内容进行了联系,比如对铜车马坑、曲尺形马厩坑、动物坑等坑性质的理解;但是,秦始皇陵范围内出土的这种可以表明陪葬坑象征意义的文字材料实在太少,有相当多的关于陪葬坑象征意义的结论并不能被学界广为接受。

但是这一将陪葬坑与宫室、都邑职官架构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在现在看来确实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前瞻性。

而随着秦始皇陵、西汉帝陵(特别是汉景帝阳陵)的考古发现逐步深入和系统化,学者沿着这一思路的思考也更宏观而全面。

段清波、张颖岚曾讨论秦始皇陵陪葬坑可作为这一大型墓葬的外藏系统,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认为秦始皇陵陪葬坑是秦帝国兴盛时期中央政权及皇权的各类运作机构在地下的模拟 ο{。

在这种研究思路影响下,K0006坑被认为是秦王朝中央政府中的一个官府机构在地下的模拟反映,其性质可能为秦代主管监狱与司法的廷尉 ο|,封土西南角的K0003是一座形制较为复杂的陪葬坑,勘探结论认为该陪葬坑可能属于为皇室、甚或秦始皇本人提供饮食的官府机构 ο};对K0007陪葬内容的认识也沿袭了这一思路 ο∼;笔者也曾著文讨论在目前的秦始皇陵考古材料基础上,陪葬内容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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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帝陵陵寝制度及其象征研究的思路探析———以秦始皇陵的研究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