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法及其对教师教育的哲学意义

苏格拉底法及其对教师教育的哲学意义

关于苏格拉底法国内外的教育研究多有阐述但对于这种方法的认识往往只是停留在将其视做一种技术性的教育教学方法的层面上故而其所蕴含的哲学意义较少得到挖掘。本文试结合教师教育的现状从存在主义的角度①来探讨这一问题。

就其表现形式而言苏格拉底法是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对话。雅斯贝尔斯说对话是苏格拉底生活中的基本事实：“他经常和手工艺匠、政治家、艺术家、智者与艺妓讨论他像许多雅典人一样将生命消磨在街头、集市、运动健身房和餐宴上这是一种与每个人对话的生活但这种对话对雅典人来说是极其新鲜而不寻常的：一种在灵魂深处激动、不安和压抑的对话”。[1](11)而苏格拉底的对话不是要使知者带动无知者而是双方在对话中共同寻求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这也就是说对话双方不存在教育和被教育、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他们之间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如布贝尔所说的那样对话双方应该是一种“我与你”的关系而不应是“我与它”的关系。②这种关系要求教育双方都必须首先要真诚相互信任。布贝尔认为具有独立品格的人不愿听任自己被人教育而当教育者赢得被教育者的信任时受教育者对于接受教育就不会反感。只有在双方相互信任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真正的对话也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而信任不仅仅只是取决于教育者的意图亦不能采用诡秘圆滑、玩弄手段的行为它需要双方坦率而真诚地参与

对方的生活并承担起因这样地参与生活所引起的责任。信任意味

着打破教育双方的限制摧毁束缚心灵的枷锁使对话能够在两个真

正的人之间进行。然而这不等于两个人无条件地协调一致双方的

冲突对于教育而言也是必要的。他指出：“师生之间的冲突是对

教育者的考验。教育者必须面对这种冲突不论这种冲突会怎样变

化他必须设法排除冲突而进入生活。”[2](305)面对冲突教育者

既要利用自己的知识之利器去冲刺也要时刻“作好准备对于被它

刺伤的心灵敷以刀伤药膏”“帮助战败者忍受失败：由于征服人

心的胜利不是容易取得的如果他不能征服他所面临的这个执拗的

人心他就必须寻求爱的言辞只有这种爱的言辞才能有助于摆脱这

种艰难的困境”。[2](303-304)

对话仅仅只是苏格拉底法的表现形式苏格拉底“对话”的根

本精神则在于“反讽”（irony）。克尔凯廓尔作为存在主义的先

驱他在其学位论文《论反讽的概念》中发现了苏格拉底法称“苏

格拉底辩证法”为“直接性生活的净化剂”③并进而把苏格拉底

辩证法的精神视做“美学生活”的基础和前提。他认为“反讽”

是苏格拉底哲学的精髓是苏格拉底法的精神之本。他认为“反

讽”是“无限的绝对否定”“说它是否定性是因为它只否定；说

它无限是因为它并不只是否定这一或那一现象；而说它绝对则是

由于它否定是由于一个更高的否定”。④雅斯贝尔斯则认为苏格

拉底法包括“反讽（刺激学生感到离真理甚远）、催产术（通过

问答逐渐使真理明显）以及探索发掘真理而非传递真理”。[1](9)

具体来说反讽是指一步步地追问与否定其目的在于使被追问者（受教育者）意识到自己所认同的观念的荒谬性。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把反讽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苏格拉底在对话中使用反讽是使一切蒙昧均清晰陈列于目睫之前反讽使苏格拉底获得透明性。于是他可以使人遁入绝途而终于醒悟或攻击别人明显的错误言论以求其自省。第二阶段是苏格拉底所采取的反讽的基本立场（态度）即让人对自己的无知（而自以为知之甚多）有所认识。在第三阶段柏拉图制造出一种动摇别人根本信念的整体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反讽所表示出的一切现成事物都成为模棱两可的也只有在这两个极点之间在纯然反讽的氛围中存在的质（核心）才会出场。[1](13)

而在克尔凯廓尔看来苏格拉底的反讽却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教育的方法还是一种态度一种哲学的态度和立场一种处世的态度和方式。有人认为反讽是克尔凯廓尔美学生活的立场是个体生活的起点是个体面对“虚无”的生存时所可能选择的一种处世态度因为“‘怀疑为哲学而在而反讽则是为个人生活而在。’‘反讽’要把所有哲学化的结论转化成个体的生活。于是乎‘反讽’既无任何外骛的野心也无任何外骛的目的‘反讽’的目的内在地居于自身它除了追求‘反讽’所带来的自我满足外别无所

图。”“‘反讽’什么都不确立它永远处于消解自身的运动过程中。而它在消解自身的同时它还是一种要消耗一切的虚无同时又是某种人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的什么东西。”⑤这就是说反讽的基

础在于“虚无”──绝对无限的否定。正因为反讽的基础是“虚无”它才能够切近存在的本真状态因为在存在主义者看来存在是虚无的人生是荒谬的。也正是因为反讽的基础是“虚无”反讽者才绝不想要树立什么也不想给出问题的答案他只是以永不停息的否定活动来与“虚无”周旋。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反讽者正是在与“虚无”周旋的过程中存在的质才出场。如此说则意味着“反讽”这种教育方法即是无穷无尽的辩驳与追问这对于希图达成某种既定目的的教育者来说未免使人遗憾而催产术则弥补了这种缺憾。一般认为苏格拉底受其谙于催产术的母亲的影响把催产术应用到“思想的接生”中来由此便有了催产术这种教育方法。产婆催产的结果是新婴儿的诞生而教育者催产的结果则是某种新思想的形成也可以说教育者催生的是某种“新人”。因此奈勒指出存在主义者之所以偏爱苏格拉底法并不仅仅只是因为苏格拉底法能够对可能得到的事实材料收集、分析与归纳也不是因为它是一个严密的“定义（释义）”过程而是因为它是一种能够检视内在生活的方法。奈勒称它为“倾听心灵的听诊器”。[3]之所以要把苏格拉底法称做“倾听心灵的听诊器”是因为在奈勒看来由于苏格拉底法不接受任何未经检视过的知识、观念和信仰因此它能够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之中祛除人们心中先在的、未经证实的、甚至是虚假的观念和认识。

依照存在主义者关于苏格拉底法的上述理解对于教师教育而言要使教师进入自己作为人的存在的本真状态祛除那些使教师落

入某种命运的宿命论观念影响在教师教育的方法上不能不首先选择苏格拉底法。

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来说把苏格拉底法作为教师教育的首选方法并不是因为苏格拉底法能够营造出一种“民主”的对话氛围而是因为首先苏格拉底法能够祛除教师教育的“生存”之“蔽”返归教师教育的“存在”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