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_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

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

桑　兵

内容提要　导致1927年厦门大学国学院解体的两大内因,即因缘北京大学而来的鲁迅与所谓现代评论派的冲突,以及国学院与校长林文庆及理科的过节,虽有各种复杂的人事纠葛与性格冲突,本身并无政治上实质性的大是大非,不宜单从鲁迅一面立论,将冲突各方推向反面或视为异类。不过,跳出具体的个人恩怨,此事蕴藏着那一时期中国政治与学术重新分化组合的征兆。面对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五四以来笼统的政治派分进一步分解,学者则在意见分歧中走向各执一端的狭境。

关键词　鲁迅　厦门大学国学院　现代评论派

梁启超曾经指出,近代史不易征信近真的要因之一,在于当事人往往将真迹放大。①一旦相关人数稍多而又利害各异,所反映的史实不免依据各人的立场和利害而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放大或缩小,以致各自提供的关于同一事件的图像无法重合,形成各种版本的“罗生门”。对此,后世史家本应收集比勘各种记载,去伪存真或伪中求真,以求接近事实真相。但治史之人同样难以避免主观感情,每每以所研究人物为中心取证,或替相关人物人为划定取信标

①《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专集》第1册,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页。

《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

准,结果史料的感情色彩通过研究非但未能过滤消除,反而进一步扩大。由此可见,在学术领域若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则无是非可言,无信史可征。1926—1927年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即为典型个案。此事牵涉鲁迅、林语堂、顾颉刚、林文庆、沈兼士、张星　、刘树杞、秉志等众多近代学术文化界知名人士,背后还牵连“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冲突的夙怨,夹杂厦大教职员内部外籍与本省的明争暗斗,深一层考察,更有中国社会矛盾与学术转型的纠葛。剖析此案,不仅有助于认识同类事件,而且可提供方法的借鉴。

(一)

厦门大学国学院的主干班底,几乎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其矛盾冲突的核心,也基本因缘这一人脉关系而来。

1926年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加紧迫害进步知识界,五四以来一直是新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的新进教师不安于位,纷纷走避。厦门大学新设国学院,曾在北大国学门任职的林语堂移席厦大,担任文科主任,欲吸引人才以壮声势,广为联络,结果以北京大学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首的一批北大出身者联袂南下。厦门大学公布的国学院首批新聘教职员中,林语堂、沈兼士分别担任总秘书和主任,研究教授周树人、顾颉刚、张星　,考古学导师林万里,陈列部干事黄坚,编辑部干事孙伏园,出版部干事章廷谦,图书部干事陈乃乾,英文编辑潘家洵,编辑容肇祖、丁山、林景良、王肇鼎,除后二人外,其余均出身北大,直接与北大国学门有渊源者就有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容肇祖、丁山等5人。①

人脉转移,矛盾随之。刚刚半年,厦大国学院就在错综复杂的①《新聘教职员略历》,《厦门大学周刊》第156、157期,1926年9月25日、10月2日。

冲突中宣告解体。其中要因,作为当事人的鲁迅在其书信日记中记载和抨击较多的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所谓“现代评论”派。相当长的时期内,循着以鲁迅为中轴线解释历史的框架,一方的说词不仅是历史的证言,还几乎成了定案的判决。尤其是在顾颉刚的背后牵扯上胡适这一条线,更演变成阶级与路线的生死之争。近20余年来,随着观念的改变和研究的深入,认识从两方面发生变化。其一,对胡适的研究趋于客观,进而重新检讨鲁迅与胡适的关系,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们之间的分歧谈论较多,对他们在20年代中期之前的一致性评介不足;而在指出他们分歧的时候,对于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又缺乏过细的分析。”论证两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关系较好,互相敬重。此后因政治观点相左,才逐渐疏离直

到对立。①其二,重新肯定顾颉刚的学术地位与成就,并具体分析他与胡适、陈源及“现代评论”派的关系。早在1978年,汪毅夫就撰文指出所谓厦大的“现代评论”派势力,“组织上既不属于现代评论派,思想倾向上亦不如该派之强烈”。顾颉刚虽然自称佩服胡适、陈源,“组织上却属于《语丝》派,是《语丝》的十六名撰稿人之一,同现

代评论派毕竟有所区别”②。近年顾潮所著《历劫终教志不灰——

我的父亲顾颉刚》,更依据顾氏遗留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深入剖析了顾颉刚与鲁迅结怨的前因后果。原来北京大学因蔡元培实行教授治校,为了争夺权利,教授会分为英美、法日两大派系,经常彼此明争暗斗。胡适、陈源等是英美派的中坚,浙江籍的三沈二马则是法日派的中坚。周氏兄弟属于法日派,顾颉刚虽然身份上超然物外,职位却介乎其间,不免两面不讨好,得咎于法日派。由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

①②《鲁迅在厦门若干史实考》,《福建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

陈漱渝:《鲁迅与胡适:从同一战阵到不同营垒》,耿云志、闻黎明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47—363页。

于在北大时期的宿怨,加上鲁迅听说顾颉刚推重与自己矛盾极深的陈源,以及两人在待人处世和治学风格方面的诸多差异,共事于弹丸之地,人脉上又继续北大国文系的矛盾纠葛,鲁迅还缺乏容忍

精神,冲突在所难免。

①依据上述分析,厦门大学国学院冲突很难被视为有意义的思想政治斗争,至多不过是以派系矛盾为背景的个人恩怨。相对而言,这样的看法较从前上纲上线的夸大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不过,新的解释仍存在若干不尽不实之处。首先是关于具体史实的指认,一些人意识到突出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既不可能提到思想政治斗争的高度,反而有损于鲁迅的形象,或者从为顾颉刚开脱的愿望出发,都试图将鲁、顾矛盾降到次要位置。此说亦有所本,据说1927年1月初鲁迅辞职风声传出,校长林文庆为推脱责任,向外宣称鲁迅之行系由国学院内部分为胡适派与鲁迅派相互冲突之故,为媒体所揭载。为此,国学院开会质问林文庆,鲁迅、顾颉刚、林语堂、陈万里、章廷谦等人还亲赴报社,否认其事。报社为此道歉,

并刊登更正启事。②其实,当事双方对于彼此过节均心知肚明,耿

耿于怀。鲁迅坦言:“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人物的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

而不说。”③所谓“秘”,主要是对外,与许广平等人的通信中,即直言不讳。

顾颉刚开始对双方矛盾的反应似不如鲁迅那样强烈,但也决非懵然无知。目前所见顾氏对有关事情的直接记载,几乎都在鲁迅《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

①②③《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0页。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136页。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