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音“也”字归部简论(修订本)

上古音“也”字归部简论
刘洪涛
提要上古音“也”字的归部，有歌部、支部和鱼部三种不同说法，现代学者一般都信从第一种说法。

根据先秦秦汉古文字资料，凡是读音属于歌部的从“也”之字，所从之“也”都是“它”字的讹变，第一种说法其实是不可靠的。

从“也”字的本义以及韵文、假借、读若等资料来看，我们认为第二种说法是正确的，即上古音“也”字应该归支部。

关键词也它歌部支部
上古音“也”字的归部，有歌部、支部和鱼部三种不同说法。

下面把他们归部的理由分述于下：
一、歌部说。

代表人物为段玉裁（1775/1988：828）、江有诰（1812/1993：252）等。

我们知道，研究上古韵部的主要资料有两种，一种是韵文资料，一种是谐声资料。

“也”字作为语气词一般不用作韵脚，故而只能根据从“也”得声的字来确定其韵部的归属。

从“也”之字，如“地”、“施”、“迆”、“池”、“驰”等都属歌部，因此一般都把“也”字归歌部。

“髢”字虽然也从“也”声，但是段玉裁（1775/1988：856）作为例外处理，归支部入聲，因为按照段氏（1815/1988：628）的说法，“也”字的读音本来就在“十六、十七部之间也”。

二、支部说。

代表人物为朱骏声（1849/1984：489-490，526-527）。

朱氏把《说文》“迆”、“”、“杝”、“施”、“驰”、“阤”六字归歌部，但认为所从之“也”是“它”字的讹误。

又把“匜”、“貤”、“灺”、“弛”、“地”、“酏”等字归支部，认为“也”是“匜”字的初文，故而把“也”字归支部。

三、鱼部说。

代表人物为董同龢（1948）。

董氏（1948：173，185）采纳朱骏声随声分系的做法，把从“也”之字分别归歌部和支部。

但是他认为根据从“也”声之字判断“也”字韵部的做法是间接的，“‘也’字的地位应当由他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认为《论语》“也”与“邪”通用，因此把“也”字归鱼部（1948：93，159）。

现在音韵学界的共识是，研究上古韵部，韵文资料优先于谐声资料，而谐声资料又优先于假借、读若资料。

董同龢舍谐声而取假借，首先在方法论上就犯了一大忌。

更为严重的是，他所举证的材料也是有问题的。

陈复华、何九盈（1987：344-345）、郭锡良（1988/2005：63-64）等已指出，“也”字本身不表示疑问，而“邪”字本身表示疑问，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语气词，并不能相通。

基于以上两点，第三种说法应该已经没有人信从了。

现代学者一般都信从第一种说法而不是第二种说法，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朱骏声归支部的“匜”、“貤”、“地”、“酏”等字其实都应该归歌部。

这些字归歌部应该没有问题，朱氏归支部是他的一个失误。

现在能够确定属于支部的从“也”之字只有“”和“髢”两个，而属于歌部的字有很多，从这一点来看“也”字归歌部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也”是“匜”的本字，既然“匜”字应该归歌部，那么“也”字当然也应该归歌部。

说“也”是“匜”的本字，其主要根据是金文用为“匜”的字作“也”。

其实古文字学者早已指出，金文中假借为“匜”的实际上是“它”字。

不过，这些学者在指出所谓“也”是“它”字的同时，也被《说文》“匜”字篆形误导，认为“它”、“也”一字（参看周法高1975：7380-7389）。

这种说法影响很大，到现在还有人相信，例如《金文编》“它”字下就说“与‘也’为一字”（容庚1985：876）。

随着出土古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和研究的深入展开，学者对“也”字、“它”字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逐步取得了正确的认识：“它”是一种蛇的象形，是“蛇”的本字；①“也”象小儿张口啼哭，是“啼”的本字；②“它”、“也”二字在古文字阶段区别明显，只是到了西汉武帝以后才开始混同（黄德宽1997：827；徐宝贵2007：227-256）。

既然“也”不是“匜”的本字，同“它”又非一字分化，那么“也”字是否归歌部也就不无疑问。

而“也”字同“它”字又存在讹混现象，因此需要对有关资料再做一彻底的检讨。

我们先从属于歌部的从“也”之字做起。

属于歌部的从“也”之字有“池”、“匜”、“阤”、“施”、“”、“貤”、“杝”、“灺”、“驰”、“地”、“迆”、“他”、“酏”等，古文字资料业已证
①《说文》“它”字重文作“蛇”，是许慎认为“它”是“蛇”的本字。

张政烺（1979/2004：514-520）释出甲骨文中比较象形的“它”字，这个“它”象一种短蛇，证明许慎的说法是可信的。

②《说文》认为“也”象女阴，何琳仪、房振三（2006：177）认为“也”象口中出气，是语气词“也”的本字，二说都不是根据“也”字早期比较象形的写法立论，不足据。

李家浩（2008：246-247）根据曾侯乙墓编钟铭文的“也”字，把西周晚期老簋铭文“大”下一字所从的偏旁释为“也”，从而找到了写法比较象形的“也”字。

这个“也”作一小儿伸出双手张开大嘴之形，李师认为象小儿啼哭，故而认为“也”是啼哭之“啼”的本字。

此说应该是可信的。

明这些字实际上都是从“它”的（何琳仪1998：863-867；徐宝贵2007：232-245）。

《说文》从“它”的“詑”、“拕”、“蛇”等字，所从“它”后代文字也有变作“也”的（徐宝贵2007：237，249）。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凡是从“也”而读音属于歌部的字，其字本来都应该从“它”。

也就是说，真正的从“也”之字没有一个读音是属于歌部的。

①既然从“也”声之字没有一个属于歌部，“也”字也就不大可能属于歌部。

把第一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排除后，就只剩下第二种说法。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上古音“也”字应该归支部。

第一，从造字本义来看。

“也”是啼号之“啼”的本字，而“只”又是从“也”分化出來的一个字。

②上古音“啼”属定母支部，“只”属章母支部，那么“也”也应该归支部。

第二，从韵文资料来看。

《诗·鄘风·君子偕老》第二章：“玼兮玼兮，其之翟．（狄．）也。

③鬒发如云，不屑髢．也。

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扬且之皙．也。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翟（狄）”、“髢”、“揥”、“晳”、“帝”押韵（王力1980：175）。

上古音“翟（狄）”、“帝”、“揥”、“晳”皆属锡部，那么“髢”也应属锡部。

锡部乃支部入声，可证“也”应归支部。

第三，从谐声资料来看。

从“也”声之字有“”和“髢”两个字，它们的异体分别作“舓”和“鬄”，从“易”声，皆见于《说文》。

“”字还有异体作“舐”，从“氏”声，见
①有些从“也”之字的性质比较复杂，可能有不同的来源。

如“詑”、“訑”都见于战国文字（徐宝贵2007：237，245），《玉篇》把它们看作不同的字是正确的。

但是，《楚辞•九章•招隐士》和《急就篇》“詑谩”的“詑”都作“訑”，跟从“也”的“訑”混同。

也就是说，“訑”字有“訑”和“詑”两个来源。

又如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种有“杝子”，乙种作“枳子”，都用作“支子”（李家浩2008：248），此“杝”字从“也”。

战国文字有“柁”字，即后世的“杝”，此“杝”跟从“也”的“杝”混同。

也就是说，“杝”有“杝”和“柁”两个来源。

某个从“也”之字有歌部和支部两种不同的读音，应该都属这种情况，把它们看作不同的字比较合适。

《说文》“弛”字的异体作“”，“读若弛”的“”即“豕”字异体，都跟支部有关系，古文字又有从“弓”从“它”之字（何琳仪1998：866），马王堆帛书从“它”之字或读为“弛”（徐宝贵2007：236，237，238，243），都跟歌部有关系，按理说也应看作两个不同的字，但是从意思来看它们又确实应是一字的异体。

是马王堆帛书用字习惯特殊，还是《说文》的处理有误，现在还说不清楚，因此下文不再涉及“弛”字。

②战国时期“也”、“只”二字形近，关于二者的关系，或以为它们本是一字，后来才分化为两个不同的字（何琳仪、房振三2006：174-177），或以为它们本是不同的字，只是由于字形演变才趋于混同（赵平安2008：4-5）。

李家浩（2008：246-248）释出西周晚期的“也”字，指出这种写法比较象形的“也”字也跟“只”字形近，又指出二字的字音、字义也都很近，因此二者本是一字分化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③“翟”又作“狄”，见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317页中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于《玉篇》。

上古音“氏”声属支部，“易”声属支部入声锡部，可证“也”应归支部。

①第四，从假借资料来看。

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种“杝子”、乙种“枳子”都是“支子”的假借，详本文上页注①。

上古音“枳”、“支”都属支部，可证“也”应归支部。

秦汉文字或用“殹”表示“也”（大西克也2001：614-626）。

上古音“殹”应归脂部（陈复华、何九盈1987：349-350）。

《说文》口部：“哇，读若醫”。

上古音“哇”属支部，可见从“殹”声之字虽然应归脂部，但音却与支部极近，这也可证明把“也”归支部是可信的。

参考文献：
陈复华、何九盈（1987）《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大西克也（2001）“殹”“也”之交替——六国统一前后书面语言的一个侧面，《简帛研究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董同龢（1948）上古音韵表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段玉裁（1775/1988）六书音均表，段玉裁（1815/1988）《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郭锡良（1988/2005）先秦语气词新探，《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商务印书馆。

何琳仪（1998）《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

何琳仪、房振三（2006）“也”“只”考辨，《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三辑，商务印书馆。

黄德宽（1997）说“也”，《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江有诰（1812/1993）廿一部谐声表，《音学十书》，中华书局。

李家浩（2008）释老簋铭文中的“”字——兼谈“只”字的来源，《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中华书局。

容庚（1985）《金文编》，中华书局。

王力（1980）《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宝贵（2007）以“它”“也”为偏旁文字的分化，《文史》第三辑（总第八0辑），中华书局。

张政烺（1979/2004）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

赵平安（2008）对上古汉语语气词“只”的新认识，《简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周法高（1975）《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朱骏声（1849/1984）《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

附记：本文的写作、修改先后得到李家浩、孙玉文两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谨志谢忱！
①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字假借“咜”字为之（徐宝贵2007：244），这应该是例外。

战国中山王铜器铭文借“施”为“也”（徐宝贵2007：236），老簋铭文借“”为“池”（李家浩2007：248），也都属例外，与此相类。

这些例外很有限，目前仅能举出这三个例子，老簋很可能出自陕西丹凤，战国时代的中山国在今河北石家庄一带，马王堆帛书出土于湖南长沙，它们的时代也不同，分别属于西周、战国和西汉，应该不存在时代或地域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