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危机探究

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危机探究i

摘要：城邦制度在希腊文明中的地位众所周知，城邦危机一直都是研究希腊城邦制度史上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城邦危机是在没有任何领土扩张，奴隶制经济在低谷中徘徊发展，加剧了社会分化，从而动摇了城邦赖以生存的基础，导致城邦危机。

关键词：城邦危机雅典斯巴达奴隶制经济伯罗奔尼撒战争

正文：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一404年),在整个古代希腊世界历史上发生过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希腊城邦由极盛走向全面危机的转折点。危机的表现为邦际之间的战争频繁，霸权旋起旋仆，各邦丧失充分自卫能力，公民兵越来越明显地被雇佣兵所代替。在此起彼伏的战争中，各城邦的人力和物力都加快消耗，小农经济无法经受战争和富人的挤压，大批破产。少部分人靠战争和牺牲小农的利益成为巨富。深入探讨城邦危机的发生与深化,对于研究古典城邦的兴衰和奴隶制的发展规律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以雅典和斯巴达的城邦危机为例来具体说明古典时代末期希腊城邦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

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维持自给生而具有足够人数的公民集团。城邦是一种早期的奴隶制国家, 是一个政治、经济的社会共同体, 建立在古典所有制基础上。上述规范决定了城邦在建立之初, 一定是小国寡民, 具有原始性。这种结构也决定了城邦范围内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是狭小的有限的, 公民集体是封闭的排外的团体, 具有较强的保守性。事实上, 为了城邦的生存和发展, 公民集体的固有状态至关重要, 甚至必须利用国家机器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制移民, 来保证城邦社会制度的稳定、发展。因为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 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

公元前5 世纪中叶, 随着希波战争的胜利, 雅典由一个早期的奴隶制城邦一跃成为拥有众多附属国的希腊霸国后, 问题就产生了。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使城邦的所有制形式公民权、土地所有权、士兵三位一体的特点无一例外地受到猛烈的冲击。人数众多的廉价的奴隶劳动实际上对公民集体是一种异己的力量, 公民集体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共同体继续存在的前提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自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持平等以及作为他们财产继续存在的条件的本人劳动开始遭到破坏。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城邦统治显然不能适应奴隶制在更高阶段发展的历史趋势, 这个不能适应揭示出城邦制度到这个时期已经过时, 奴隶制或在更高阶段上重演或长期衰落下去。雅典没有符合这种趋势的新制度, 结果一步步陷入危机的漩窝

中去。雅典国家有其独有的特点或特征, 但它首先是一个奴隶制城邦。对奴隶制城邦而言, 奴隶制的发展, 同小土地所有制的瓦解, 密切相关。奴隶制的发展有助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 两者互相起促进作用。对于小土地所有制则不然, 奴隶制的发展, 促使小农破产, 造成小农经济梢溃, 这样,奴隶制反倒成了城邦的离心力。因此 , 古典奴隶所有制走向瓦解自是无法挽回的历史趋势, 城邦产生危机也是势所必然的。雅典城邦危机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的, 它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阶级矛盾激化、与斯巴达冲突加剧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由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公元前5世纪一雅典为代表的奴隶制经济的特点是：（一）奴隶使用普遍，但规模小，可以成为大奴隶主的公民和小奴隶主之间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二）在奴隶制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小农和小作坊的经济；（三）奴隶劳动使用与商品生产的比重比较大；（四）希腊各邦一般不以本城公民为奴，所使用的奴隶都是外邦人和蛮族人。但在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集团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它把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卷了进去，希腊从此进入一个动荡不已的年代。刀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撤战争使希腊的经济和生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战争造成了田园荒芜，城市残破，大量的自由民破产，奴隶的数量激增，而奴隶制的发展排斥小农与小手工业者，作为城邦经济基础的小农与小手工业者的破坏导致了城邦经济的破产。希腊城邦的阶级矛盾激化，从而引发了下来城邦之间的混战。与小农、小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奴隶制农庄和手工作坊的出现。这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实破坏了城邦生活的基础。从实质上来说，城邦危机本身就是奴隶制发展的结果。奴隶制经济要求建立大国甚至帝国，原来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却和这一要求背道而驰。持续不断的大小争霸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奴隶充斥着奴隶市场，一次又一次地使你离价格降低，于是奴仆成群的大奴隶主日见增多。和大奴隶制经济的流行相伴，公民中的小农和独立的手工业者则处境困难，破产日多。原本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第三等级在此时却受创最剧，人数大减，很多人沦为了无地公民，甚至流离失所，靠当雇佣兵糊口。综上所述，可知曾作为古典城邦体制基础的小农与手工业者以及兵农合一的公民兵制此时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广大贫民与大奴隶主的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城邦内部的阶级斗争再次高涨起来。贫者与富者的矛盾因此尖锐化，社会冲突加剧，重分土地和财产这类古风时代的口号重新在希腊出现，君主制的特殊形式僭主制在混乱之中再次流行。这一切虽然不是同时出现的，也不是所有希腊城邦都经历了同样的危机，但各邦的发展趋势却是完全一致的。这预示一个统一的、能切实保护富有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君主专制政权即将在希腊出现和平等公社的解体。

城邦危机最先出现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胜利的一方—斯巴达。一向守贫的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获得前所未有的荣誉、金钱和权力。斯巴达统帅来山德曾一次从小亚运回2000塔兰特巨款。当雅典投降后他凯旋回国时，又带回整车的黄金。他本人和他的许多将领都发了横财，从穷汉变为富翁。由于财富和经济先进国家的文化象洪流一样涌入这个国家，来库古改革创立的公民平等原则和艰苦奋斗的传统被迅速冲垮：人们疯狂地追逐钱财，积蓄家产。一些强者通过牺牲弱者的利益更加富足，一些弱者越发贫困。不同的财产伴生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产生不同的集团，平等者不再平等，公平的原则被抛弃，斯巴达开始了无可挽回的衰落过程。公元前4世初，原属国有的公民份地可正式转让，公开承认土地私有化。斯巴达的富人越发肆无忌惮地并吞小农的土地，短短时间，斯巴达公民人数就减少到1900人左右，而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公民则仅剩下1000人。公元前399年，以基那敦为首的“下等者”预谋起义，企图推翻斯巴达贵族统治。他们甚至串连皮里阿西人和希洛人，因为只要向这些人提到斯巴达人，他们就表示出要生吞活剥斯巴达人的心情。只是由于叛徒出卖，起义才被遏止。然而，曾经令人羡慕不已的斯巴达的稳定已一去不返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雅典元气大损，公民人数由战前的4万减至约2万。经过一段休养生息，雅典的政治、经济有所恢复，民主制进一步发展，公民大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加强，主持公民大会的权力和主持500人议事会的权力分离。大会执行主席由非值班的9个主席团各出一人组成，不再由值班主席团主席担任。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地方主义对大会决议的影响。公民大会的讲台不再由出身名门望族的人所主导，一批出自各种家庭的政治家、演说家脱颖而出，这是民主生活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人，是民主制度的热情讴歌者。公民参加公共活动得到的津贴项目增多，金额越来越大，不仅出席公民大会享受津贴福利（起初1奥波尔，逐渐增至1德拉克马），而且观看戏剧也发放津贴。这些福利虽然鼓励了贫苦公民参政的积极性，但也同在公民兵中引入津贴一样，使过去自觉的奉献变为有偿的服务，自觉的义务变为有偿的交换。公民热衷于个人创收，宁愿雇外邦人当兵打仗，而不愿自己服兵役义务。公民兵在对外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日益淡薄。在经济方面，少数富人的财产明显增多，在最富有的1200人中间，财产大多在5塔兰特左右，多的高达数百塔兰特，少的也有2塔兰特。他们的收入来源已不再局限于地产。一些人经营起过去由外邦人经营的手工作坊、银钱兑换业务，有的通过为外邦统治者服务赚取报酬，有的还经营澡堂、妓院、酒馆、房地产。每人均拥有大量奴隶，奴隶与公民人数的比例显然加大。外邦人在雅典经济活动的主要领域仍然是手工业、商业，雅典两家最大的奴隶作坊主均是外邦人。私有经济的进步使雅典在丧失了附属国的巨额贡款之后仍然能得到大量收入，公民的福利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这有利于小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