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的成长需要土壤

名校长的成长需要土壤

黄陂区王家河小学：江望生

在2015年11月27日全区的义务段教育教学工作会上，杨汉民局长在讲话中提到“名校长名师成长话题”；潘秀俊科长在发言中发出了一个疑问“黄陂有没有教育家？”这两点引发了我对名校长和教育家成长的思考。名校长教育家的造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有成长的土壤和一个教育实践漫长的过程。继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任时提出：“让教育家办学”以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同级别的“未来名校长”和“未来教育家”培训工程。本人因为年龄等方面的原因与这些培训擦肩而过。应该说，这些培训项目的设计的初衷是好的，有关方面也为之付出了心血和较高的成本。但是笔者以为这些“未来的名校长培训”和“未来教育家培训”是培养不出“教育家”和“名校长”的。教育家和名校长的成长需要有接地气、需要成长的土壤。教育家办学的主张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是教育的专业性质内在决定的。现在的问题是，教育家从哪里来呢？打开眼睛一看，现在达到教育家水平的人不多，很少，是稀缺资源。于是人们就想到了培训。他们的思路是：找到或培养教育家→把他们选拨进校长队伍→实现教育家办学；或者：现在校长还不是教育家→培养他们成为教育家→实现教育家办学。总之是先有教育家，再有教育家办学。

这样一种思路粗看起来很合理，但仔细一想，基本上是外行的思路。理由很简单：教育家不是培训出来的，教育家是在办教育的实践中成

长起来的！离开了办学实践，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教育家的！从实践途径来说，必须先让校长办学，才可能实现“让教育家办学”。其路径必然是：让校长办学→校长在办学过程中成长为教育家→实现让教育家办学。

这就是我是结论：先要实现校长办学，然后才能实现教育家办学。这正如先有厂长办厂，然后才有企业家办企业，企业家是厂长在办企业的过程中才能成长为企业家的，离开了办企业的过程，任何人都不可能成长为企业家的。

那么，现在的教育体制下，我们是在“让校长办学”吗？

所谓“办学”，我想大概是指这么一些内涵吧：一是投资。谁投资办这所学校，就可以说是谁在办学。二是谁确定这所学校的发展方向、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就可以说是谁在办学。三是管理，谁在管理这所学校，就可以说谁在办学。这正如一个企业，投资者、决策者、管理者，三者合一，谁可以说谁在办企业，谁就是“办企业”的人。现在校长们肯定不是投资人，投资人是国家，是政府（私立学校除外）。那么，校长们是学校发展方向、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的确定人吗？校长们是一所学校的真正的管理者吗？专家们的回答说是的，他们还有很多论证和阐述，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种文件、各项制度、每一次会议，也是把校长们当作这样的人在提要求，在提希望，在这样评价校长们，管理校长们，在按照这样的要求表扬或批评校长，任命校长或罢免校长。但是，如果你要去问一位校长，不管是在职的，还是已经离职的，

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曾真的确定过这所学校的发展方向、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曾是这所学校的真正的、最终的管理者。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项权力。现在大家都在大力提倡和推进特色学校建设。另一方面，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学校同质化倾向非常严重。中国这么大，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的条件相差这么远，成千上万的校长们本身对教育的认识、自身的志向和能力也千差万别，怎么最后办出来的学校都差不多呢？原因很简单，中国所有的学校（当然除私立学校之外），她们都只有一个投资主体，那就是国家、政府，她们的发展方向、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也都由国家、政府规定好了，校长其实只是执行人。当然，看上去校长们好像在管理着一所学校，校长天天威严地走进学校，安排着这，安排着那。但是体制内的人都知道，校长其实是政府的派出人员，代表政府、按照政府的要求在管理着这所学校。在政府机关里，有各式各样的专门机构，在校长之上、之外，指挥着校长，或者代替着校长，在管理着任何一所学校。我在公办学校做校长时，感觉到有无数只手，在操纵着我，推动着我，而我必须严格执行、不得不严格执行、只能严格执行。一句话，在中国，成千上万的公办学校，其实都不是校长办学。

这就是中国产生不了教育家的原因。教育家是在办学实践中不断锤炼、不断成长起来的。现在根本就不是你在办学，你怎么可能成长为教育家？这纯粹是空想。

因此，我们要实现教育家办学，培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对校长赋权：让校长真正成为办学主体。国家、政府投资办学校，这是政府的责任。然后用法律规范学校的地位，让学校真正成为社会一员，对社会负责。校长们依法办学，根据自己对社会发展的预测，按照社会对学校的要求，确定学校的发展方向、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管理学校的人财物，拥有一个法人应该拥有的所有权力，承担一个法人应该承担的所有责任。在这样的历练中，他们中最优秀的分子，才有可能逐步成长为教育家。那个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很现实地说：让教育家办学!

（作者系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