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自传中关于杨小凯的片段

刘道玉自传中关于杨小凯的片段本文节选自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独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

见该书第六章第三节《不拘一格降人才》，第168页。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84年我校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以培养大批的经济管理类人才。但是，管理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学尚不能输送这方面的人才。于是，从实际工作部门和留学生中招聘人才就成了一项重要措施。

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问题不仅大学存在，在科学研究单位表现得也很突出。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80年试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研究人员。我了解到，在他们录取的人员中，有一名叫杨小凯的人，是湖南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非常有才华。由于他和妻女的进京户口解决不了，所以他没有被录用。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立即派人到湖南，在征得杨小凯本人和所在单位同意后，很快把他和妻子吴小娟及女儿调到了武汉大学。

调入时，他已发表30多篇论文，翻译出版了一本书，据此，我们给他评定为讲师。他是自学成才的，而且经历是很坎坷的。他的父亲是杨弟甫，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第五号人物。"文化革命"中，他又被批斗，其母自杀身亡。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判刑10年。从17岁到27岁，在狱中，他自学了高等数学、《资本论》和英语，他的许多成果都是在狱中完成的。

他调入我校之前，由中央组织部门出面，通过湖南省委为他父亲和他彻底平反。他十分感谢武汉大学对他的信任，也很珍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条件，愿意为武汉大学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才华和成果，引起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量经济学权威邹致庄教授的注意，发来邀请信和录取通知，接受他做博士研究生。但是，在研究和批准他出国时，却遇到了阻力，学校领导内有人说他是***分子，不能让其出国。我认为，既然彻底平反了，就说明没有问题，应当享受公民的权利。于是，我顶着压力，批准他于1983年赴美，次年又批准他妻女团聚。

实践证明，杨小凯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哈佛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后又被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评为终身教授。1996年，他当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国的20多万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他后来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只要我当武汉大学校长，他一定回国支持我的工作。由于我已早已免去了校长职务，他也感到心灰意冷，当然也不会再回来了。十分可惜的是他患了不治之症，于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病逝。我发去唁电，写了三首诗悼念他。

刘道玉：巨星早陨落——怀念杨小凯院士

杨小凯教授原是武汉大学的讲师，1983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着名国际贸易顶尖学者迪克西特（Dixit）和格罗斯曼（Grossman）,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嗣后，他到哈佛大学作博士后，再后来被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经济系聘为讲师、高级讲师，1992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他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近30万留学生中第一个获得院士衔职的，堪为真正的佼佼者。1996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在访问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时对该校校长说：“当今世界经济学研究最前沿的工作——超边际分析，就在你们学校，创始人就是杨小凯。”美国之音也评论说：“杨小凯是华人经济学家中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关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只要假以时日的话。

现将我的慰问电和吊唁诗抄录于后：

慰问电

小娟女士：

当我从网上得知小凯不幸逝世的消息后，我感到万分的悲痛！他走得太突然了，他的逝世不仅是你们家庭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玛纳什大学、华人经济学界以至于世界经济学界的损失。此时此刻，我谨向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向你们全家表示亲切的慰问！

我和小凯的关系非同一般，是我不拘一格把他调到武汉大学任教，破格提拔为讲师；是我力排众议批准他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随后又批准你和女儿去美国探亲。他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期间，我们有很多的通信，彼此心心相印，互相鼓励与支持。我十分关注媒体对他的报道，我为他取得的每一个成果而感到高兴。本来，我和他都有一个情结，那就是向着经济学成就最高荣誉攀登，对此我坚信不移，只要假以时日。可是，他后来得了疾病，我深为他担忧。去年，我看到国内一篇报道，说他凭着信念与毅力使癌肿完全消失了，他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我为此而高兴，并不断为他祈祷！

今年6月底，邹恒甫来武汉大学讲学，我问他：“小凯的情况如何？”他说：“情况不太好，小凯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靠手写东西，仍顽强地在工作。”我为他的精神而感动，又为他的健康而忧虑！未曾料到，时隔十来天，他就不幸逝世了。噩耗传来，我感到震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虽然小凯只走过了55个春秋，的确是英年早逝。本来，他可以再工作几十年，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小凯毕竟为他的理想竭尽了全力，在学术上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它们将永世留传！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镇静，万望你节哀！

谨对小凯的逝世致以最深切的悼念！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

2004年7月13日

一个时期以来，我发现人们在叙述他的经历时，几乎忽略了他到武汉大学前后的情况。我作为当事人，似乎有责任填补这一段空白，以更全面地反映小凯丰富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

杨小凯于1948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他的父亲是原湖南省委高级领导干部，1959年受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株连。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父亲和母亲又受到了残酷的打击。1968年，杨小凯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由于康生点名他是***分子，于是1969年11月杨曦光（后使用杨小凯名字）以***罪被判10年徒刑。1978年4月，小凯刑满释放，当时他已是而立之年。他先是到湖南大学旁听了数学等课程，后来他到湖南新华印刷二厂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当时，由于他有所谓的***背景，厂内无人敢于接近他，惟独有一个叫吴小娟的女工同情小凯，敢于接近他。后来，他们相爱了，成为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1978年恢复统一高考以后，小凯报考了北京某重点大学，虽然他考试合格，但由于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1979年，杨小凯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由于被判刑坐牢，他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在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那时，计划经济控制得很严，他只能作为临时工使用，不能作为正式职工调入，当然更谈不上迁移户口和解决妻子、女儿随调的问题。

1981年，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刘鹰恰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修，她见到了杨小凯，极为欣赏他的才华，她立即写信给我校经济管理系党委书记胡春芳，希望把杨小凯调来学校任教。我校经济管理系亦是新成立的，极需经济管理人才。是年5月份，我正好在湖南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经济管理系的党委书记胡春芳专程赶到湖南找我，向我说明了杨小凯的情况，希望我下决心并疏通湖南省委的关系，把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当教师。正好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到我下榻的饭店看我，我当面向他汇报了意欲调动杨小凯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想法。毛致用书记不仅思想十分开明，而且工作作风踏实，作风平易近人。他从湘潭考察回到长沙径直到饭店看望我，仅此一点，在全国众多的省委书记中是不多见的。因此，他的到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体现了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宽广的胸怀。

毛致用书记对杨小凯的情况是很熟悉的，对他的遭遇也是很同情的。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杨小凯受迫害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我们正在与中央有关部门商量给他平反的事，你们可以先把他调去使用，这对他改变环境和发挥作用是有好处的。”据此，我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杨小凯的问题发生在湖南，因此希望湖南省委一定要给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二是杨小凯的专案材料（据说有两尺多厚）不得进档转到武汉大学；三是把杨小凯的妻子女儿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以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毛致用书记当即表示同意我的要求，并指示省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武汉大学尽快办妥杨小凯的调动事宜。为了做过细的工作，我那次还拜访了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同志，他毕竟是一位老革命了，表示大力支持小凯的调动。就这样，小凯虽然没有正式入过大学的门，但他以自己自学和研究的成果获得了世人的器重，从而成了全国重点大学的一名教师。一年后，我校又经教育部批准破格晋升他为讲师，并据此给他定了工资级别。

小凯在武汉大学期间，担任了“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与此同时，他完成了《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着，写出了《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初步展示了他出众的才华。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来我校讲学，他与小凯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他对小凯的才华和成果极为欣赏，并表示要邀请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很快，小凯收到了邹先生的邀请函，他立即向学校提出了出国学习的申请。可是，那时还处在拨乱反正期间，左的思想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我把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