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应对“黑障期”

冷静应对“黑障期”

编者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来多次提起的口号。类似表态也出现在2013年3月17日新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面对数百中外记者，用俗语说明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对于走上执政前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来说，“甩开膀子”实干，显然比单纯喊两嗓子的“空谈”要艰难很多。和十年前相比，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着迥然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

今天，中国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又要强力推进行政体制、国企、税制、金融等各方面的改革，减小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真正还富于民。政府要约束住自己那只伸进市场的手，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新领导人还要重拳惩治贪腐，维护共产党自身的活力，建设廉洁政府；另一方面要建设法治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今天，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在中国南海和东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纷争升级；和美国、日本的关系也经历波折；与昔日友好国家如朝鲜、缅甸的关系也愈加复杂多变。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跳出的每一个改革的舞步，都被全球目光所注视。从经济到政治、社会，从内政到外交，决策者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之路步步惊心，考验新一届执政团队的勇气、智慧和历史担当。

从十八大到两会，经历了中国特色的政治过渡，新一轮政治周期已经开始。寻路中国，路在何方？本期两会特别报道中，我们绘制了新一届内阁图谱，并试图用六个关键词，描述接下来中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让我们在纸上想象未来中国，并且以最乐观的心态，探寻中国决策者们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能路径。

无论是经济、军事、科技，或者是国际影响力，中国现在与周边国家的力量对比，都处在近一百多年来最有利的时期。

中国外交想要做好，关键要和“敌人”搞好关系。

什么时候把钓鱼岛问题真正解决了，中国周边环境面临的转型期也就走出来了。

201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周边安全形势很难说是恶化”

恰恰在过去一年间，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周边事态层出不穷：从2012年中菲黄岩岛对峙、中日钓鱼岛争端，到2013年初发酵的朝鲜核试验风波，这还不算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究竟如何评估当前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与五年前相比，是否称得上恶化？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宫力：很难说是恶化。尤其是陆地，北边俄罗斯、蒙古基本是安全的，西北与中亚地区都在可控状态。现在问题主要在海上，东海，南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林利民：我不认为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恶化了很多。无论是经济、军事、科技，或者是国际影响力，中国现在与周边国家的力量对比，都处在近一百多年来最有利的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李向阳：对于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我们称之为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或者叫“黑障期”，类似于火箭发射进入外太空必须要经历的特殊阶段，不适用于恶化或改善。钓鱼岛争端可以说是中国进入这个时期的重要标志。

无论是否称得上恶化，中国崛起本身对整个国际体系的确有极大冲击。这使得区域内外的大国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都在调整。美国重返亚洲最为典型。美国本来就跟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非常制度化，它因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忽视亚洲十年后重新回归，改变了一些国家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尤其是那些跟中国有领海、领土纠纷的国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这些国家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中美关系会回到冷战结束前的美苏关系模式，于是就选择跟美国站到一起。加上过去五到十年，对亚洲国家的援助不够。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美国一回归亚洲，反华的情绪一起爆发了。

李向阳：美国最担心中国一旦综合国力超过美国后，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在过去十年，亚洲的区域合作基本上是中国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从东盟“10+1”完成以后，本来下一步是亚洲统一市场，但是美国推行的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把这个进程打断了。中日钓鱼岛争端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是中日两个大国国力逆转的一个必然结果。现在周边国家都在看我们如何来解决钓鱼岛问题，他们害怕中国主导区域秩序规则的制定。

林利民：美国战略东移实际上是虚多于实，并不是一种进攻性的政策。现在中美关系基本趋于某种平衡。反而是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把战略东移说成是为了遏制中国，所以他们趁机闹事，但对美国来讲，中美合作是它的重中之重。

怎么处理中美、中俄关系？

美国对外奉行结盟政治，这种排他性体系让美国总能交到几个朋友，同时它的朋友也会影响美国的形象。中国不会学美国搞结盟外交，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再次重申“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然而，面对周边安全变化，中国该怎么处理对美国的关系？

林利民：关于大国责任的说法是西方人的思维。基督教讲究责任，要拯救整个世界，所以美国人就形成领导世界的思维，到处去干涉。中国人从不信宗教，没有觉得自己是救世主。中国是家族文化，家族文化是内向的，我把事情干完，在外面去发了财，做了官，最后还要回到我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李向阳：中国肯定需要承担国际责任。不是说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就是世界大国，你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承担责任的同时，中国也要获取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力，参与秩序的制定，这是相辅相成的。俄罗斯原来的重心在欧洲，逐渐往亚太地区转向，比如2012年在远东召开APEC峰会，也开始参与南海石油开采。俄罗斯从战略上不会与中国为敌，但从自身国家利益来说，不会放弃对亚洲地区事务的参与。俄罗斯在亚太发挥的作用还处于起步阶段。

郑永年：中国就喜欢和自己没有矛盾的国家打交道。其实中国外交想要做好，关键要和“敌人”搞好关系。“外交权力要进行顶层设计”

既然“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不能动，朝核、钓鱼岛、南海，一个一个问题该如何处置？中国在与周边国家打交道时，该奉行何种策略？

李向阳：以处理中日关系为例，这就涉及日本乃至美国对钓鱼岛问题基本的动机。日本想通过钓鱼岛争端，抹黑中国的形象，因为这样会使中国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境：中国对日强硬了，人家说你还没完成崛起就实行霸权政策；对日本软弱了，又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放在整个中国的和平发展这种大战略下看，什么时候把钓鱼岛问题真正解决了，中国周边环境面临的转型期也就走出来了。未来几年的关键，是要把“黑障期”变成中国崛起或者民族复兴的积累期。

宫力：没有能立即解决的问题。大的方向还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态势会不一样，会越来越有利于中国。

林利民：不选择战争手段，就只能搁置下来。不拖怎么办，这个东西又不能顺着民族主义情绪走。

郑永年：具体做法上看，首先要对外交权力进行顶层设计。中国外交层面太过庞杂，外交部、中联部、国防部、商务部，还有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都在搞外交，但是没有一个协调机构。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协调机构，能否设立一个副总理协助最高领导搞外交工作，在中国行政级别很重要。

还需要有一个大格局，作为世界老二，中国必须要跟国际合作。比如朝鲜核问题，中国就不能站在国际社会大多数的对立面。中国要学学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一个成功的大国就是两条：胡萝卜要甜，大棒也要硬。南海问题也一样，越南、菲律宾为什么闹得凶，原因就在于胡萝卜不够甜，大棒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