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武羌族民俗文化的思考

关于平武羌族民俗文化的思考

平武县委党校讲师龙文萍

羌族是中国历史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现代羌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西北部，以聚居为主。主要聚居地分别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和松潘县部分地区，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及平武县南部地区。平武县南部属于四川羌族聚居区的东北边缘地区，羌族主要分布在平通、豆叩、大印、锁江、平南和徐塘6个乡镇，学术上通常称为“平武羌区”或“豆叩羌区”。

由于历史的原因，平武南部这个白草羌人曾经聚居的地方，经过千百年的变迁，在汉族移民陆续迁入、不同民族不断的融合、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当地白草羌人的传统生活习俗、民族文化等，也就以同样的速度迅速消失或濒于消失，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和群体变成了本质上的汉族。

在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四川省平武县南部地区的清漪江流域因为“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当地人没有表现出对自己族籍身份的认同”而未被当做少数民族。他们说着地道的四川话，和汉族一样地生活劳作，外界和他们自己渐渐将羌族的历史淡忘了。50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学者从史学的角度论证了清漪江流域的羌族身份。于是，国家在专家学者的论证之后，便予以了承认。2003年7月9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民政【2003】17号）批复：平武县将

原平南乡改建为平南羌族乡，将原徐塘乡改建为徐塘羌族乡，将原锁江乡改建为锁江羌族乡。

一、追溯平武羌族历史

平武羌族主要分布在平武县南部包括平通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在自然地理上，这里与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小园、金凤、都坝等几个羌族乡以及阿坝松潘县白羊羌族乡山水相连。此地自古以来就多为少数民族生活和活动的区域，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殷商时期，我国西部居住着氐羌部落；《后汉书西羌传》：“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雋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隋书地理志》记载：“平武、汶山，皆连杂氐羌。”《龙安府志》记载：“龙郡僻处边陲，皆在氐羌。”《北史》记载：“邓至者，白水羌也，世为羌豪，因地名号，自称邓至。其地自街亭以东，平武以西，汶岭以北，宕昌以南，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说明在当时的平武地区，不但有白马氐，还有白水羌，而白水羌分布在当时的平武以西；平武县境内也有“平羌崖”等具有羌文化特点的地名，这说明自古以来平武地区就有羌人活动。

二、残存的羌族民俗文化

表面上看，旧时的白草羌人的典型文化已经荡然无存，但深挖下去，特别是通过某些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还是能发

掘出这个族群在文化交融变换的地方还是有羌族的特质存在。当深入到寨子和老乡的家中，发现当地羌族群众仍然保留了许多自己民族独有的民风民俗，并从中显示出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住在高山之上的老人们仍然喜着青布长衫、头包白头帕、脚穿绣花鞋（云云鞋）；配子、安神仍请端公；在火塘中用三脚与鼎锅煮饭，并以此为火神和灶神；火塘上方熏着大块的腊肉和猪脚膀；在堂屋神榜下方仍然供奉着坛神（角神）；仍然居住着三层吊脚木石楼房；旧时的羌族风格的寨房、碉楼等仍然存在；饮食习惯上仍保留着别具特色的酸菜、泡菜、干腌菜以及独具特色的“炒炒饭”、“搅团”和“火烧馍”……

曾维益教授在《平武的民族》第九章《平武县之羌族》中指出，豆叩羌区保存着北川已经无法寻觅的传统文化。最为典型的一是神龛供奉，二就是端公信仰。羌民家中供奉的神龛上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姓氏，与中原汉族神龛上仅仅供奉父系祖先极大的不同，这主要因为当地一直流行着入赘的婚俗，即当地人称为“抱儿子”。汉族人通过“抱儿子”的方式与当地人通婚，入赘女方时，虽然要改为妻姓，但是他可以将其原有的姓氏加在神榜之上，所以，在很多家庭里都可以看到其神榜上供奉的姓氏都是两个以上的。这表明“抱儿子”这种入赘婚一方面潜藏着羌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他又融入了汉文化，使锁江成为汉羌文化碰撞及相溶之地。

而端公信仰是平武最具羌族文化特色东西，北川在申请羌族自治县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羌族文化已被消磨得几近殆尽，在当地已无传承羌族文化的端公，于是，北川羌族就北上到平武豆叩羌区向当地的羌族端公学习。

三、平武羌族民俗文化消失或濒于消失的原因

（一）羌汉逐渐融合

早在蜀汉时期诸葛亮在今南坝设置江油戍时，进入氐羌地戍守的士兵由于长期驻扎，得不到轮换，多数无法返回原地，只好留居本地，与当地土著氐羌人通婚，逐渐变成当地居民，这大概是县境内最早的羌汉民族融合。

唐朝时，平武境内的民族构成仍以氐羌等少数民族为主，这一阶段，又有一部分内地汉族士兵留籍平武，并与当地氐羌人通婚，被融入与土著氐羌民族之中了。

宋代，县境内的少数民族被称为“龙州番部”（龙州为宋朝时期对平武地区的称谓）。南宋末年，在平武地区设置土司，派汉官担任世袭土官（赐江南扬州府进士王行俭为龙州三寨长官司之职），实行以“土官治土民”的统治措施，而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则为薛、王二氏，他们均为汉人。随着其统治的加强，一部分汉族开始进入平武的响岩、南坝等河谷地带，当地的氐羌人由此开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汉文化影响。

元末明初，由于统治者对平武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

制度，在政治上强化统治，军事上加强镇压，从而造成民族地区的动荡不安，朱元璋命驻守西北的官军须在当地设置军事设施，以防止当地少数民族作乱。于是官军便在县境内修筑大量的关、堡、墩、台等军事设施，以对番人实施弹压。由于明军在平武大量屯兵，大量汉族军士留籍平武，改变了长期以来平武汉少番多的局面，汉族文化对氐羌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大。

（二）汉化程度加快

明末，民族矛盾日趋激化，龙州宣抚司薛兆乾纠集部分少数民族作乱，明朝廷平息战乱后，对平武羌番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为加强对平武境内羌人的统治，实行强制的汉化政策，首先将羌人姓名一律改为汉姓；又赐给每个寨子白旗一副，树立寨中作为降附标志；还命令每寨必须供奉“万岁牌”位；强制羌人每年每人必须纳贡，“示不复为羌也”。还强行拆除碉房，改为木构房。衣食住行必须与当地汉人相同，强迫羌人在文化、心理上与汉人同化。《蜀中边防记》载其事道：羌人“须其蓄发顶巾，送子读书，习俗华语。”明王朝采取的这些策略，既削弱了土司的势力，又缩小了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还分解了少数民族的凝聚力，最终改变了这些少数民族的族属。从此，平武境内的羌人在政治上丧失了民族的相对独立性，生活习俗上又丧失了其自主性。

而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既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