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化

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化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使得素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遭受了割地、赔款的屈辱。战争的创痛与屈辱并没有使清政府就此走上改弦更张、图谋自强的道路。直到20年后再度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痛，清政府才开始了图谋自强的洋务运动，被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然而，中国的近代化何以没有发端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呢，而是延迟了20年之久？这不禁引发我们的思考与探究。

对于这一问题，学界迄今尚无深入的研究，更无圆满的答案。一般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万年合约”的签订，朝野复归恬嬉，无人再谈夷务，而传统的天朝观念与夷夏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化起步的重要羁绊。然而事实也许远非如此简单。仔细翻阅当时的一些档案资料，便可发现，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时，清朝决策层曾有过卧薪尝胆、图谋自强的意图，也曾对如何加强善后防务问题进行过严肃的讨论，曾经出现的美好设想并没有转化为现实。

尽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冲击是有限的，但是在沿海将帅与道光皇帝的心中，战争的创痛不可能轻易平复。而他们正是当时中国沿海防务的决策者。在西方炮火的震撼下，他们曾经产生过谋求自强、改进武器的想法，而广东甚至已经在改进武器、师夷长技的实践中取得了重要成果。遗憾的是在经历了一次次的讨论之后，广东的经验被否定，自强的意识逐步淡化，中国并没有就此走上武器革新的早期近代化之路。分析其中的原因，学界通常认为是“天朝观念”、“夷夏观念”根深蒂固的结果。然而，从战时或善后防务的讨论来看，这一论断却似是而非。

在当时决策者的观念中，天朝观念、夷夏观念并没有阻止其学习西方、改进船炮的努力与尝试。而道光帝等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倒是更有可能中断了诸多武器近代化的尝试。而恰

这又与最高决策者对于谋求自强的长久性、艰巨性认识的模糊密切相关。不容否认，当清朝官兵最初接触英军时，他们的战受决策是以传统的天朝观念为依据的。而这一观念又是与其错误的西方知识体系相表里的。诸如茶叶大黄之说、夷人腿脚不灵、夷船吃水过身等错误认识，都助长了决策者虚骄的心态。但随着前线将帅对西方认识的增进，当他们认识到夷人不但船坚炮利，而且腿脚灵便，夷船不仅可以飞驰海上，而且可以驶入长江等事实时，这种虚骄的天朝观念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面对战争的生死考验，沿海将帅纷纷主张仿造夷船夷炮，战时的广东便开始了大规模的仿造船炮的实践，战后的道光帝不仅支持广东仿造船炮的实践，而且多次谕令各省仿造战船。可以说，在决策者的观念中，仿造夷船的观念与行为并没有收到夷夏观念的挑战。

从整个战时与战后防务的讨论与决策来看，与其说是夷夏观念阻止了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武器的步伐，不如说首先是决策者特别是道光帝急功近利的心态影响了这一尝试，而这又是他们对中国武器近代化长久性与艰巨性认识不足使然。这在试造火轮船与水雷的问题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可以说，决策层特别是最高决策者道光帝对于学习西方认识的模糊时此期中国近代化未能起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一点在第二次鸦片中就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当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于一个“后发外生型”的近代化来说，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地方督抚将帅因循守旧的官场作风也是导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化难以启动的原因之一。当战事方酣之际，与广东地方督抚将帅一样，江浙沿海地区的督抚将帅如刘韵珂、耆英等都清楚地认识到仿造西方先进武器的必要性，并多次在奏折中谈到，并表示战时仿造战船，缓不济急，只有战争结束后才能从容置办，图谋长久之计。但是，随着战争的介绍，危机的解除，他们很快又回到了战前因循守旧的颓废状态。这也就构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化未能启动的又一原因。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性以及近代化发展迟缓的问题，很多历史学家给出了他们独到的见解，如蒋廷黻曾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论人论地，中国本可以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到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人跟人与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他也十分明确的强调：“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也让我们明白：“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其实追溯过去近代化的开端与起步，更多的也只是为了了解民族的历史，更好的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1、《青年学术论坛》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中国近代史》蒋廷黻

3、《天朝的崩溃：战争再研究》茅海建

4、“百度知道”搜索“中国鸦片战争”

班级：社会科学试验班1022

姓名：李金怀

学号：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