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着仰融吗

你还记着仰融吗？02-12-13 18:00 发表于：《记者的家》分类：未分类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外滩画报
“仰融事件”上演大结局
外滩记者
见惊雷／报道
●中国最大的产权纠纷案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告终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使仰融得以顺利把华晨推上美国股市，也给仰融留下了产权隐患
●仰融和辽宁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国内诉讼大门关死，仰融要打“国际官司”
仰融体面回国的最后一点希望已经破灭了。

１２月１０日，《外滩画报》得到确切消息，仰融担任董事长的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一案，在立案近两个月后，即将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

理由是辽宁省公安厅发函北京市高院：仰融涉嫌经济犯罪，建议驳回。

这个裁决意味着：仰融已经不大可能在国内通过司法程序“讨回公道”，实现回国的愿望。

中国最大产权纠纷案“流产”
中国最大的产权纠纷案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告终。

１０月１８日，号称中国第三号富翁的仰融“落马”：辽宁省检察院以仰融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将其批捕。

消息一出，很多人都吃了一惊。

由于提前闻得风声，仰融于批捕前三个月出走美国。

但事情并没有因此终结，反而变得更加热闹和复杂——批捕令发布前４天，仰融透过其私人公司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侵占属于仰融个人的资产。

两天之后，１０月１６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受理此案。

由于涉及到内地、香港和美国六家上市公司，这个案子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产权纠纷案，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１２月６日，记者联系到了原告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的全权代理律师——北京昌久律师事务所王海律师。

这个时候，他刚刚向法庭提交了部分证据。

由于被告方没有提供相关证据，王海对打赢这场官司显得很有信心。

“当初基金会没有向华晨投资一分钱，现在反过来要霸占实际投资人华博的投资权益，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当然，打赢官司的前提是法院受理此案。

从法理上讲，仰融有罪在身，由其担任董事长的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高院介于可受理与可不受理之间。

另外，已经批捕仰融的辽宁省政府不希望在这个事情在北京节外生枝，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知情人士向《外滩画报》透露：辽宁省政府部分高官已经“做了北京市高院的工作”。

在第一次采访王海之后四天，记者得到消息，北京市高院已经准备驳回香港华博投资有限公司的起诉。

尽管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但王海已经知道：“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
记者随后电话采访了北京市高院以及辽宁省政府的负责新闻宣传的有关人士，但他们拒绝就这一案件发表任何评论。

成也基金会，败也基金会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使仰融得以顺利把华晨推上美国股市，也给仰融留下了产权隐患。

“仰融事件”的实质是“红帽子”企业的产权归属问题。

仰融被逮捕以及起诉教育基金会，
归根截底是仰融和辽宁省政府在华晨资产归属上产生分歧所致。

根据华博公司提供的起诉书，人们可以对华晨资产的来龙去脉及产权归属问题有个基本的了解。

华晨这个“字眼”首先出现在１９９２年，当时仰融为谋求将华博公司参与的合资企业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在美国上市，专门在百慕大设立了一个项目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此公司由华博１００％控股。

这个华博公司就是上文提到的原告——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仰融在中国早期证券市场赚得第一桶金后成立的私人公司。

当年同仰融一起打拼天下，现在已经背离仰融的苏强在一次公开谈话中说道：“我们可能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大鳄。

”
为进一步方便在纽约上市，仰融做了一件决定个人命运的事情。

１９９２年５月，仰融将华博公司和海南华银、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和中国金融学院撮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这个非赢利性的基金会就是仰融先受益，后痛苦的“红帽子”。

据知情人士透露，基金会除了央行教育司最初出资１０万元人民币外，其余资金都由华博投入。

这样，华晨汽车的控股股东华博公司在名义上置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名下。

代理律师王海反复强调，事实上该基金会没有向华晨投入一分钱，对此他有证据可以证明。

现在浙江大学任教的汪康懋教授当年在美林证券工作，他直接促成了华晨汽车１９９２年在美国的上市。

“当时上市的题材是金杯客车项目，钱大部分都是仰融自己的。

”汪教授回忆道。

此后，仰融的资本游戏越玩越大，他先后设立了上海华晨实业公司、香港华晨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珠海华晨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多个公司。

这些公司的股权也都置于被告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名下。

祸根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埋下，在企业快速扩张中，华晨集团及其派生企业的产权归属一直没有被明确确认。

今年３月份，财政部给辽宁省政府的一份函件是引发“仰融事件”的导火索。

这份函件的内容是：将华晨集团及其派生企业的全部投资及投资权益认定为国有资产，辽宁省政府准备全面接管。

个性张扬的仰融当然不愿意。

他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直接表态，基金会没有给华晨投过一分钱。

出走美国以后，仰融在接受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说：“我承认１９９２年在美国上市时使用了基金会这块牌子，也要求法院实事求是，让基金会占有一定股份，但是我相信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其余的应该属于出资人，属于我的。

”
仰融ＶＳ辽宁省政府
仰融和辽宁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仰融和辽宁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且不说企业家利益与地方政府利益之间的冲突，单就辽宁省政府强行接收华晨资产这件事情就足够双方交恶了。

提起华晨资产接收工作组，朱胜良的评价是：“他们跟强盗一样。

”朱原是申华控股６００６５３副总裁，自从辽宁接手申华以后，他就辞职不干了。

由于和仰融有很好的私交，媒体普遍认为他是仰融在国内的代表。

按照朱胜良的说法，在接到财政部关于接管华晨资产的函件以后，辽宁省就专门成立了华晨资产接收工作组。

一开始，仰融还担任了该工作组的副组长。

那个时候，仰融对朱讲过，工作组曾承诺管理层的职位不变、待遇不变，但对产权问题却没有解释。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作组认为，华晨在省外的投资属资产流失，不允许其投资宁波、湖北，只准投资辽宁。

这一项规定是仰融所不能接受的。

在企业一步步做大以后，仰融已经不可能局限于沈阳那一亩三分地，当然更不愿意把全部投资放到沈阳。

从２０００开始，他就有意通过各种途径将资产分散到各处。

今年他还特别注资１０亿元人民币在宁波成立了“宁波正通汽车工业
投资有限公司”，生产汽车发动机。

而这是辽宁方面十分忌讳的。

双方分歧由此越来越大，并最终发展到仰融出走美国和辽宁省检察院发出逮捕令的地步。

当然，双方也曾经有过协商解决争端的念头。

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在十六大上的一次讲话印证了这一点。

他说：“我们最初也考虑到了仰总对华晨的贡献，但没想到他有很多想法，他太着急了。

”
不过朱胜良认为，在这个事件中仰融一直是个弱者。

“仰总是一直主张协商谈判的，只是辽宁方面的工作方式太粗暴了。

”他这样描述当初辽宁省公安厅找他谈话的场景：“他们一上来就说仰融犯罪了，你交代吧。

至于具体犯了什么罪，他们也说不上来。

”
尽管对辽宁省的工作方式不满，但朱胜良在１２月６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是提出了一个有新意的谈判办法。

“双方十六大以前的所有恩怨一笔勾销，今后双方可在十六大的基础上，按照十六大有关民营企业的论述来认定华晨资产究竟有多少属于国有，又有多少属于民营。

”有一个传言，朱胜良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那就是，辽宁方面曾经暗示朱胜良转告在美国的仰融：仰融本人或者他的代表可以与辽宁就产权问题进行谈判。

不过，朱胜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还不知道华博公司的诉状即将被驳回。

记者后来向申华控股一位高层咨询了有关情况。

他分析说：“走到这一步，双方和谈已经没有可能。

”
他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首先，辽宁方面已经以“经济犯罪”的名义给仰融下了逮捕令，即使现在辽宁后悔也很难收回成命；其次，从辽宁阻止北京高院审理华博状告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这个案子来看，辽宁显然要按自己的意愿把“革命”进行到底。

仰融要打国际官司
国内诉讼大门关死，仰融要打“国际官司”。

仰融的律师王海透露，由于在国内诉讼无门，仰融准备采取下一步方案，即在香港和美国继续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

据了解，起诉的内容仍然是基金会侵占个人资产。

仰融将命运寄托在了香港和美国两地的司法制度上。

“毕竟华博公司的注册地在香港，而且华晨同时也是香港和美国的上市公司，到时候辽宁的行政干涉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被告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必须应诉。

”王海说。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分析，如果这样告下去，也许仰融还有一线转机。

不过大多数业内人士，包括仰融曾经的一些部下对仰融的未来并不看好。

“国内大门向他关闭了，仰融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他曾经的一个部下说。

１１月２２日，当年追随仰融一起打江山的干将们更是用行动与仰融划清了界限。

华晨汽车那一天召开了特别股东大会，直接罢免了仰融的董事职务。

同一天，仰融也通过长途电话主持圆通科技的股东大会，罢免了吴小安、苏强、洪星、何涛、杨茂曾、孙栋６人的董事职务。

他们大多是仰融曾经的左膀右臂，其中吴小安、苏强、何涛和孙栋四人更是被人们称作仰融的“四大金刚”。

诉讼驳回，部下背叛，实际上仰融现在也只有海外诉讼一条路。

在香港和美国起诉的具体日期没有确定，但据了解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启动。

记者手记
改革绕不过的关口：
确立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
若干年以后，也许可以这样评价仰融：记录一个时代终结的标本。

没有人确切知道当年仰融发家、将华晨在香港和美国上市时具体采取了何种手段，甚至他的律师也无法说清楚。

但按照一位证券界人士的说法：象仰融这样的人，在他发家的时候肯定
做过违法的事情。

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说得更为直接：中国的富豪都是有“原罪”的。

与“原罪”纠缠在一起的是，你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中国最早认识资本市场的人，在他们发家的过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超出凡人的智慧。

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努力应当有一个合适的回报。

但是在以前，此类回报的合法性始终是一个问题，以至于明明是个人资本，也不得不打一个国家资产的旗号，戴上“红帽子”，才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

到最后，财产到底是谁的反而成为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

今天的中国，尤其是进入ＷＴＯ之后的中国，公民私有财产的概念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承认。

“红帽子”留下的“孽债”已经到了非清算不可的时候了。

“仰融事件”中辽宁省政府和仰融之间的产权之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就是如何厘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红帽子“企业的产权问题。

但仰融最终通过法律程序争取自己财产的大门在国内被关闭了，这可以说是一个悲剧。

仰融的悲剧不在于他没有取得他自称属于自己的财产，而在于他通过法律程序证明或证伪华晨是否属于他的可能性的请求被断然拒绝。

但是说仰融是一个时代终结的标本，还并不仅仅因为这些。

在仰融被批捕后的第２１天，北京高院驳回华博起诉之前一个多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

江泽民同志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明确提出：
“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都应该受到鼓励。

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

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

”
朱胜良那一句“在十六大的基础上重新谈判”，所持就是这句话的精神。

然而仰融仍然成了一个悲剧人物。

在接受美国某媒体采访时，仰融曾经表示，类似的事情，在广州、上海，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几乎肯定不可能发生，只有在辽宁才会出这种事。

不管仰融的话是否有道理，我们都可以从这个事件中观察到：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公共权力仍然对私人财产垂涎三尺。

就在法院驳回仰融请求的同时，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等省份，改制和ＭＢＯ正成为企业管理层的流行语。

毫无疑问，通过这些手段，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的私人财产将会有一个合适的“名份”。

扛过了上个世纪的仰融在本世纪翻船，这使得仰融事件更具悲剧色彩。

仰融
１９５７年出生，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曾担任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航天华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理事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