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是新经济史学家中的“理论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授奖词称他是“新思想的启迪者和提出者”，“向经济学家指明怎样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原有问题”。

其主要贡献被认为是，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内的广泛分析框架，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结构、制度变迁与创新为主轴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始见于1968年发表的《1600一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

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与戴维斯合著)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

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与托马斯合著)提出了较为成熟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

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标志着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形成。

《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1990年)、《交易费用、制度和经济绩效》》(1992年)两部著作则完善了制度变迁理论，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

值得强调的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是以经济史的经验性材料构筑而成的，这是新经济史学家的比较优势所在。

诺斯在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时，发现制度因素极其重要，然而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制度是已知的、既定的，或被视为外生变量。

他论证道：“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因素不是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是增长。

……除非现存的经济组织有效率，增长就决不会出现。

”1他进而指出：“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度理论上，这一理论的基石是：①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②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
③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

”2这就是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核心，建立在对新古典假定修正基础上的，以经济史的经验性材料为论据的制度变迁理论。

新经济史学派在通过对新古典假定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围绕制度、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这—主轴、构造了一套以制度理论为核心，超越纯经济领域的经济史研究的独特框架。

他们把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三个基本因素，引入到历史分析中去，从而为经济史学构造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诺斯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

”4为了说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将制度区分为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

前者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后者指“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

”5据他分析，有许多外在性变化促成了利润的形成。

但由于一些因素(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成本等)的作用，使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并出现了制度的变迁。

正是制度变迁构成了一种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

他还指出，理解制度框架的三块基石是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其逻辑关联是：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组织制约下，产权的界定、裁决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于是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借以维护经济增长，而成功的意识形态则能更好地、更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推动经济增长。

1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英文)，第2页。

2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页。

3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5页。

4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5页。

(一)产权理论
新经济史学派把产权视为一种经济体制中激励个人或集团行为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一种有效率的产权，不仅有助于发挥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保证把资本和精力用于社会最有用的活动，从而使个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趋向一致；而且还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从而降低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节省交易成本。

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定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

建立有效产权的目的是使创新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相等。

如果不相等(一般如此)，则意味着某个“第三者”不经他人的同意可以不支付任何代价免费获得某些利益或好处，即人们所说的“搭便车”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私人成本超过私人收益，那么，个人通常不愿意从事这项活动，虽然对社会来说这项活动可能有利。

这种“搭便车”行为是导致产权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为此，他认为，必须确定某种有效率的产权模式，使得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接近相等。

最有效的产权是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权，而排他性和竞争性的最好形式就是私有产权。

诺斯关于私有产权效率的结论，是从经济史中提炼出来的。

他通过对公元900—1700
年间西方经济史的考察，提出历史上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没有在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出现，而首先在荷兰和英格兰地区出现，是因为这两个地区进行了产权制度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励和保护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于是这两个国家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

诺斯总结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

”6新经济史学派特别强调产权的功能及其变迁过程与经济增长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注重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决定产权变迁的过程和政治行为。

近年来，诺斯愈来愈重视产权制度的作用。

理论上，他主张的并不一定是私有产权，而是主张排他性产权。

他指出：“把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正式的政治和经济规则转移到第三世界和东欧经济不是优良经济业绩的一个充分条件。

私有化不是解决不良经济业绩的万应灵丹。

”7然而，公有产权难以建立明确的排他性；只有私有产权才能建立明确的排他性，于是才归结到私有产权是最好的产权结构这一结论。

所以，在诺斯看来，只要能明确界定和保护产权，均是一种有效的产权制度，因为能有效地对产权进行明确界定和保护，就可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减少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和保护，促进经济增长。

新经济史学派的产权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的对经济发展历史的实证分析基础上认识和解释产权的功能及其变迁过程；二是把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溶为一炉，分析国家作为一个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是怎样影响产权制度的选择及其运行效率的。

(二)国家理论
新经济史学把国家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一种组织。

诺斯指出：“若要了解一个社会产权结构的变革，需先弄清国家的功能。

”8在分析国家的功能时，他将其当作一种政治组织来看待。

他把国家定义为：“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

”为了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国家尽可能地利用暴力优势，从而使自己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诺斯认为，因为国家确定产
6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英文)，第1页。

7王宏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演讲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页。

8诺斯、安德森、希尔：《美国昔日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伦敦普林斯豪图书公司1966年版(英文)，
权结构，构成经济组织的契约关系形式也主要是由国家来决定的，所以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他认为国家有三个基本特征：
(1)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种服务(提供安全保护和公正环境)作交换来收取公民为购买这种安全和公正所支付的税金；
(2)国家试图像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各个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
(3)国家受制于其选民的机会成本，面临其他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

诺斯还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

无论是无文字记载的习俗(在封建庄园中)，还是用文字写成的宪法演变，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

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

”9国家统治者选择和行使产权制度的目的是双重的，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的收入最大化；第二个目的是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设立。

从第二个目的考虑，统治者追求制定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而从第一个目的考虑，统治有又倾向于选择能够保证自身收入最大化而效率相对较低的产权。

这两个目的是相悖的，如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就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或衰退。

所以正是这两者的冲突所产生的对抗行为，引起了国家的兴衰，因此，“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10在诺斯看来，国家是产生一个社会经济兴衰的根源。

真可谓：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

换言之，没有国家权力及其代理人的介入，财产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界定、保护和实施；而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会造成所有权的残缺，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

诺斯还综合了国家理论中的契约论和掠夺论两派的观点，提出了国家“暴力潜能”分配论。

他认为，如果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那么就会产生契约性的国家；如果不是平等分配，就会出现掠夺性的国家。

诺斯强调，国家在制度变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促进制度变迁方面能发挥多大作用要受许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制约，但从历史上看，好的政治组织往往能促使制度变迁走向好的轨道，从而引起经济增长。

反之亦反。

(三)意识形态理论
诺斯的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都建立在人是理性这一假定基础上的。

所以，在一般情形下，他认为人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行为倾向，即“搭便车”的动机。

若社会成员都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力。

因此，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必须借助意识形态理论。

诺斯指出：“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

更一般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11“我特别强调搭便车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解释历史上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和变迁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12
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提供给人们一种价值观念、一种行为方式。

当人们违反社会规则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个社会就需要依靠伦理和道德的力量，使其行为与环境达到协调。

例如，尽管人们受到惩罚的可能相对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但绝
9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4页。

10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0页。

11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1页。

大多数人不会去行骗行窃，这是因为人们并不是像新古典的行为假定那样按成本－收益原则做出决策。

“做人应该诚实”这—价值观念左右着人们的行为。

诺斯把意识形态视为—种用于克服搭便车、道德危机和偷懒行为的社会工具，是节约制度运作成本的一种有效的机制；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起着协调人们的经验的作用。

如果每个人都信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在家内无人而门不闭户的情况下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毁或被盗，如果企业里的每个工人信奉“人必须努力工作”和“凭良心做事”的做人准则，那么，就可以节省大量监督成本和激励成本。

所以，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寻求社会稳定的灵丹妙药。

同时，意识形态还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当人们普遍评判一种制度不公平或不公正时，人们就会选择违反制度所规定的行为规则，或者是努力改变这种制度。

如果人们意识到经验与其现有的价值观念不符，就会努力改变其价值观念，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影响是强有力的。

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

新经济史学派运用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来解释长期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历史。

以上就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

通过这一分析框架，诺斯解释了一个长期令人们困惑的问题，那就是：同样是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为什么有的国家很快走上了经济增长的道路，而有的国家却长期陷于落后的深渊不能自拔呢?同样的制度变革，为什么有的国家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有的国家却导致了动乱和衰退？诺斯认为，制度变迁过程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

“历史表明，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

13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低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

诺斯的这种“路径依赖”和“锁定”的分析，为重新解释经济史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

至此，诺斯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更为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