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论文论唐代时期的“佛道之争”

论文
题目：论唐代时期的“佛道之争”学院：文法学院
专业：法学
班级：法学122
学号：201250725237
姓名：***
指导教师：任汝平
目录引言
一、佛道产生的背景
（一）道之产生
（二）佛之产生
二、佛道之争的背景
三、唐代的佛道的发展及冲突
（一）起因
（二）发展
（三）结果
四、唐代佛道之争的结局及其评价结语
论唐代时期的“佛道之争”
引言：
自道教初兴，佛教东来，初期颇有互相利用之处，因两者所标义旨，间有相同。

佛教传入之初，译天竺文为汉字，尝袭用道家字义，后道家亦有袭用佛教教义者。

惟道家对于佛教之输入中土，因信奉者日多，遂与之发生冲突，历汉、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而未衰。

佛教传入中土，传统文化之卫道者一则以佛教来自印度，乃夷狄之教，以为夷狄文化低落，不及华夏，故不当信从。

二则以华夷地域不同，益证老子序中以东为木，属阳，为道之所出；西为金，属阴，为佛之所生。

阳尊阴卑，故道教优于佛教。

三则以华夷之间，种族不同，夷人始信佛教，华人不当信。

四则以佛教之流入中土，每致国家之衰乱，故不应信。

佛道之争，虽属宗教冲突，然二者之兴替，皆不离帝王之爱恶亲仇，结果有力者较易获胜，失败者，每遭毁灭之厄运。

本文便从唐朝佛道之争论起。

一、佛道产生的背景
（一）道之产生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从酝酿萌芽到最后形成教团组织，有着漫长的过程。

道教是中国远古的宗教思想（如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等）、传统的鬼神观念、先秦的道家哲学和神仙方术逐渐融汇整合的产物。

秦汉之际，修炼长生成仙之术的方士们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尚无教团组织。

到东汉后期，曾辅佐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的留侯张良的八世孙、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张道陵，于江西龙虎山修炼得道后，闻蜀地民风淳朴，于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来到西蜀鹤鸣山传教，"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威之法"。

因为信徒尊奉张道陵为天师，所以这个道派被称为天师道。

又因受道者要交纳五斗米以表虔诚信奉之心，故俗称五斗米道。

张道陵创立天师道后不久，至汉灵帝时（公元168-189年），北方又有太平道崛起，其领袖为张角。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太平经》教化徒众，转相传播，十几年间道徒达数十万人。

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便利用太平道这一宗教组织发动了著名的"黄巾起义"。

后被镇压，太平道从此传授不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隋唐时期，道教十分兴盛。

特别是唐代，由于李氏皇室为抬高自己的出身门第，自称老子（名李耳）是其始祖，于是对奉老子为太上老君的道教十分优渥。

唐高宗给老子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

唐玄宗给老子上尊号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亲注《道德经》。

（最早注解《道德经》的皇帝是梁武帝。

）
唐代，道教高道辈出，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张果、叶法善等在当时声名卓著。

（二）佛之产生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因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取得修行成功后，被称为“佛陀”而得名。

公元前5、6世纪曾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a Gautama)不满当时印度社会婆罗门教的独尊地位和种姓制度，于是创立了反对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之一的佛教，到现在为止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

公元前3世纪，佛教在古印度国王阿育王的护持下，由印度本土向国外发展；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由北印度经中亚地区丝绸之路和海路传入中国。

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

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

魏晋之际，佛教更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在社会上层中广泛流传。

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

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

偏于谈理，实际延续的是玄学清谈的习惯，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

唐代是一个宗教文化的时代。

佛教、道教、儒教以及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袄教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信众。

朝廷文教基本是以一种儒学治国（表现是以儒家经典选拔政治人才），以宗教治身并允许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

其中以佛教最盛，最盛的原因与王室的北朝背景大有关系。

二、佛道之争的背景
佛道之争，可以说是从顾欢的《夏夷论》开始的。

顾欢是南北朝的隐士，晚年喜欢服食、信黄老，作《夏夷论》攻击佛教。

顾欢认为，佛道本是一回事，宗旨一样，但表现不同。

如道士是华族装束，宽衣大带。

佛僧则剃去头发，穿着僧衣。

华人土葬，僧人火化。

僧人用的，都是夷狄的风俗等。

对华人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

他因此认为，不应该学习佛教。

因为道和佛从事的道一样，所以用不着向佛教学。

生活习惯根本不同，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都用不着佛教。

当时刘宋的宰相袁粲托名“通公”，出来反驳。

认为周孔老庄与佛教宗旨，以及修行目的都不同。

后来又有几个人出来反驳。

他们认为无论夷、夏人都是生活在天地间、日月下，有着共同的爱憎。

真道只有一个，大家都应服从。

道教追求羽化登仙，是不可能实现的。

只有老子五千言，还有可取之处。

明僧绍的《正二教论》再三强调老庄和长生术不是一回事。

认为佛教道教，本质并不一样。

认为佛比道高得多，佛可以兼包道教，道则不能兼包佛教。

夏夷之争，理论上似嫌浮浅。

但其争论并不是为了理论是非，而是民族利益以及封建法权等引起的争执。

并酿成一次次的灭佛或灭道，这完全取决于
当朝皇帝的信仰倾向等。

到了唐代，佛道论争的形势变化为，老子哲学被推到了第一线。

唐代佛道论争主要有三次。

一次是傅奕反佛；第二次是为翻译老子，玄奘法师和蔡晃道士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李荣为道教代表和佛教的往复争论。

而唐代的佛道论争不仅涉及二教地位的先后主次、教理教义，也是由于宗教势力与封建法权的矛盾，而导致或促使佛道的激烈论争。

三、唐代的佛道的发展及冲突
（一）起因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推翻隋朝的统治，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唐王朝。

唐统治者接受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

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

唐代诸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较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着眼，并且通过儒、释、道三教的次序安排表现出来。

总体上看，唐王朝对三教是采取以儒家为主体，对佛、道两家调和并用的政策。

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在具体执行中往往有所侧重。

（二）发展
高祖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首先发难，上表批评佛教，罗列罪状，请求罢废。

他突出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太史令傅奕上减省寺塔废僧尼事》，《广弘明集》卷十一)。

当时因护法沙门法琳“频诣阙庭”，多方申辩，使唐高祖将傅奕上表暂时搁置。

但傅奕并未停止对佛教的攻击，而是“公然宣布遐迩。

秃丁之诮，闾里盛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法琳别传》卷上)，给佛教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

于是，佛教徒们纷起撰文反击，如释普应作《破邪论》二卷，李师政撰《内德论》和《正邪论》。

法琳认为，这些文章难以击中要害，故而另辟蹊径，“案孔、老二教师敬佛文，就彼宗承斥其虚谬”，作《破邪论》。

同时他上《启》与储贰、亲王及公卿、侯伯，寻求朝廷内部和达官显贵们的支持。

不久，太子李建成等奏上《破邪论》，高祖看后，动摇了重道破佛的决心。

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揭露佛教弊害，坚请罢除。

文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

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

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

”(《傅奕传》，《旧唐书》卷七九)道教徒借此机会，也展开对佛教的抨击。

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

道教徒们的直接参战，使佛道之争明朗化、公开化，从而也给佛教徒提供了更多反驳的理由。

法琳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趋于激化。

高祖先欲废除佛教，后又下诏同时沙汰佛、道，但都未能施行。

唐太宗贞观初年，佛道关系相对平静。

贞观六年(632)，傅奕再次上书，“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广弘明集》卷七)。

贞观七年，太子中舍辛谓“心存道术，轻弄佛法”，设难问佛教徒。

释慧净著《析疑论》予以回答，释法琳更广《析疑论》为答，使论战深入展开。

佛道的长期争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贞观十一年(637)，李世民下诏，对累代以来那种“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表示十分不满，宣布“朕之本系，起自柱下。

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

这样，佛、道的高下之争，变成了体现李唐皇族尊卑等差的政治问题。

佛教徒对此不服，于是释智实等上《论道士处僧尼前表》，指责道教“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实是左道之苗”，宣称若道士“位在僧尼之上，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

太宗敕令，凡不服者予以杖击。

智实仍示不服，愿受朝堂杖责，不久即病卒。

贞观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所著《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

唐太宗大怒，即令推问法琳，沙汰僧尼。

法琳被流放益州，次年病亡于途中。

唐初佛道之争告一段落。

（三）结果
这次佛道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为了竞争新王朝对自己的有力支持，争夺社会舆论和更多的信徒，宗派情绪十分浓厚。

但从斗争的最终结局看，反映的是唐初帝王在宗教政策上的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

唐王朝建立之初，面临许多问题，极需神权的扶持。

佛、道两教无疑都能起到光饰朝廷和神化政权的作用，但相比而言，道教既是汉民族自创的宗教，与传统文化比较接近，这就具备了特殊的优越条件；更何况李姓的道教之祖对于唐皇室来说，增添了历史的荣耀和神圣的依据。

故唐初统治者在对佛、道同时利用的基础上，于公开场合往往对道教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但唐初统治者也清楚，佛教在隋代曾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是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的突击端门事件；612年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聚众数万人，河北唐县宋子贤拥众千余家，也用“弥勒出世”号召群众，武装暴动。

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军围击洛阳王世充，需要联合少林寺僧众；武德五年(622)，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二千余；江南禅僧密、集，与叛军乱民混杂在一起，情况更加复杂。

因此，新王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简单地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显然都不合适。

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定下道、儒、释的位次，说：“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

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意思是说，道教在前，只是虚位，并不意味着它高出于儒家；崇道的本质唯在尊君，即更有效地推行君权政治。

从中可以看出唐高祖对佛、道的基本政策。

四、唐代佛道之争的结局及其评价
佛道关系既不是单纯的两教关系，佛道政策也不是单纯的两教政策。

隋唐时期，佛、道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与儒家形成鼎立之势，进入三教鼎立的时期。

在此现实形势下，唐初统治者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把恢复儒学和发展经学始终置于首要地位。

在他们看来，宗教神学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

唐高祖就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

”(《唐会要》卷四七)武德七年，下诏兴学，指出：“沙门事佛，灵宇相望。

朝贤宗儒，辟雍顿废。

王公以下，宁得不惭？”(《册府元龟》卷五十)唐太宗即位之初，便立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于殿内讲论经义。

他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贞观政要》卷六)贞观七年，命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统一儒学。

贞观八年，文德皇后对太子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在唐初统治者看来，佛、道都有对国家不利的一面，但又有可借以利用的一面。

就可利用的一面说，佛教有助于“治化”，发挥哲理优势；道教则可神化宗祖，抬高皇室，打击旧贵族势力。

道教若否定佛教在“治化”方面的贡献，佛教若攻击道教之宗祖，对他们来说都不能容许。

唐初统治者寄希望于佛、道的，是要它们从思想上配合儒家，为巩固李唐王朝做出贡献。

因此，如何协调三教关系，使三教各自发挥作用，就成了唐代诸帝的重要议题。

其中“三教谈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设的。

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国子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

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

高祖对此十分满意，说：“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则蔽。

”(《佛祖统纪》卷三九)所谓“德明一举则蔽”，就是以儒家学说统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

这种“三教谈论”的方式，几乎为唐代诸帝普遍采用。

可以看出，“三教谈论”在形式上给予三教以平等地位，实际上则是在皇帝亲自指挥下，以儒家为主干，对佛、道进行协调和统一的措施。

谈论的内容和结果，直接由儒家学说和王权政治来决定。

结语
佛道二教各有其特色与信众，对立结果往往意气用事，各成派系，排斥异己，或互相诋毁，如佛徒着笑道论，道流亦作笑佛论以敌之，各揭彼短，以扬己善，极尽对骂之能事。

然佛道二教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数代之发展而更深入民间，牢不可拔，影响后世学术思想甚巨。

如新字体、词汇之广及学术领域，儒、释、道三教融合而产生宋代理学等，可谓思想文艺上之重大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