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像艺术的风格介绍

明清和民国时期，佛像艺术不同于过往的任何一个时期：一是造像题材的模式化和世俗化，二是造像风格的程式化和世俗化。

根据当时社会历史分析，造成这一时期佛像艺术衰颓的原因主要有三：佛教自身发展的衰颓，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和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

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影响极大，特别是明清诸帝大力推崇藏传佛教，大兴藏传佛教寺庙，在皇宫设立造像机构，使藏传佛像艺术在内地得到了广泛传播，带动了汉藏佛像艺术的深入交融。藏传佛教重视造像仪轨，讲究造像的量度和躯体各部位的比例关系，它对塑造庄严如法的佛像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却禁锢了造像者的发挥与创造，限制了佛像艺术个性化发展。这种造像艺术模式因明清诸帝崇重而大行其道，对内地传统造像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内地传统造像艺术纷纷仿效藏传佛像，形成了汉藏佛像艺术交融共存、汉藏风格趋于统一的趋势。

这五百余年间，时间、地域、产地和雕塑者的不同，佛像艺术在造型风格和制作工艺上也表现出不同的变化。

明代诸帝除世宗崇奉道教外，多程度不同地崇奉佛教。由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和明代诸帝对藏传佛教采取的政策、态度略有不同，明代佛像艺术出现了汉藏佛像艺术交融、交替影响的局面。这里分五个方面来探讨明代佛像艺术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特点。

洪武时期内地传统造像

洪武时期的佛像艺术承袭宋元风格。目前，几尊存世的洪武朝纪年造像反映了这一时期佛像艺术的基本风貌。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洪武十八年(1385年)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整躯气宇轩昂，显宋元造像雄阔健硕的艺术气韵。像背装藏洞木盖竖刻题记：“东安村众村人等与维那……谨发虔心……吉祥合家乐安。洪武十八年七月。”若无题记，我们根据经验判断，一定会确定为宋元时期的作品。

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两尊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大小和造型风格完全一样，皆结跏趺端坐，显现释迦牟尼佛成道时姿势。佛座为六角形束腰式须弥台座承托单层仰莲座的组合形式。须弥座束腰处刻铭文：“周府欲报四恩，命工铸造佛像一样五千四十八尊，俱用黄金镀之……洪武丙子四月吉日施。”体量虽小，做工精巧，风格古朴，气韵十足，从整体造型到细部刻画带有明显的唐宋造像遗韵。

此像弥座铭文反映了明初藩王奉佛的历史信息，“周府”据考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周王朱肃王府。朱肃于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周王，洪武十四年就藩开封。洪熙元年(1425年)卒，谥号“定”，所以又称“周定王”。周王为何要造这些佛像，且是有零有整的数目？原因还得从朱元璋结发之妻马皇后去世说起。据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马皇后去世，朱元璋

为表缅怀之意，决定选派有道高僧分别辅助诸子，一方面帮助诸子为马皇后念经祈福，再一方面对诸子实施佛教道德教化。由此因缘，诸皇子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周王朱肃大造佛像应与此因缘有关。至于他为何选定5048这一数目，有学者认为与佛教大藏经入藏经目有关。佛教大藏经入藏经目最早由唐代西京崇福寺高僧智升编订，主要体现在他编著的20卷《开元释教录》中。在这部经目著作中，智升选取了5048卷经典作为大藏经的定数。后世雕印大藏经多依之为准，或以之为基础略有增删。也有学者认为是受到南朝傅翕大士发明的转轮藏的启发。转轮藏是一种储藏大藏经的活动装置，转动一周，即表示念诵全套大藏经一遍，可谓一举而多得。朱肃选定此数造像兼具礼佛和诵经的功德和意义，与转轮藏的功用完全相似(金申：《历代佛像真伪鉴定》，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应该说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周王造像国内外其他一些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有收藏，初步统计存世数十尊。这些造像大小、风格完全一致，应当是一模所出，只是保存品相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造像也有不少仿品出现，有的是近年新仿，有的是清末民国时期所仿。不论何时仿制，仿品与真品区别明显，不难鉴别。

永德时期宫廷汉藏风格造像

永乐皇帝为推行其宗教笼络政策，专门在宫廷设立造像机构，铸造藏式佛像，赏赐给西藏上层僧侣。当时宫廷造像机构称“佛作”，隶属“御用监”，明人刘若愚《酌中志》对御用监及佛作有明确的记载(见《酌中志》卷十六)。据史料记载统计，从永乐四年(1406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期间，西藏向明廷至少进献了七次佛像，而在永乐六年(1408年)和永乐十六年(1418年)间，西藏六次接受明廷赐赠的佛像(海瑟·噶尔美著、熊文彬译：《早期汉藏艺术》，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这说明，最迟在永乐六年明代宫廷造像已开始制作。宫廷造像始于永乐时期，宣德时延续不衰，但宣德以后便骤然销声匿迹了。它为何突然消失，我们不得而知。因此，明代宫廷造像实际上主要指明代永乐和宣德两朝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习惯称之为“永宣宫廷造像”或“永宣造像”。

据调查，存世的永宣造像国内外有400余尊，供奉或收藏在喇嘛庙、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其中，国内有300余尊，藏地多而分散，首都博物馆收藏50余尊，是所知国内永宣造像最多的一处收藏单位。国外100余尊，主要收藏在博物馆和私人手中，收藏地分散。2006年香港苏富比秋拍推出英国收藏家斯皮尔曼(Speelman)历40余年收藏的14尊永宣造像，是已知国外永宣造像最大的藏家。当然，这些数量反映的并不是明代宫廷造像的实际情况。明嘉靖、崇祯时，朝廷发生多次撤毁藏传佛像的事件，一些永宣造像可能遭到破坏；而“文革”期间毁坏的大量佛像中也应有永宣宫廷造像。

根据现存的造像实物，我们对永宣德时期宫廷造像的风格来源、艺术特征、发展演变、题材寓意和文化价值等，获得了初步的认识。

第一，风格来源。永宣造像是新型的佛像艺术模式，风格独特而成熟，在藏传佛像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在元末明初西藏成熟的艺术风格基础上，大胆地吸收汉地审美观念、表现手法和工艺技术，将汉藏艺术完美地融于一体的新

的艺术风格。独特之处在于大胆地吸收了汉地艺术，实现了汉藏两种艺术的完美融合，这是以往西藏佛像艺术不具备的特点。若追溯其艺术来源，我们以为，它不是来源一种具体的艺术模式，而是一种艺术潮流和倾向。这种艺术潮流就是元初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开创的汉藏佛像艺术交流的潮流，永宣造像正是秉承了这一汉藏艺术交流的传统而开出的一朵璀璨夺目的艺术之花；如果没有元初以来汉藏文化艺术的密切交流，就不可能结出永宣造像这一艺术硕果。因此，基于艺术因素的组合元素，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汉藏风格”。

第二，艺术特征。永宣宫廷造像，风格统一，艺术特征基本一致。其具体表现为：造像面部宽平，具有明显汉人审美特征。躯体结构匀称，宽肩细腰，造型端庄大方。四肢粗壮，肌肉饱满，细部刻画精细入微。衣纹采取中原地区表现手法，优美流畅，质感颇强。装饰上亦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手法，特别是菩萨和女性尊者胸前及腰部的U字形联珠式璎珞，体现了中原地区传统的审美情趣。所有造像皆配有莲花座，莲座造型规范，装饰讲究，上下基本呈垂直状，座壁满饰一周莲花瓣；莲瓣饱满有力，头部饰有立体感极强的卷草纹，上下边缘又各饰一周大小一致的圆形联珠纹。莲花座刻“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六字纪年铭款，字体柔美；铭款从左至右刻写，而非当时中原流行的自右至左的倒书格式，如此刻写旨在迎合和顺应藏族人藏文读写习惯。莲花座下皆有装藏，封底盖中央部位刻画十字金刚杵，固定封底盖的方法为剁口法，底盖封实后，一般要用掺有朱砂的封蜡封好底盖周围的缝隙。用黄铜铸造，采用中原传统失蜡技术，铜质细密莹润，铸完后进行镀金处理，金质纯厚，亮丽悦目。从整体上看，所有造像皆造型完美，材质优良，工艺精湛，流光溢彩，彰显出雍容华贵的皇家艺术气派。

第三，风格演变。从局部特征看，永宣造像也存在差别，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即永乐前期、永乐后期和宣德时期。永乐前期，约从永乐六年(1408年)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是明廷造像的创立时期。造像体态优美，面相妩媚，装饰繁缛，气质优雅，做工精细。其整体造型、装饰风范基本定型，但是局部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印度和尼泊尔造像遗风，最突出的是莲花座上的莲花瓣，细长饱满，劲健有力，造型优美且神韵十足，典型实例如斯皮尔曼旧藏19厘米的旃檀佛像。永乐后期，约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到永乐末年(1424年)，为明廷造像的定型时期。造像体态趋于平稳，较少见到三折枝式的动感姿势，面相宽平，眉眼平直，具有明显的汉人面相特征，最突出的特点也是莲花瓣，形制比永乐前期明显宽肥饱满，莲瓣头部出现卷草纹，典型实例如2006年香港苏富比秋拍的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宣德时期，主要为宣德帝在位时期(1426-1435年)，是明廷造像的发展时期。承袭永乐后期特点，但躯体更趋肥胖，略显臃肿；面部更趋汉化和男性化；莲花瓣更加宽肥饱满，莲瓣头部的卷草纹饰更加繁缛，更具装饰意味；衣纹的质感亦比起永乐时期强烈；体量普遍增大；整体风格和表现手法明显不如永乐时期优美精细。值得注意的是，现存400余尊永宣造像中，宣德时期造像约占十分之一。这应是永宣宫廷造像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

第四，题材寓意。永宣造像题材丰富，初步统计约有30种题材。按照每种题材在总数中所占比例的多少，依次有绿度母、文殊菩萨、四臂观音、金刚萨、释迦牟尼佛、金刚持、不动佛、金刚手菩萨、弥勒菩萨、药师佛、无量寿佛、大日如来、不空成就佛、宝生佛、二臂大黑天、四臂大黑天、大成就者毗瓦巴、马头金刚、上乐金刚、喜金刚、吉祥天母、地狱主、自在观音菩萨、摩利支佛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