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对自由的追求

论陶渊明对自由的追求

【文山学院代宇辰】

【内容摘要】：中国隐逸文化发达，历史上有众多的隐者，陶渊明被称为“隐

逸诗人之宗”。历来的隐者都被认为是在消极的避世，陶渊明也不例外。但是我

却认为陶渊明的归隐并非是消极的避世，而是在追求一种精神与行为上的自由。【关键词】：陶渊明归隐自由心为行役

中国隐逸文化发达，历史上有众多的隐者，如竹林七贤，许由，商山四皓，⑴陶渊明等。《晋书》，《宋书》《南史》⑵等书中都有关于隐逸文化的记载。对于中国隐士归隐的态度，历来都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避世或者是消极的反抗。我却认为他们之所以归隐是为了保持他们天然的，质朴的心灵免受尘世污浊的玷污，然后失去了本真的自我，从而使自己的心灵与行为发生冲突，产生一种“心为行役”⑶的感觉，也就是让自己从心灵到躯体受到一种束缚，完全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就是失去了自由。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过一首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充分说明了自由比生命更珍贵，比爱情更宝贵，放弃自由比放弃生命和爱情更痛苦。所以说古时候的隐士之所以宁愿放弃尘世中的功名利禄去隐居，目的就是要在远离尘世的环境中追求他们精神上和行为上的自由。在对自由的追求上，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表现的尤为突出。

为什么说陶渊明的归隐是一种突出的对自由的追求呢？一个人要去追求自由，必然是他的自由受到了限制，那么陶渊明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约束呢？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东晋浔阳柴桑人。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出身于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⑷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军功显著。陶渊明年幼丧父，家庭衰微，多在外祖父孟嘉家生活。孟嘉是当时的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衿，未尝有喜韫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5〕”陶渊明的曾祖父和外祖父对陶渊明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陶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父辈。”〔6〕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其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较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

条件，在当时学者都以《老子》《庄子》为宗而罢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一样学习《老子》《庄子》，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化、历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7〕的两种不同的人生志趣。

那么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志趣究竟能实现那一种呢？

首先，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战争连年。而战争的原因不是因为外族的入侵，而是由于朝廷中的一些野心家为了夺取国家的政权而发动的。

公元400年，陶渊明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桓玄是桓温的儿子，桓温在世时就对东晋政权觊觎已久，但是不久后就病逝了。桓玄同他父亲一样是一个野心家，他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窥伺着夺取东晋政权的时机，陶渊明对于桓玄这样的野心家，一个不忠于君主的人是绝不肯同流合污的。他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写到：“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8〕写出了他对投入桓玄门下的悔恨之意。公元403年底，桓玄带晋自立，建立楚国，此时，陶渊明更加愤恨不平。

元兴三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惩歼除恶”的愿望，离家投入刘裕门下任镇军参军，桓玄兵败。刘裕打到建康后，作风也有颇不平凡的地方，东晋在政治上长期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反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作则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陶渊明对刘裕也曾一度产生好感，但是不久后，陶渊明看到了刘裕为了排除异己而滥杀无辜，并把众人都认为应该受到惩罚的罪人任命担当要职。面对刘裕这样口是心非的虚伪之徒，陶渊明对这个黑暗的仕途再次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曲作》中写到：“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9〕“聊且凭仕迁，终返斑生庐。”就在这一年他辞官归隐了。同年秋，他的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县令，但是出任八十一天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途生活也自此结束。

陶渊明生活的年代可谓乱也看贯了，篡也看贯了。那样一个黑暗的社会就像一张束缚着他自由的网。他感到仕途充满着风险，官场到处是黑暗，心生愤懑，对官场产生厌倦。因为那样的社会与他想象中的完全没有一点儿的相同之处。陶渊明归

隐后曾虚构了一个世外桃源式的田居生活的故事《桃花源记》。故事中描写了一个不受尘世污染，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们生活悠然自得，一片祥和的人间治世的景象。陶渊明之所以写出这样一个治世，主要是因为他的祖辈均为有名的贤士，他们给陶渊明传输的都是一些正直的，忠君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等优良品质。但是当时的黑暗社会，腐败，虚伪，他的那些优秀品质都无用武之地，由此他便产生了一种“心为行役”的伤感。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理想中的生活，他只有通过虚拟的方式来找到理想的归宿，使自己至少在思想上不受到尘世的污垢的束缚，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自由。

其次，陶渊明虽多次出仕，他都是怀着一种“大济苍生”的崇高理想去的，但是官场的黑暗一次次地敲打着他的理想，到后来他的理想被完全打碎了，以致他对官场失去了信心，出仕的目的也不是“大济苍生”了。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陶渊明是这样写自己出仕的原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出仕的原因已经不是“大济苍生”了，而是“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也就是说他出仕原本是为了拿俸禄养家糊口。

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归隐并不是消极的，因为陶渊明并不适合在那个时代生活，而且对于那样一个污浊的社会，仅靠陶渊明一个人的力量也是无法挽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能选择“众人皆醉，我独醒”来保持自身的品质不受尘世的污染，因此，他选择了回归田园，拯救不了现实中的丑恶，至少要保住自己免受污染。

第三，陶渊明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在《归园田居》中，他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表明陶渊明从小就有一种远离世俗，回归大自然的思考，他对大自然的思考也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界”〔10〕。现在所说的自然界只是他认为的那种自然的一个存在基础，他必须回到自然界中才能找到属于他心灵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非人为的，自然而然的形成的，没有受到任何外界事物影响的人的纯真质朴的天性。陶渊明在《庚字岁五月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中写到：“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写出了仕途的丑恶让陶渊明感到大自然才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开始留恋田园生活。官场中的丑恶让陶渊明对它避而远之，那些丑恶就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