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闹剧结局篇王石出局 冯仑任万科董事长 宝能控股万科 薛定谔的猫笼子打开

万科闹剧结局篇 王石出局冯仑任万科董事长宝能控股万科薛定谔的猫笼子打开导读：根据薛定谔的猫论，笼子打开，万科新董事长冯仑，总裁郁亮，宝能控股万科，华润和安邦股份不变，一切恢复正常，万科闹剧结束。

——【金融地摊玉丰】荐读一万科闹剧主人公介绍之万科和王石：万科最早在新一代的三级公司是深特发的一个特别小的公司中的一个，王石是科级国家干部。

万科的上级母公司：新一代董事长、总经理叫张西甫，是当时的广东省委副书记张根生之子。

新一代属于深特发的二级子公司，张西甫于1992年升任深特发总经理助理，93年生任副总经理。

王石初到深圳时，曾与张西甫住在同一个宿舍。

1984年，为按排王石工作，张西甫在新一代公司的下面又成立了一个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三级公司，即现在的万科前身，让王石担任总经理一职。

与王石同时代到深圳的退伍军人，比较知名的还包括王炬和蒋尊玉，二人目前都在监狱服刑。

王炬在90年代末入狱前是深圳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蒋尊玉2015年被抓时是深圳政法委书记，90年代任职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地政处副处长，处长，地政处负责当时深圳市土地改造及土地出让价格的核定。

王石在股改前后，包括他来到深特发都是以国家干部的身份，进行工作的。

一个确切的消息是，万科在股改后，王石的国家干部身份从依旧还在，因为他代表国家持股。

王的个性使其和母公司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之间的分歧不断。

1986年，深圳特区国企股份化规定发布，王以此做为谋求独立的最佳路径。

王石的人脉与背景直接找到当时的深圳市市委书记，并最终获得股改的认可。

展销中心于1988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更名为万科，王石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但在随后关于股份的描述：在4100万股份中，40%归个人，60%归政府。

而在资产明确当天,王石放弃了自己个人拥有的股权。

一直到今天，王石在万科只拥有极少的股份。

“这甚至成为其情怀的一部分。

但真实的状态是：1988年深圳市政府批准万科股份化改造方案,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合1324万股，国家占60%，职员占40%，公开募集社会资金2800万元。

最后总计4100万股的股份中，万科职工股应得的股票约为500万出头。

按照市政府办公厅下发的股改文件，这部分只能有10%量化到个人名下，其余的由集体持有。

除了上述规定外，一个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王石作为国家干部,在80年代国有企业的股改中，没有任何一股股份，这是必然的，难道又有谁个人曾经拥有过当时国有企业的股份？但王石却认为“之所以放弃资产，我觉得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现，我选择了做一名职业经理人，不用通过股权控制这个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

”在漫长的时间里,他甚至自己也相信了这个自己描述的一个理由。

王石岳父叫王宁，是王石前妻王江穗的父亲。

王宁在八九十年代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政法委书记。

王石作为广东省政法委书记的女婿，他当然可以告诉地产界的其他人他从不行贿。

由于倒插门女婿这层关系，当年熟知他的朋友称，八十年代的深圳通常晚饭后的夜总会或桑拿的两场活动，平时都不敢参加。

但很羨幕。

当年熟知他的这位朋友甚至开玩笑说：“王的夫人管得很严，他平时的小金库与他用的港币都藏在工作证夹层。

”对于王石岳父王宁的影响力有多大，在他葬礼的规格上即可见一斑。

王石尽管离婚了，仍以家属的身份身王宁敬献了花圈：“亲爱的爸爸,你安息吧。

”当年君万之争，君安的董事长黄盛业是广东省委五办的主任，对香港与广东拥有惊人的权利，那时的香港单程证都由五办审批。

即便如此，也最终难以抵御广东省政法委书记所管辖的直属部门的干预，这才是当时君安无法接管万科的关键。

当年君安与万科最终摊牌谈判时，在后来媒体报道上是一个版本，但真实的版本的亲历者却说：王石带了什么人？这样人又带了什么家伙？王石心里最清楚。

万科最早的团队由姚牧民、黄汉卿、郭兆斌、夏南、黄瑞岗、车韦清等人组成。

自2001年姚牧民辞去万科总经理至今的十四年间，共有12位总经理级别的万科高管(集团总经理、副总裁、区域公司总经理级别)离职。

2014年，董秘肖莉离职。

这些人离职的真相原则上除了创业或被挖角外，私下里抱怨，王石喜出名，原本属于其他人干的活，基本上都被揽在他名下，对于实干者非常不公。

圈子里同时传王较为强势，对同事较为苛刻。

对于这些人才与高管的离职态度冷漠。

王石还喜欢在公司内部,让大家称他为老板。

另外一层原因,在王石交权到早期只是万科财务部的一个副经理的郁亮手里后，这些离职发生得非常频繁。

证明交接班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据我所知，目前只有一位半路杀入北京万科公司后又离职的毛大庆，在微博上发声，被解读为支持王石。

如果现职高管有声音，就是差不多在停牌前集体抛售股票。

万科实行事业合伙人制度不久，由万科内部人组成的盈安合伙便迅猛出手，多次从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

截至2015年1月27日，盈安合伙共持有万科A股股份4.94亿股，占万科总股本的4.48%，已接近5%的举牌红线，成为名副其实的“野蛮人”。

除了盈安合伙之外，据笔者调查，还有表面上分属不同委托人的金鹏计划和德赢计划。

深交所《关于对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15第87号）指出截至2015年12月15日，金鹏计划与德赢计划合计持有万科股票860，668.839股，占万科总股本比例为7.79%。

该函同时称：深交所公司管理部对此表示关注，如两计划为一致行动人，已超过持股“5%需披露”的节点，而万科对此未作公告披露，问询函关注此事是否涉嫌信批违规。

根据腾讯证券陈老记《万科管理层被指涉内幕交易两资管计划露马脚》一文：“金鹏计划、德赢计划两者最终控制人为万科党委书记丁福源代表的万科核心管理层，代表万科核心管理层意志、体现万科核心管理层自身利益的盈安合伙，作为两个资管计划的兜底人，具有绝对的决策权。

金鹏计划和德赢计划是实实在在的两兄弟，一家人！”盈安、金鹏、德赢，三大合伙人计划，如何实现控制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二万科闹剧主人公宝能和姚团队介绍平安信托董事长张金顺、中国外贸信托总经理徐卫晖、工行深圳分行副行长刘宇峰、中人寿（海外）副总裁高安凤、深圳保监局局长助理周冬梅、平安人寿总精算师沈成方、陆金所财务总监秦国斌...还有国信证券副总裁、华夏基金管过百亿产品的明星基金经理。

首先介绍下姚氏藩国的整体概况。

这是全体公司。

这是核心高管。

这其中，钜盛华和前海人寿是宝能资本运作的核心。

前海人寿51％的股份是由钜盛华持有的。

而举牌万科，高杠杆资金主要由钜盛华承受。

为了日后经营万科铁王座，姚建华又为此设立宝能金控，操盘钜盛华和前海人寿，此番收缩链条，是为今后更有效地进行资本运作进行铺路。

宝能金控总裁，即为张金顺，先后历任平安银行总行副行长兼北京分行行长、平安信托董事长。

2015年底万科停牌之际，加盟宝能。

张金顺属于业务型领导，执行能力很强，对于中层员工的考核非常严格。

今年3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卫晖离职，和张金顺辞职理由一样：身体原因——随后加盟宝能金控，任职常务副总裁。

徐卫晖，历任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中化国际总经理、中国集团战略规划部总经理兼投资发展部总经理，2013年选任为中国外贸信托总经理。

33岁左右担任中化河北的总经理，35岁左右就成为上市公司中化国际的总裁，其能力可见一斑。

在外贸信托期间，徐卫晖在资本市场业务、小微金融业务、家族信托业务方面领行业风气之先。

截至2015年末，中国外贸信托资金投向中，证券市场、金融机构占比分别为53.73%、20.03%，徐对证券市场的厚爱由此可见。

同时，对贸信托是宝盈基金的大股东和发起人，宝盈基金旗下二只产品曾高占江西赣粤高速公司前十大股东，而江西赣粤高速是信达地产的第二大股东——最后，信达地产旗下的宁波宝能信投资合伙企业向宝能旗下的中林科技产业园项目注资100亿。

同样在15年7月，宝能首次举牌万科起始，刘宇峰空降前海人寿任总经理。

刘宇峰，自2005年起任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授信审批部总经理，2010年起任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助理，2012年升任分行副行长兼前海分行行长。

工商银行在2012年-2014年期间，向宝能控股发放贷款合计逾18亿元，约占宝能控股的金融机构借款余额的10%。

而相关文件显示，截止2015年末，宝能旗下的深业物流获取银行总授信75亿，其中工行授予18.8亿，占比25%，为其最大金主；另一方面，截至2015年12月31日，钜盛华获得的授信额度共91.2亿元，未使用额度仅剩2.05亿元，即已提取89.15亿元。

其中工商银行授信18.8亿元，平安银行10亿元。

工行亦是钜盛华最大金主。

三第三方看热闹的一些专家观点张维迎：万科事件应该寻找多赢的解决方案（图为北大国发院张维迎教授在此次研讨会上发言）关于万科事件，我讲六点意见。

1、当前寻找多赢的方案比分出对错更重要万科事件演化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令人失望，是我们好多人不愿意看到的。

我想，这其实也是当时各方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甚至我猜想，他们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或多或少有点后悔。

这里引申出两个问题：第一点,在整个过程中，各方都犯了一些决策错误，这些错误可能由于信息不完整所导致的判断失误，也可能是决策者个人过分自信，或者意气用事，甚至相互斗气。

现在每一方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错误，而不是单纯指责对方。

第二点，如果大家都对现状不满，说明应该存在着对三方来讲都有好处的多赢方案，也就是经济学家讲的帕累托改进的可能。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找到这样一个多赢方案，这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重点。

我不认为现在的重点是谁对谁错，因为商业运作很复杂，不是简单套用法律就能简单说清楚的。

法学家当然可以从法律角度关注最后谁输谁赢的问题，就像法庭断案一样。

但从经济学角度看，重要的不是谁输谁赢，而是看有没有可能多赢，如何实现多赢。

如果没有多赢的可能，经济学家讨论这个问题意义不大。

至于能不能寻找到多赢的解决方案，这就要考验三方的智慧和理性。

我相信他们应该有这样的智慧和理性。

反过来，我个人认为，如果事件最后搞砸了，也就是说万科这样大家公认的优秀公司，其价值大幅度下降，辉煌不再，不仅当事各方的利益受损，甚至影响中国经济，就说明他们都是非常愚蠢的，不论他们过去对经济做出多大的贡献。

乐观的是，当前任何一方在我看来还没有糊涂到这种程度，他们想解决问题的态度已经越来越清楚。

2、解决问题要靠谈判，多用市场的逻辑，少用强盗或零和博弈的逻辑万科事件怎么寻找多赢方案呢？只能通过当事方之间谈判，而不能靠行政手段，甚至也没有必要借助于司法程序。

当前各方之间的争端虽然涉及法律，包括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股权结构等，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但这些法律和规章仅仅定义各方谈判的砝码，也就是如果谈判不成的话各自得到什么，本身并没有排除谈判作为解决争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