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三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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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陕西“三线建设”(转帖)
标签:陕西三线建设
2010-04-07 19:37阅读(344)评论(0)
编者的话:1964年,我国处于国内经济状况全面好转,但国际环境日益险恶的局面。

鉴于此种形势,中共中央在1964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集中力量,抓紧时间,建设三线,加强国防,进行备战”的战略决策,陕西正是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之一,并在1965年正式开始进行“三线”建设。

1966年1月11日,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和组织西北的“三线建设”。

1968年8月14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生产组下设置了内地建设办公室,12月1日决定将内地建设办公室交省革委会“三线”建设指挥部领导,为了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省革委会又于12月5日成立了“基本建设指挥部”,进行陕西省的基本建设指挥(1971年11月撤销了“省基建指挥部”,成立了“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

在从1966年——1979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国家在陕西投入建设资金208.38亿元,建成投产工业企业2400个。

经过这场大规模的建设,陕西不仅形成了工业新格局,更对陕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任钧同志在1965年——1980年间,担任着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65年11月——1967年2月)、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11月——1974年底)、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74年底——1980年2月),并任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书记(1965年11月——1967年2月)、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0年12月1975年12月)、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6年1月——1978年6月)等职务,直接领导并参与顾许多大型基建任务的建设。

据此,采访组在2007年4月间多次采访任老,请他记述了这段工作经历。

以下是采访组根据本人回忆整理的采访内容,
严格来讲,“三线”建设的范围应该有两个,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一个是国家统一规划的建设,这叫做“大三线”建设;一个是各个地方自己规划的,叫“小三线”建设。

“大三线”建设的范围主要是包括四川、青海、甘南、陕西、豫西、鄂西北等地,陕西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南。

“大三线”建设是由国家进行投资,“小三线”建设则是由各个地方自己进行的建设项目,比如陕西省建立的自己的地方小军工,这就属于“小三线建设”。

“小三线”建设主要建立了一些小的军工厂,准备用来战时武装群众,陕西当时还建立了一个战时指挥中心。

在进行建设时,主要遵循着“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有时也称“山、散、洞”。

依据这个原则进行的建设,从备战来讲,是比较好的。

从这些单位来讲,则有些不便的地方,比如职工子女上学、家属就业、物资供应等等就比较困难。

但现在看来,“三线”建设的布局有它的道理,总体上是基本合理的。

“三线”建设的核心主要是国防工业,其它项目是为了配合国防工业而服务的。

中央研究以后,由各部把项目带到陕西来。

来到陕西,陕西只能支持,投资全部是由国家财政投资的。

其他相应配套的建设,虽然也都是属于建设内容,但都是围绕着国家的战略布局,以国防工
业为中心,其它项目就一个一个都跟着上,互相配合。

“三线”建设从中央来讲,主要就是考虑备战问题,在中央的统一调动之下。

中央确定进入陕西的项目,我们就是尽量使它能够落实,在落实过程中,和有关方面进行组织协调。

“三线”建设是全国统一调动的,各个地方都是积极配合,发挥地方政府应起的作用。

有项目来了以后,我们先了解他们的建设要求、建设规模、建设方向,然后进行选址,选定以后,如果省上、当地政府、工厂三方都同意,就算确定了,具体工作就由当地的建委或建设局去实施。

比如征地、处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对企业相关服务的问题、地方建筑材料的配合问题等等,都由当地政府去负责。

中间如果发生问题,我们再出面协商,目的就是要让工厂能够顺利地建设。

作为建委来说,主要就起这个作用。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陕西对“三大材料”,(即木材、钢材、水泥)是无力提供的,主要由中央统一调配。

地方主要是提供“五小材料”,即砖瓦灰沙石,也建了一些小水泥窑,但生产的水泥因标号低,不能用于重要工程。

从建设选址到建成这个过程中,由省建委与各地、市、县有关单位逐步协调。

建成以后,属于民用的,党的关系就由当地党委管理;属于国防企业的,就归省国防科工委管;具体研究什么、生产什么,都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

一般中央分到陕西的各个项目,我们地方都是全力配合、使它能顺利地建设,但我们也不是全盘都接收,也是要经过讨论的。

记得当时有一个项目想放在西安,具体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建委研究后认为它的用水量太大,而西安的水资源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就不同意它进入西安。

后来他们去找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

肖纯就询问我们相关情况,我们向肖解释:西安的水资源紧张、比较缺乏,像这种用水量太大的企业进入西安以后,问题比较多,因为这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西安的问题,所以最后这个项目被否定了。

当然绝大多数能安排的都安排下来了,确实不能解决的,考虑再三也就拒绝了。

“三线”建设总的来说,是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的。

比如说修一个工厂,首先要“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土地平整)。

要修铁路,先得通公路,必须得按基本建设的程序来。

但由于当时特定的环境、条件,所以有些工程也不是完全按程序来,比如建设襄渝铁路,即湖北襄樊到重庆(当时属四川省)的这条铁路,修的时候公路并没有通,所以当时就是公路、铁路一起上。

我从安康到紫阳,在修建襄渝线的这段走了个来回,所经之处到处都是施工队,人山人海。

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就带来了许多问题。

首先,生活物资供应跟不上,不要说没有菜吃,粮食供应都困难,有些地方甚至连食盐都断供了。

我们有几个同志长期在安康工作,说买盐困难,所以我们去安康时,就给他们带一些盐过去。

陕西的“三线”建设,当时即使按照建设程序办,也是全面开花,全面建设的,所以物资供应相当紧张。

汉中有个别国防工厂,在建设时因砖供应不上,用火车由外省运砖。

我记得有些地方,我们去了以后必须按时到饭馆去吃饭,因为人家卖饭是有固定时间的,过了这个时间就吃不上饭了。

当时从安康到紫阳这段路上,有些地方就没有卖饭的,我们只能到机关单位或者去施工队去吃饭。

你想,那么多人进行建设,粮食的供应是个大问题。

铁道兵(在襄渝线施工)就组织民工从四川背粮,这样就对人力、财力造成了一定的浪费。

再一个,我说说“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

“三线”建设时期(1965年——1979年),也夹杂着十年“文化大革命”,因此,它们是搅在一起,同时进行的。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三线”如何进行建设呢?这里先谈谈当时的社会背景。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停课,学生全国大串连,只要通火车的地方都可以乘坐火车随便去,因为“造反”是“革命”行动,所以许多人也是坐着火车到处游逛。

单位普遍被“造反派”夺权,不管你是不是“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得夺权。

如果“造反派”定你是“走资派”,那就会被关进“牛棚”,没有人身自由,想怎么批斗就怎么批斗,侮辱人格、殴打是常事。

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

但在那个时候,自杀也就自杀了,造反派会说“造反有理”,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

没有被定为“走资派”的单位领导都靠边站,这些人也是人人自危。

当时的社会秩序大乱,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精神的伤害,对生产的破坏、教育的破坏、文化的破坏是很大的。

但即使是在这样混乱情况下,“三线”建设仍旧坚持着,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进行“三线”建设是为了备战,是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为准备打仗而进行的建设。

只要是负责“三线”建设,就好比得到了尚方宝剑,不管你是什么人,有什么理由,“三线”建设是谁也不能破坏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文革”中,“三线”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原因。

从陕西来讲,陕西省建委是执行“三线”建设的单位,我当时是建委主任兼党组书记。

在建委,我平素和机关的干部、工人关系相处得比较好;再一个,因为要抓三线,有“三线”建设这个尚方宝剑,所以当时建委的情况比较好,相对稳定。

1967年2月,建委机关全体人员开大会夺权,对我宣布:从今天夺权以后,你应该在“造反派”监督之下工作,至于如何监督则没有说明。

对我来说,我的责任就更轻了,因为党组工作没有了,机关事务性工作也不用我去管,这样我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去搞“三线”建设,有更多的时间去建设现场看。

但这样也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觉得你建委是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只是出了些大字报,各处室工作照常进行,不像别的单位在开批斗会、揪斗会,你们怎么没有大的动静呢?所以在“文革”开始后不久,西安交大就派了名为“炮战队”的小组进驻了建委机关,为什么叫“炮战队”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建委是个顽固堡垒,仅用机枪是攻打不下来的,必须要用大炮来轰,所以他们就起名为“炮战队”,意即要用炮来摧毁“顽固堡垒”。

来了以后,他们想从机关内部挑起斗争,结果怎么也挑不起来,驻了一个月后,就悄无声息地走了。

虽然“炮战队”走了,但这不等于没有事情了。

随即,陕西省建筑工程局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指责省建委是阻挡“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当时工程局下属有五个建筑公司,还有许多工厂,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力量比较强大,就想煽动起群众,把火烧向建委,进而整垮建委。

就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从1967年开始,陕西省军区派出了“支左”[1]部队进驻了建委。

当时的建委机关干部也就有五十多人,而“支左”部队的干部就来了二十多人,在进驻建委的“支左”队伍中,有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学廉,副政委陈效真,咸阳军分区的司令员以及许多团职干部,这个阵容是相当强大的。

如果说他们单纯是支持“左派”闹革命的话,建委才多少人,那他们来两三个人也就够了,这里面另有深意。

虽然他们名义上是支持左派闹革命,但实质上真正目的是来保护“三线”建设的正常进行的。

这时有一些“造反派”又来省建委造反,解放军就出面解决问题,他们名义上是支左部队,是来支持“左派”闹革命的,“造反派”再来客观上就多此一举,这样就把来的“造反派”挡
回去了。

我不了解别的单位的“支左”情况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能说所有的“支左”部队都和建委的情况一样,但来建委“支左”的解放军,和我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长,我是了解他们的,在“支左”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是全心全意地维护“三线”建设的,除了保护建委的工作不受干扰外,有些同志还到“三线”建设的工地上去看,了解情况,碰到问题还会提一些好的建议。

所以说到建委来的这些“支左”干部,确确实实是保护了“三线”建设的,他们在保证我们工作的顺利进行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讲这些,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到处都是造反派,批斗、揪人,乱哄哄的,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三线”建设怎么搞嘛。

所以说在当时进行正常的建设确实是很困难的。

我到各个工地去,有的工地有“造反派”,他们持棍在门口站岗,我们经过说明情况,一般都是畅通无阻,可以进去的。

有一天我到一个运载火箭试验基地去,这个试验基地当时秩序比较好,里边没有什么贴大字报、揪斗这些事,完全是集中精力搞建设。

但在它的附近有“造反派”,一天“造反派”来到单位,在门口遇到哨兵的阻拦,单位告诉这些“造反派”,现在省上有搞“三线”建设的人正在这里,需要问一下他们的意见。

单位的同志来问我,我说你们单位的工作属于国家的重要机密,你告诉他,他们谁是能够对暴露国家机密负责任的人,谁就进来,如果不敢负这个责任,那就不要进来。

“造反派”一听这话,感觉事关重大,最后还是走了。

所以在当时,“三线”建设是一个尚方宝剑,只要说破坏“三线”建设,他就担不起这个责任,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在文革那样动乱的年代中,“三线”建设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我在汉中时还碰到过一件事,因为要备战,所以当时北京大学在汉中褒城成立了一个分校,正在打一个大的山洞,以备战时把它作为研究试验基地。

有一天我去看,去了以后,他们正要开批斗大会,当时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派过来的人都是搞“三线”建设的,“走资派”是不会来的,他们都在北京,那他们批谁呢?当时领导北大分校建设的是北大校长周培源,周培源也是全国学术界的知名人士。

我看见他坐在一个藤椅上,坐在那里挨批。

我想,周培源也不是“走资派”,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是“走资派”,是不可能让你那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

开这个批斗会,大概是因为北京大学当时在“文革”中一直是带头的,到汉中来后,他们也是想表现一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吧,不管怎么样,周培源也属于“当权派”,“当权派”会受走资派影响,这个问题伸缩余地就比较大了。

周培源也很合作,你要批就批吧!批完以后也就没什么事了,照样搞建设!
下面,我再说说“三线”建设给当地经济、老百姓所带来的影响。

“三线”建设开始后,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要进行建设,交通、建筑材料等问题就必须解决。

当时陕西的建筑队伍没有那么大,大量的建设工程怎么办,国家就从东北等地调来了建设队伍,主要是技工队伍,普工队伍就从当地农民中招募,砖、瓦、灰、砂、石等材料就地取材,这就促进了地方建筑队伍和建材工业的发展。

大的工厂企业来了以后,需要有相关的保障机构,比如学校、医院等,这样就带动了当地服务业的发展。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农民也失去了土地,“三线”建设项目选址时,一般都是以“山、散、洞”为原则,靠山隐蔽的地方土地本身就比较少,再一征地,相当一部分农民就失去了土地。

虽然没有土地以后,一部分年轻人可以招聘到企业里去,但是年龄大一些的人,企业就不要,所以造成了
一部分失地农民的困难。

当时从各地区来看,一般说来大家都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一方面这是全局问题,备战的问题,这是大家所能理解的;另外一方面,从陕西自身来说,陕西的经济水平、建设还是比较落后的,大家希望能趁这个机会,推动陕西各个方面的发展。

但是这就又涉及到了土地问题。

但汉中当时火车通了以后,铁道部想在汉中建一个编组站,汉中地委书记罗铭因为汉中土地少、农民耕地占有量很少一直不同意。

后来我也考虑,铁路是个网状,回旋余地比较大,这样就否定了这个项目。

农民就是靠种地为生的,如果侵占了耕地,他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对一些不能安排工作的农民,就造成了困难。

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

包括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现在国家提出必须保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证他今后的社会保障问题,过去没有这一点,而且补偿较少,所以这个矛盾就特别突出,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主要就是依靠当地各级政府,做农民的工作,离开当地政府就没有办法,我们无法直接去找农民要地,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补偿得太少,这不仅是那个时候,多年以来一直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国家现在采取的措施是非常好的,不仅要保障当前的生活问题,更要保证今后的社会保障,这是个好政策。

总的来说,“三线”建设对整个陕西来讲,影响很大,三线企业在各地的建设,促进了当地服务业、建筑材料等行业的发展,从陕西全省来讲,不管是科研基地建设、教育建设,还是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陕西地方工业、科技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注1:支左: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不久,毛泽东又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任务。

8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

(整理人:梁月兰、柴云、李方。

编辑: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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