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夏朝文字之谜 马贺山

揭开夏朝文字之谜马贺山(2014-04-01 17: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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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玉版文字古文字

夏朝甲骨文分类：【三】我发现了夏朝象牙文

揭开夏朝文字之谜马贺山

夏朝文字看久了，也就习以为常，而对于一些初见夏朝文字的人说，尚不能接受，或质疑，或将信将疑，或否定，完全属于正常。他们的质疑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甲骨文象八十岁的白胡子老头，夏朝文字为什么看不出一点苍老，年迈？反倒像三四十岁成年男子，何故？难道他吃了返老还童的药了？

二，怎么看夏朝文字都象甲骨文之后的文字，它怎么跑到甲骨文之前去了？

三，夏朝文字是怎么认定出来的，具体的鉴定方法是什么？

为了了解夏朝文字的一些基础知识，我们不妨看一看学界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是阻碍夏朝文字发现的屏障，是隔绝夏朝文字与大家相见的鸿沟，只有穿越人为设置的种种防线，揭开历史真相，夏朝文字才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学界主流一致认为：文字产生在夏末商初，成系统的文字出现在商朝晚期。这种观点被大多数专家认同。他们还有一种认识，就是汉字起源大都跟刻划符号有关。请看学者的观点：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1978）认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大汶口文字符号与古汉字的一脉相承关系，也就是与商代甲骨文的一脉相承关系。”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跟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不知有何实例没有，作出这种判断的前提，应该是能断定大汶口出土的符号，就是文字，而非是看相似程度，更不该就断定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说明裘先生的结论并未夯实，他的心里没有底气，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基于上述几点，裘先生做出了如下结论：

“汉字的形成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夏代”，并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17 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 为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 至前11 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

裘先生是当今研究古文字的著名学者，他对夏朝文字的观点被视为主流观点，颇具代表性，大多数学人都同意他的意见。我认为，他的这一观点是受了郭沫若的影响，正像他怀疑仓颉造字一样，他是劳动人民造字的拥护者，所以他也说不清这些图画和刻划符号是怎样演变成文字的，一个著名的古文字学者对自己的观点解释不清或不能自圆其说，这是一件多么尴尬

的事情。自己也应该反思一下，这种观点和理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吗？我们的学者，只满足于能够发表和获奖、评职称为止，不考虑这种理论能不能流传下去，能不能为后代子孙造福，受益。郭沫若1963年5月5日给陈明远的信中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只顾眼前，不顾身后，不可取，我们的文字要对当代人和后代人负责，但愿裘先生能对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进行修正。

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的发现与商代甲骨文的一脉相承关系的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刻划象形符号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刻划象形符号

李学勤则认为：“比殷墟甲骨文年代更古而与文字起源有关的考古材料，是陶器上面的符号。从新石器时代起，我国境内某些种文化的陶器上便有符号出现。有的符号是刻划的，有的符号则是用毛笔一类工具绘写的。就数量而言，刻划的数量比绘写的要多。”（《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2003）

李学勤先生：【辉煌的中华早期文化】，另一篇是李伯谦先生《夏文化探索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李学勤先生在【辉煌的中华早期文化】中讲到：“中国早期的都邑，考古学上最早发现的是殷墟。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抗战以前进行了15次发掘，到1950年恢复考古工作，首先就是继续发掘殷墟，一直到今天，殷墟发掘就没有停止过。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邑，完全符合文明条件，不需要讨论。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炳昶先生带领一批学者到传说中夏的地区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调查当中确定了一个重要遗址，就是偃师二里头。经过多年的发掘和调查，对二里头的面积、内涵都比较清楚了，它符合文明的条件。二里头有大型宫殿，还有很多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上刻着可能是文字的符号，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了。它的时代、地理位置和我们文献记载的夏相吻合，多数学者同意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在这里，李学勤先生判断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是“文字的符号”，而李伯谦先生在《夏文化探索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说：考古上发现了不少的夏代城址，一些城址内还有宫殿基址，发现了随葬铜器、玉器、陶器的墓葬，还有非正常死亡的墓。在一些陶片上有刻划符号，已经是文字，有一些文字甚至可以和商代的甲骨文对照出来。所以可以肯定夏文化是有文字的。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

半坡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

多年以前的一个愚人节，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余人杰发现了湖北盘龙遗址刻在铜板上的夏朝文字，请看下图：

山东大学刘凤君发现了早于甲骨文七八百年前的昌乐骨刻文：

二位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和李伯谦的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文字：

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的发现的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

近年愚夫年龄大了，有些愚且呆,但在认字方面，却独具慧眼，左看右看上述学人的发现，让我感到莫名其妙，莫名惊诧，我多次反问，这是汉字吗，这是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吗？与我发现的夏代文字南辕北辙，相差悬殊。退一步讲，即使我发现错了，那也是文字，也是汉字，也是方块的，也是被古人认可的，不是我的杜撰，不是我在胡说八道。以上的四位学人都是大学教授，都是科学院的研究员，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对的，还是别出心裁，为什么距离之大，竟天壤之别。

先看裘先生的发现，大汶口出土的陶器图形都是单个出现的，再象形，也是图案，不是文字，当然裘先生也未称此图案为文字，只称象形符号，下面的话说与汉字与甲骨文一脉相承，就转弯抹角的暗示指文字。裘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它否定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是文字，而又强调大汶口遗址的刻划符号为汉字和甲骨文的前身，他提出文字的定义是能够记录语言，同时又提出广义的概念：

狭义文字：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符号。（本书采用的立场）

广义文字：具有信息传递功能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

{马注：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第二种广义文字，双重标准的出现，是为皇帝特制的新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