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论文(终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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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土中国》中探寻“天下为私”的中国
李妍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乡土中国》是一部基于亲身调查农村社会,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的“践行之言”。
费老在书中提出,乡土中国就是一个概念,是在对各种不同类型农村社区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属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独特概念。
通过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不同本质的基础上.用本土化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勾勒出一幅在差序格局下形成的属于中国特色的“天下为私”。
关键词:《乡土中国》;费孝通;;天下为私;国民自私性
引言
乡,一个充满泥土气息的字;土,其基本意义是指泥土。
乡土,听上去古老又陈旧的名称。
“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
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然而土气愚昧其实是对乡土文化的亵赎,乡土社会有着对土地别样的情怀,熟人社会,相处简单,信任源自熟悉,甚至可以无视法律的契约精神。
归总到底“土”实则是我们民族的命根。
乡土,这个并不起眼和华丽的词,孕育了中国社会的母体,也塑造了一个民族最初的灵魂。
2013年是费老诞辰103周年,经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激荡和岁月冲刷,如今90后的我拿起《乡土中国》这本书时,依然被费老独到的预见性和深邃的见解所折服。
费老的这本书笔调严谨又不失诙谐,内容深邃又通俗易懂,文风质朴又饱含温情,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冷静思考和对中国社会乡土性的深刻反思。
就让我们从《乡土中国》里开始去探寻、去剖析中国国民性里“天下为私”的源头。
“天下为私”探源
在书中,费老开宗明义:“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
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要探寻中国的国民的私性也必须从这里开始。
一个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呈现出差序格局人与人之间受“自我主义”
影响的中国社会,有着深入骨髓的“私”之传统,中国人的“自私”源头可以追溯到传统伦理道德和差序格局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可以滋长于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中。
一、深入骨髓的“私”传统伦理
费老在书中提到“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
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
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
”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
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这正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私”天下的源头之一。
儒教作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价值体系,在国人的性格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孔子“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到后来“修齐治平”的口号,强调的都是这样一种逻辑:以个人为发端,然后推广开来,应用于他人。
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由于中国文化缺乏,像欧洲文化中的罗马法传统,无法从法律和制度防范出发,个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只能依赖儒家所建构的礼治。
儒家德性文化的道德尺度由于不恃外力,其尺度只是个人的内心。
以“礼”立天下的儒学,礼是立足于个人的德性,而立足于德性上的东西,这就必须要求人们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和自律能力。
同时,中国儒家所谓的“伦”,就明确了对于父母子女之间有孝,兄弟姊妹之间有悌,对于朋友有忠信,但却很不容易找到传统道德系统中个人对于团体的要求与准则。
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这便是中国自古有之的传统的家文化孕育的“私文化”。
梁漱溟先生也曾提出:“英法美等国的近代自由制度,正是据以利群为精神的公德观念确立的,而中国传统最缺乏的也正是“公德”观念。
”
二、藏在差序格局里的“私”生活
在《乡土中国》中,费老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以及科学理论分析方法,立足于中国的基层乡土社会,挖掘了“私”所赖以生存的土壤。
费老曾引用孔子的话来说明差序格局对中国“私”文化的影响;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众星拱之。
”这是很好的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象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
同时强调“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同时,费老还从客观的学术立场出发,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对民族自私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化的描述与解释,他认为中国人的自私来自于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也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通过构建一系列二元对比,进一步指出乡土社会是一种“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
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
三、树大根深的“私”土壤
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在书中费老还提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
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
”正是这种不变的根基、稳定的环境为私文化的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费老在书中写到,“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
”因此,受到活动范围的限制,农村地区人们之间的生活及交往是富于地方性的,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农民在“安土重迁”价值观的影响下,不离乡土、世代定居,人与人之间非亲即故,彼此熟悉,农村社会成为一个“熟人社会”。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中国的大部分人口都深深立足于土地,依靠农业。
农村地区的居民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悠久的生产方式培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正所谓“生于斯,死于斯”。
广大中国人靠土地谋生是一种很稳定的生活状态,我们是聚村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就形成了地方性,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
同时村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习,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也更加放纵了中国人的自私自利。
在这样的传统背景下,费老从理性的角度比较了我们和西方不一样。
西方要的是权利讲团体要求契约平等,而我们攀得是交情,我们讲究是等差,是自我主义,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
西方社会里人们的行为依托于权利和义务,而我们是靠“关系”基础,也就是费老反复提到的血缘、地缘关系,特别是血缘关系,这种‘缘’就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石。
正是看上去温情的“缘”造就了中国人骨子里的“私”性格。
最后,费老还从社会学角度洞悉了公私混一、公私转换的传统渊源。
他提出:“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他说:“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
”在差序格局里,公与私是相对而言的。
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是公,是群;向外看就是私,是已,两者之问没有清楚的界限,也正是这种模糊的社会界限让一些为“私”的行为穿上了华丽丽的虚伪外衣。
这便是中国人一直以来“私”文化、“私”生活、“私”天下弊病的由来。
有学者从人种学、遗传学出发探寻了中华民族自私的历史渊源,潘光旦就认为中国人的自私来自于种族遗传:“自利和自私是中国人中间最显著、也是最可惜的品性。
好比他们坚强的体格和省俭的美德一样。
这种自私自利的品性似乎也成了种族血统里的一部分。
深深地藏在胚质里,可以说是种族遗传的一部分。
”
四、对“天下为私”的反思
自古以来,国人都批判西洋人自私,自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公无私,最有集体荣誉感之国度。
不可否认,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中国人一向毫不犹豫地提倡牺牲个人利益、保全国家利益,因为“个人事小,国家事大”。
但奇怪的是,对于中国人而言,言与行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自私自利”是一条最能刺痛国人自尊评说,自古以来伦理道德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数千年来华夏文明面对各类异质文明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优越感。
然而在这种盲目引以为傲的背后却深深烙印着“天下为私”的创痛。
费老通对民族自私性做出更系统的刻画,“自我主义”“缺乏公德”传统中国人与所有人的互动都是自利取向的,在21世纪的社会这种现象也是不胜枚举的,比如不排队现象或者夹榍现象;公交车上年轻人不给老弱病残让座的的现象;不珍惜他人劳动,随意破环公共环境和公共设施;遇到违法犯罪行为,自保其身,缺乏见义勇为的精神;做生意缺乏诚信,欺诈蒙骗消费者,或者不履行合同,卷款携逃等;工作中,不爱岗敬业,消磨时间,混吃等死;缺乏职业道德,在灾难面前丢下他人,率先逃跑,如范跑跑之流;为人自私自利,对父母缺乏关怀,甚至不赡养老人。
我并不想只看见社会的阴暗面,对民族和同胞持否定态度,面对这一切,我们确实有责任反思和改变。
五、探寻中国社会“公“在何方
纵观当下中国在充满人人为己、道德危机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信任。
陌生和隔阂成为无形的壁垒,似乎我们的民族失去了“公”却又不知“公”在何方。
在我看来,中国的国民性是具有两面性的。
最早提出中国民族自私性问题的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他一方面举出大量例证说明中国人不关心公共事务、公共设施、公共卫生;另一方面又说:“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尤其是改朝换代之际,总会有一批忠诚果敢之士挺身而出,勇敢献身所信奉事业,他们得到最高的褒奖。
这些人不但是爱国者,而且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中国人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领导人的带领下,完全有可能激发出极其英勇的气概。
”面对家国与个人的利益,中国人在几千年文化传统和差序格局影响下有一定的阻力,然而这却不能阻挡当代改造国民性思潮以一种直揭伤疤的勇气去回应西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冲击。
面对日益深化的全球化和利益多元化,中国将何以应对?这才是当下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代社会下中国社会在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影响下与中国带来的是无数个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以自我为圆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口号带来的是对“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亲情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缺失,发生了一连串如此惨烈的“小月月事件”和“老人跌倒无人扶”的悲剧。
社会仅仅依靠在陌生人社会里大行其道的“人人平等”的法律关系来规范和调节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是不够的,需要法治,但更加重要的是需要国民的素质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在猛然清醒要求改造国民性的当代中国,吾辈在认识到“天下为私”的现实的同时更应该去探寻“天下为公”的社会何在。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人民出版社,2008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 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杜,2000.208.
[4] 1990年12月,在日本东京召开。
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在进行主题演讲时,费老阐述了其“美好社会”思想。
有学者指出,费孝通的“美好杜会”思想与和谐社会思想有着密切联系。
详见张丽宁.论费孝通的和谐社会思想[J]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