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不需要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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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不需要财政支持
一般人都认为,公立大学不以盈利为目的,并且有国家的巨额财政支持,同时又有行政收费的严格监督,这样的大学越多,就意味着学费将会收得越少,穷人读大学的希望就越大;而私立大学大都以盈利为目的,既缺少国家财政的强力支持,又没有相关部门的收费监督,而且他们收费将合理合法冠冕堂皇,那这些学校岂不变本加厉,穷人毫无疑问会因此更加遭殃!
持这种见解的人在社会上不算少数,这正是我们国家自建国以来缺少对民众自由经济思想教育所带来的恶果。
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经济知识,导致许多人在遇到各类社会问题时常常盲目迷信政丨府而坚决排斥市场。
面对大学收费越来越贵的现实,大部分人认为,通过增加政丨府拨款和监督大学收费等措施,这些问题终能迎刃而解。
然而,政丨府近几年的确是在朝这方面不断地努力,但问题并没看到解决的迹象,反而有节节攀升之势!面对这样一个多年顽症,是政丨府开具的药力不够,还是原本就开错了处方?换句话说,是政丨府的拨款太少监督不力,还是解决问题的方向误入歧途?只有找准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我们在处理问题时才不至于南辕北辙事倍功半。
一、计划经济无法解决优质高教资源的供应短缺
大学凭什么可以高额收费?根源就在于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短缺。
以中国的现实看,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教育,也无论是在大中城市还是县城农村,好学校好班级好老师总是供不应求,供不应求的东西必定水涨船高。
以高等教育而言,一流的大学不仅是短缺,简直就是稀有,象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全国学子们趋之若骛,这就导致这些学校有足够的资格来挑选优秀的学生和收取高额的学费。
你若不愿来,后面排队的人还多着呢!其他省市的公立大学虽然没有象北大清华这样的受到追逐热捧,但在中国人需要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汹涌需求面前,眼前的供给实在是僧多粥少人多为患,消费者并没有可以自由选择自由选择的权力。
资源的短缺靠什么方法来解决?政丨府目前的所作所为正如大部分人的期望,即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经方式增加财政拨款和增加收费监督。
增加财政拨款,自然是希望此举能够加大大学的招生规模,减少大学办学的成本压力,从而减少向学生们的收费。
问题是,中国有几个地方政丨府是不缺钱的,有限的投入能否满足全社会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就算有钱,那也应该是更多地向基础教育倾斜;就算是投向高等教育,高校之间出现苦乐不均的局面也在所难免;就算是确定投向某一高校,谁又能保证这些钱不会变成办公楼的豪华装修与校长们的职务消费呢!君不见,这几年财政拨款逐年增多,大学设施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美,教师待遇越来越高,但大学收费却在不降反升,寒门学子的处境并未见任何改善,可见,增加财政拨款的好处未必能够落到穷人的孩子身上!
增加收费监督,自然是希望此举能够通过强制规定收费标准,把价格限定在一个百姓都能承担得起的范围内。
问题是,在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中,高校乱收费是不必忌惮学子们的意见的,他们能够进入这样的学校已经是非常幸运了,面对高额收费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失去了当事人的监督,高高在上的官员们的监管必定流于形式,因为官员们一则高校太多管不过来,二则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其实,常识早就告诉了我们,“物以稀为贵”,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
当供不应求时,如果人为地压低价格,人们表面上可能付出的金钱会有所减少,但实际付出的总代价并不会降低,比如排队、拥挤、送礼、品质下降等。
监督只会加大政丨府的权力,使人们本来依赖市场的行为转而去依赖政丨府,对缓解供应不足的状况没有丝毫帮助。
也就是说,用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目前的供需矛盾的,不仅不能解决,甚至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比如浪费与腐败。
二、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优质高教资源的供应短缺
抑制需求的方法就是放开价格。
好的学校教学水平高,培养成才的概率更大,从好学校毕业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和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进入这样的学校当然是更多家长与学子们的心愿。
问题是好东西只有这么多,大家都想要,注定有一部分不能达成心愿,在相近的分数范围内,自然是谁出的价格高谁就可以被优先录用。
钻石铂金珍珠玛瑙很名贵,但没有听说过供不应求,道理很简单,它的价格高到使供求平衡。
有的人自然愈加担心,这些私立大学没有了物价部门的干预和限制,收费岂不更贵?是的,教育需求价格弹性小(即对价格的反映不敏感,
就象抽烟的人不会因为烟的提价而明显减少自己的消费),人们对儿女前途的忧虑不会因为增加了收费而心痛自己的钱财,他们甚至愿意为儿女在未来的竞争中搏得一点点的起步优势,而不惜耗尽多年的积蓄。
如是此,穷人有可能更加雪上加霜!不要急,市场经济还有降低价格的绝招。
三、公立大学普遍私有化能够形成有效竞争
如何才能使目前的高校形成充分的竞争?靠目前的公立高校来形成竞争行不行?这些高校都同属于一个老板——政丨府,当初就是按照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来创立的,就连拨款的数额也等级分明,创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重复,而没有了重复就意味着没有竞争;另外,这些学校既有巨额的财政支持,又不愁招不到优秀的生源,相互之间根本就没有强烈的竞争欲望。
靠目前的私立大学来与公立大学形成竞争行不行?现有的公办大学,不仅占有悠久的历史声名,占据便捷的地理位置,拥有大量的优秀师资,而且还有政丨府大量的政策倾斜(如财政支持、优先招生、专项经费、新校选址等),在这样的重量级并不对等的拳击赛上,孰胜孰败一目了然。
公立之间不可能形成竞争,私立与公立之间又无法构成竞争,似乎是山穷水尽,但如果我们跳出现有体制的窠臼,仍可以峰回路转。
那就是让现有的大部分高校尽快私有化,通过产权清晰地位平等的私立大学之间的无情竞争,使大学的收费偏高的问题逐步下降。
只有大学收费价格有一个根本性的回落,再辅之以财政拨款和助学贷款等手段,穷人上不起大学的问题才可能彻底解决。
私立大学之间的竞争越是激烈,穷苦百姓越能普受其惠!
四、政丨府要保证的是机会均等而非起点公平
其实,在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政丨府要关注的并非起点公平而是机会均等。
穷人们对不同的经济条件的家庭上不同的学校并不是十分地感冒,倒是对不同的省市有不同的高考录取线这种有违机会均等的做法有着强烈的愤慨!倘使全社会的公立大学真的能够普遍私有化,那政丨府教育行政部门在高教方面的工作重点就是维护高等教育市场竞争规则的公平公正。
公立大学私有化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能够解决穷人子弟上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产权清晰地位平等的私立大学的竞争,还可以解决目前困扰我国高校诸多的典型问题,比如忽视素质教育、录取标准不一、滥发文凭、教师官本位、教师缺乏责任心以及缺乏独立学术观等
(需另文论述)。
只是尽管它好处多多,但这项改革注定是阻力重重,除了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陈旧观念以外,更重大的障碍可能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极力反对,因为这项改革举措将会极大地削弱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以及已经行使多年发号施令的权力。
五、一些理论根据和实践依据
第一,高等教育并不完全属于公共服务,不需要完全由政府提供。
在高等教育领域,除了基础学科和重点学科具有很强的公共性之外,其他应用性学科培养学生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就业,这种教育服务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性质相同,不属于公共服务,应该遵循“谁受益、谁付费”的市场规则,主要利用市场调节来解决供求矛盾,把就业率作为这些高校的主要评价指标,促进其提高办学水平,适应市场需要。
第二,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由于信息不对称,将近1800所高校的教育资源由教育部门配置是不可能有效率的,培养一个学生的必要成本究竟是多少,也是计算不明白的,只有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才能促进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结构优化和供给质量提高,根本解决大量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无效、浪费严重的问题,才能形成合理的教育成本水平,才有可能把过高的收费标准降下来,不然的话,高校收费与成本将会呈现出轮番上升、恶性循环的局面。
第三,目前高校的实力不可能都办成创新型大学。
全国将近1800所大学,大多数学校缺乏基础学科和重点学科的人才优势,不具备办成创新型大学的条件,也不可能都办成创新型大学,因而绝大多数大学都应该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办成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大学。
第四,政府财政不具备把大学所需经费全都包下来的能力。
截止到2004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经费已经达到724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负担808亿元,地方财政负担6435亿元。
高校经费总额为2258亿元,来源于政府财政投入的资金是1010亿元,仅占44.7%,其余55.3%的经费来源于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捐资助学和集资办学、收缴学杂费和其他创收渠道,其中仅学杂费一项就达到694亿元,占全部高校经费的30.7%。
在财政收入规模和增长额度有限的条件下,不可能把高等教育所需资金投入渠道改回原来的由政府单一投资的老路上去,国家
财政也不具备这种经济实力。
只有利用市场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不足问题,实现筹资渠道多元化,形成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资金保障机制。
第五,国家必须逐步优化对教育的资金投入结构,加大对高校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持,已经把资金主要投入到中小学教育方面,2004年投入了4032亿元,占全部教育经费的55.7%,今后政府还要逐步增加对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
2004年政府对高校科技活动投入经费仅为251.5亿元,投入资金额度较少,仅占高校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40%,大部分科技活动经费靠高校自筹。
在高校科技活动经费630亿元的支出总额中,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非常少,仅为57亿元,所占比例仅为9.0%。
为了确保基础学科、重点学科优先发展,政府财政必须优化教育资金的投入结构,在保证九年义务教育所需资金的基础上,适当集中财力,把有限的教育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在支持少数重点大学的科技创新上,用在教育方式和手段创新上,大力发展利用电子信息网络的远程教育,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社会效益,使财政资金能够切实保障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