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文化语境下左翼文本的叙事症候(一)

租界文化语境下左翼文本的叙事症候(一)

【内容提要】

对左翼文学现象的探讨，有必要考虑租界文化语境的影响。租界左翼作家的小资情调和无产阶级文学规则之间的差距，使左翼文本在思想倾向、结构组织、风格预设、语言选择等方面偏离左翼文学的“标准”文本要求，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叙事“症侯”。左翼文本叙事症候主要体现在：思想主题和文本风格的错位；调侃的话语与观念的消解；叙事安排上的避重就轻。租界的文化语境，对于左翼文学现象来说，是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历史安排。

30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是在上海酝酿壮大，左翼文本的创作主客体、传播机构和消费群体，也主要分布在上海①。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租界化的上海。从事左翼文学创作的大多数作家，他们或者寓居于上海租界及越界筑路区域，或者曾有过租界生活的体验。租界化的上海为左翼文学的滋生提供了文化土壤，从而影响了左翼文学的品质与风貌。因此，我们在研究左翼文学时，有必要考虑左翼文学与上海租界文化语境的关系②。如果我们把左翼文学思潮置于租界文化语境下来考察，就能获得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一种较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和一种较为宽容的审视心态，也会对左翼文学的得失多一些认识。

小资情调与左翼文学规则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一派畸形繁荣的景象。摩登、洋化、金钱、享乐、奢靡、亢奋、颓废、冒险、刺激、浪漫、肉欲、自由、压迫、失业、革命和暴乱等等语词，调配出了这个城市斑驳离奇的色调。生活在租界的作家，不乏忍受诱惑，

坚守信念，秉持本性，拒绝随这个城市的浊流而流转，默默地生活和创作的一群。但租界文化如每日的微风晨露，吹拂沾湿着大多数作家的肌肤和神经。从事左翼文学创作的作家，大部分还是顶戴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浪漫文人”、“跳舞场里的前进作家”③、咖啡店里阔谈的“革命文学家”这些充满戏谑调侃的称号。这些称号共通的特性就是“小资情调”。资产阶级情调大致上是指上海中上层人物的那种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是一种在租界风气中滋生出来的情调。所以，我们一说起资产阶级情调，意念上立即和上海的十里洋场联系起来。小资情调和资产阶级情调一脉相通，不同的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因为身份地位和经济实力的限制，比资产阶级少了些嚣张气焰和大气派头，多了些浪漫情怀和忧郁气质。总之，上海左翼作家的小资情调是在租界环境中培养起来的一种情调，是30年代上海流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何日君再来》和《夜上海》等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传达出来的那种情调。

小资情调是一种生活姿态，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文化立场，一种审美观念。个人主义、浪漫主义、多愁善感的小资情调，是为左联所坚决反对的。左联的文艺纲领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要求左翼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以无产阶级在黑暗的阶级社会中‘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④，左翼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必须用工人农民所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来写作⑤。左联的文艺理念和租界左翼作家的小资情调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虽然左联期望作家完成自身的改造，但愿望和现实的弥合不是一蹴而就的。

租界里男女比例的失衡⑥、身体欲望的膨胀和色情事业的发达⑦，使得租界作家善于和嗜好于在文本中使用性话语撺掇故事。左联要求左翼文本使用的基本话语是政治话语。内在的叙事愿望和外在的观念要求相结合，性话语和政治话语就成了30年代左翼文本的两种基本话语，从而导致了“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泛滥。左翼作家往往把政治话语穿插在性话语中，并以否认性话语的合理性来确立政治话语的权威地位。性话语是个体性的，政治话语是集体性的；性话语在左联看来是小资情调的，政治话语是革命性的。二者实际上存在内在的对立。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叙事话语难以对接得天衣无缝。左翼作家欲在两种话语之间摆渡，确立无产阶级的文化主题，有时显得力不从心。

相当一部分租界左翼作家在精神气度和文本格调上，散发着颓废的美学气息。“浪漫文人”、

“跳舞场里的前进作家”、咖啡店里阔谈的“革命文学家”这些谑称，表明了左翼作家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的颓废倾向。丁玲、茅盾、张天翼、田汉、郑伯奇、郁达夫、叶灵凤等租界左翼作家，或个性张扬，或浪漫轻狂，或摩登时髦，或思想激狂，从不同侧面体现了颓废的精神风貌。在左翼文学思潮兴盛之前，他们的创作就大体呈现出颓废的一面。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越轨的笔致呈现了新式女性的身体欲望焦虑和自我意志摧毁；茅盾的《蚀》三部曲中的时代女性，具有非理性的个性主义、悲观的无政府主义、沦落自我的反叛方式、沉醉巅峰体验的人生追求，以及世纪末的狂欢厌世情绪等性格特征；田汉的部分话剧醉心于唯美主义；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以柔弱的姿态放纵自我。这些文本总体上呈现出颓废的美学基调。颓废，也可以看作租界小资情调的一个属性。左翼文本在社会审美要求上，应该体现出昂扬奋进的悲壮风格，体现出“力”的粗犷风格和革命的雄伟姿态。然而，一方面，这种“应然”风格和姿态，与颓废是不相容的；另一方面，“‘颓废派'往往抱有各种革命的信念（无政府主义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⑧。两方面交织的结果，也造成了左翼文本的叙事难题。

租界左翼作家的小资情调和无产阶级文学的要求之间难以弥合的差距，必然会给创作带来一些问题，在思想倾向、人物调配、结构组织、风格预设、语言选择、细节安排、详略处理等方面，偏离左翼文学的“标准”文本要求，留下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叙事“症候”。施蛰存曾对自己创作左翼文学的失败进行过自我分析，他说：“为了实践文艺思想的‘转向'，我发表了《凤阳女》、《阿秀》、《花》，这几篇描写劳动人民的小说。但是，自己看一遍，也知道是失败了。从此我明白过来，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政治思想可以倾向或接受马克思主义，但这种思想还不够作为他创作无产阶级文艺的基础。”⑨

本文的叙事“症候”是指左翼文本叙事中存在的分裂、错位、取巧、缺憾等症状和偏离左翼文学观念的因子。本文试图从这些叙事症候中，寻找租界文化对左翼文本的影响。笔者希望通过具体文本分析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租界文化对左翼作家的影响是造成左翼文本叙事症候的一个重要原因。

左翼文本的叙事症候之一：思想主题和文本风格的错位

影响文本风格的因素是多样的，如：社会风气、文化传统、读者的审美需求、作家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气质，以及文本的主题、题材、体裁和语言等。一个成功的文本，是作者人生经验的凝聚和真挚情感的流淌，是创作主体思想意识的投射。成功文本的思想内容和文体风格应该是和谐一致的。

在租界中创作左翼文学，租界文化对作家的影响会潜在地制约作家对文本风格的选择，而所选择的文本风格，不一定与所要表述的思想主题相契合，这就造成了左翼文本的思想主题和文本风格的错位。一些左翼文本，其美学风格充满租界特有的小资情调，最终和盘托出的却是阶级革命的观念。就其创作的心理状态而言，我们不能排除租界作家对左倾时尚的趋附。一定程度上说，30年代的有些左翼文本是资产阶级趣味与政治媚俗的混合物。资产阶级趣味是租界文化语境赋予上海左翼作家的一种精神属性。在上海商业规则的控制下，左翼作家存在通过宣传无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来向市民阶层献媚的写作动因。试想穆时英这样的洋场文人也在“无产阶级文学”门下凑热闹，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资产阶级趣味与政治媚俗的对接，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左翼文本思想主题与艺术风格的错位。

郑伯奇《深夜的霞飞路》⑩是一个左翼文本。乍一看，读者往往会以为《深夜的霞飞路》是叙述深夜霞飞路神秘浪漫的异国情调和摩登人士颓荡的夜生活。看到后面，才明白文本要表达的是上层阶级的末日危机和无产阶级颠倒乾坤的力量。郑伯奇长期在上海从事写作、出版和电影工作，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难免濡染浓厚的洋场情调。《深夜的霞飞路》开头以华美的笔调，反复咏叹摩登的小姐、少爷、文士对霞飞路的“赏赞”，文本流淌着优美的情绪节奏。《深夜的霞飞路》华美浓艳的文体风格和轻婉哀叹的情绪节奏，适合忧郁多情的海派浪漫文人、或中西女校毕业的资产阶级太太在秋日的黄昏阅读。如果把这个文本在奏着抒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