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武羌族民俗文化的思考

关于平武羌族民俗文化的思考
平武县委党校讲师龙文萍
羌族是中国历史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

现代羌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西北部，以聚居为主。

主要聚居地分别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和松潘县部分地区，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及平武县南部地区。

平武县南部属于四川羌族聚居区的东北边缘地区，羌族主要分布在平通、豆叩、大印、锁江、平南和徐塘6个乡镇，学术上通常称为“平武羌区”或“豆叩羌区”。

由于历史的原因，平武南部这个白草羌人曾经聚居的地方，经过千百年的变迁，在汉族移民陆续迁入、不同民族不断的融合、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当地白草羌人的传统生活习俗、民族文化等，也就以同样的速度迅速消失或濒于消失，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和群体变成了本质上的汉族。

在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四川省平武县南部地区的清漪江流域因为“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当地人没有表现出对自己族籍身份的认同”而未被当做少数民族。

他们说着地道的四川话，和汉族一样地生活劳作，外界和他们自己渐渐将羌族的历史淡忘了。

50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学者从史学的角度论证了清漪江流域的羌族身份。

于是，国家在专家学者的论证之后，便予以了承认。

2003年7月9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民政【2003】17号）批复：平武县将
原平南乡改建为平南羌族乡，将原徐塘乡改建为徐塘羌族乡，将原锁江乡改建为锁江羌族乡。

一、追溯平武羌族历史
平武羌族主要分布在平武县南部包括平通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

在自然地理上，这里与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小园、金凤、都坝等几个羌族乡以及阿坝松潘县白羊羌族乡山水相连。

此地自古以来就多为少数民族生活和活动的区域，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殷商时期，我国西部居住着氐羌部落；《后汉书西羌传》：“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

或为牦牛种，越雋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

”《隋书地理志》记载：“平武、汶山，皆连杂氐羌。

”《龙安府志》记载：“龙郡僻处边陲，皆在氐羌。

”《北史》记载：“邓至者，白水羌也，世为羌豪，因地名号，自称邓至。

其地自街亭以东，平武以西，汶岭以北，宕昌以南，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

”说明在当时的平武地区，不但有白马氐，还有白水羌，而白水羌分布在当时的平武以西；平武县境内也有“平羌崖”等具有羌文化特点的地名，这说明自古以来平武地区就有羌人活动。

二、残存的羌族民俗文化
表面上看，旧时的白草羌人的典型文化已经荡然无存，但深挖下去，特别是通过某些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还是能发
掘出这个族群在文化交融变换的地方还是有羌族的特质存在。

当深入到寨子和老乡的家中，发现当地羌族群众仍然保留了许多自己民族独有的民风民俗，并从中显示出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

住在高山之上的老人们仍然喜着青布长衫、头包白头帕、脚穿绣花鞋（云云鞋）；配子、安神仍请端公；在火塘中用三脚与鼎锅煮饭，并以此为火神和灶神；火塘上方熏着大块的腊肉和猪脚膀；在堂屋神榜下方仍然供奉着坛神（角神）；仍然居住着三层吊脚木石楼房；旧时的羌族风格的寨房、碉楼等仍然存在；饮食习惯上仍保留着别具特色的酸菜、泡菜、干腌菜以及独具特色的“炒炒饭”、“搅团”和“火烧馍”……
曾维益教授在《平武的民族》第九章《平武县之羌族》中指出，豆叩羌区保存着北川已经无法寻觅的传统文化。

最为典型的一是神龛供奉，二就是端公信仰。

羌民家中供奉的神龛上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姓氏，与中原汉族神龛上仅仅供奉父系祖先极大的不同，这主要因为当地一直流行着入赘的婚俗，即当地人称为“抱儿子”。

汉族人通过“抱儿子”的方式与当地人通婚，入赘女方时，虽然要改为妻姓，但是他可以将其原有的姓氏加在神榜之上，所以，在很多家庭里都可以看到其神榜上供奉的姓氏都是两个以上的。

这表明“抱儿子”这种入赘婚一方面潜藏着羌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他又融入了汉文化，使锁江成为汉羌文化碰撞及相溶之地。

而端公信仰是平武最具羌族文化特色东西，北川在申请羌族自治县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羌族文化已被消磨得几近殆尽，在当地已无传承羌族文化的端公，于是，北川羌族就北上到平武豆叩羌区向当地的羌族端公学习。

三、平武羌族民俗文化消失或濒于消失的原因
（一）羌汉逐渐融合
早在蜀汉时期诸葛亮在今南坝设置江油戍时，进入氐羌地戍守的士兵由于长期驻扎，得不到轮换，多数无法返回原地，只好留居本地，与当地土著氐羌人通婚，逐渐变成当地居民，这大概是县境内最早的羌汉民族融合。

唐朝时，平武境内的民族构成仍以氐羌等少数民族为主，这一阶段，又有一部分内地汉族士兵留籍平武，并与当地氐羌人通婚，被融入与土著氐羌民族之中了。

宋代，县境内的少数民族被称为“龙州番部”（龙州为宋朝时期对平武地区的称谓）。

南宋末年，在平武地区设置土司，派汉官担任世袭土官（赐江南扬州府进士王行俭为龙州三寨长官司之职），实行以“土官治土民”的统治措施，而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则为薛、王二氏，他们均为汉人。

随着其统治的加强，一部分汉族开始进入平武的响岩、南坝等河谷地带，当地的氐羌人由此开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汉文化影响。

元末明初，由于统治者对平武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
制度，在政治上强化统治，军事上加强镇压，从而造成民族地区的动荡不安，朱元璋命驻守西北的官军须在当地设置军事设施，以防止当地少数民族作乱。

于是官军便在县境内修筑大量的关、堡、墩、台等军事设施，以对番人实施弹压。

由于明军在平武大量屯兵，大量汉族军士留籍平武，改变了长期以来平武汉少番多的局面，汉族文化对氐羌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大。

（二）汉化程度加快
明末，民族矛盾日趋激化，龙州宣抚司薛兆乾纠集部分少数民族作乱，明朝廷平息战乱后，对平武羌番地区实行“改土归流”。

为加强对平武境内羌人的统治，实行强制的汉化政策，首先将羌人姓名一律改为汉姓；又赐给每个寨子白旗一副，树立寨中作为降附标志；还命令每寨必须供奉“万岁牌”位；强制羌人每年每人必须纳贡，“示不复为羌也”。

还强行拆除碉房，改为木构房。

衣食住行必须与当地汉人相同，强迫羌人在文化、心理上与汉人同化。

《蜀中边防记》载其事道：羌人“须其蓄发顶巾，送子读书，习俗华语。

”明王朝采取的这些策略，既削弱了土司的势力，又缩小了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还分解了少数民族的凝聚力，最终改变了这些少数民族的族属。

从此，平武境内的羌人在政治上丧失了民族的相对独立性，生活习俗上又丧失了其自主性。

而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既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
大事件，也是对平武地区文化变迁影响较大的事件。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粮食生产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在内的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

清朝白莲教起义，根据记载当时有数万白莲教教徒进入平武，对平武地区氐羌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而在1860年左右，松潘县和平武县少数民族包括白马藏和白草羌造反，清政府经过几年的镇压之后才平息了叛乱，战争又使得平武地区羌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锐减，也再一次造成了汉人的大量迁入。

“湖广填四川”、白莲教徒迁入和平武少数民族叛乱使得大批汉人得以进入平武地区。

如此大规模的移民给原有的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平武地区的氐羌文化再也无法与强势的汉族文化抗衡，也不具备同化汉文化文化的力量，被迫与之融合，即被汉族文化同化。

如果说明代以前羌汉文化的融合属于经过长期接触、共处和交流而自然而然融为一体，带有自发特性的话，那么明代以后的融合就带有强制色彩了。

因为从明末起统治者不仅派重兵镇压平武地区三番叛乱，大肆屠杀少数民族，而且平叛后对平武羌人区施行强制汉化政策，使他们被迫接受自己
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以消除被统治民族的民族特性，达到利于统治民族易于统治的目的。

（三）羌族文化出现断层
解放初期平武地区的羌族文化仍然保留了一些，主要体现在服饰上：头裹帕子，男穿对门襟，女穿琵琶襟，穿草鞋，打绑腿等。

颜色鲜艳，以红、黄、绿为主。

其次体现在宗教信仰上，端公信仰是当地羌人主要信仰，其他也信仰佛教与道教；还表现在日常娱乐方式上，羌人喜欢在田间地头和闲暇时间唱山歌，跳羌舞。

直到文革破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开始，随着砸烂一切“四旧”物品蔓延全国城乡，平武地区的羌族文化也毫无例外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服饰也随着当时的潮流，从原有的民族服饰转变为军装或者以黑蓝两色为主的衣服；信仰遭禁忌，庙宇被推平，佛像被烧毁；唱山歌被认为是败坏风俗，甚至男女对唱山歌被认为是调戏妇女；端公遭到批判，说他们是搞封建迷信，端公用的法器和书籍被收缴甚至焚烧。

在这种状况下，使得平武地区羌族人产生了恐惧心理，除了高山之上的羌族老人，无人再穿民族服，无人再唱民族歌，无人再敢信仰端公，直到改革开放。

文化的传承是需要通过一代代的人进行接力传递的，但在当时各种政治运动的形势下，羌族文化无法继续保持接力传递，使得平武地区原来尚存的羌族文化出现了断层。

四、如何看待现有的羌族文化
大量的事实和历史资料显示，包括锁江在内的整个清漪江流域，曾经由羌族世居千年，经过几百年的民族战争、移民、通婚，绝大部分程度上与汉族没有明显的区别，却依然残留着部分“似羌非汉”的习俗。

曾维益教授曾在他的《平武的民族》中这样表述：“龙安山区的这些当地人的习俗，既非至今仍然存在的那种纯正的典型的少数民族习俗，又与四川内地汉族人的传统习俗颇有差距”。

那么，如何看待现在残存的羌族文化呢？据笔者所知，由于目前少数民族在国家政策上享有很多优惠，少数民族受到保护，并得到实惠，因此村民们本身也开始强烈意识到保留自我民族特征的重要性。

包括锁江在内的六个羌族乡从北川羌族自治县购买民族服饰、从北川请人教他们说羌语、唱羌歌、跳羌舞等，这种种行为正是民族认同感增强的体现。

但是，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很难恢复原有的羌文化，因为文化的传承是靠每代人不间断地继承才传下来的，而不是靠事后的补救就能做到。

我们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平武羌族是带有显著汉族特色的少数民族。

笔者以为，包括锁江在内的六个羌族乡应当利用现有的传统民族文化特质，以自己的民族特点寻找失去的文化才是当务之急。

我们在学习借鉴别的地方羌歌羌语羌舞的同时，一定不能丢了自身的东西，譬如具有清漪江
流域特色的羌绣、口头文学、端公文化以及饮食文化等，而不仅仅是邯郸学步，亦步亦趋的模仿，否则，最终的结果是既模仿不了别人又迷失了自己。

这是一个多种文化交融的时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大都市，还是在偏远的少数民族村落，没有一个地方在封闭地传承文化。

“文化是要推进发展的，一种文化不可能始终停留在古老文化的层面上。

”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分析、概括我国民族和文化时指出，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特色的多元统一体”。

由此出发，他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

尽管少数民族文化有自己的特色，但它与汉族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和联系。

正是这种联系和融合消解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壁垒，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吐故纳新，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

缘此，笔者以为，当今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前提下，必须把民族文化置于中华文化的背景中，不能仅凸显“差异”而否定“一体”，而应在二者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