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经历回味与反思

知青经历回味与反思

知青经历回味与反思

夏晓玲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时处“老三届”（即初中六八级到高中六六级），年龄十五六岁至二十一二岁的一大批在校初、高中生，全被纳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范畴。在当时那种特别年代，领袖的号召几乎可以一夜之间得到落实。学校、街道居委会以最快的速度为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知青们分配了落户地点，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

我们就读的宜宾市一中，学生们的插队地点安排在屏山县和江安县，因我当时年龄尚不足16岁，母亲要我和大姐一起插队。大姐听班上十分要好的一位女同学介绍，她表妹就读的宜宾市民办中学，安排插队的地方是宜宾县。对各个区县地理环境并不了解的我们，以为宜宾县就是宜宾市郊区周围，赶快以投亲靠友的形式，挂靠着市民办中学的学生插队来到宜宾县，结果大家是被安排到宜宾县很偏远的山区——双龙区。我们三人被分到当时的双龙公社光辉大队太平生产队。

1969年1月中旬，赶在农历年前，我们就前往落户的生产队报到，熟悉环境。

双龙离宜宾市区一百多里，当时又没通客运班车，我们第一批插队知青三十多人，是包了一辆货运车，大家挤站在车箱，或坐在行李包上，一路高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豪迈而激昂的歌曲去到双龙区所在地的。从此开始了众多家长牵肠挂肚，众多知青刻骨铭心的蹉跎岁月。

对农村生活完全陌生的我们，面对的是当时相当恶劣的环境：

没通电，晚上点煤油灯，煤油还是计划供应，得十分节约使用；卫生差，蚊子满屋飞，跳蚤顺腿爬，几面透风的猪圈旁边搭两块木板就当厕所、浴室；信息闭塞，只能靠赶场天步行七八里路到场镇邮局看看有没有家里或同学的来信；疲惫不堪，既要出工，收工回家还要挑水、找柴、做饭、种自留地。

插队初期，知青生活对我们来说，还有些新鲜，兴奋。没有家长管束我们，一切由我们当家作主。我们用洗脸盆随地去撬侧耳根、野葱葱等野菜，去小溪捉鱼虾，到池塘逮青蛙，自留地里的嫩苞谷随便掰来烤着吃。双龙属山区，地多田少，主产小麦、苞谷。面疙瘩、苞谷粑、苞谷面面饭成为主食，晚饭后推磨是每个家庭的必备功课。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我们甚至偷懒将老苞谷直接炒爆米花当饭吃（当然是偶尔为之）。在下乡初期，我们烧饭时烧不来柴灶，直熏得眼泪鼻涕烟灰满脸花，当然是吃了不少夹生饭菜，闹了不少笑话。生产队社员看我们也很新奇、新鲜，当时从未到过宜宾市区的农

民相当普遍。我们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我们的饮食卫生习惯，他们都觉得很新奇。在田间地头，或者是回到知青点，队里一些大方开朗的社员，会问我们一些很可笑的问题，诸如，“宜宾有好大喔？十分钟总走得完嘛！”“你们城里有好多人喔？你们肯定认得完吧！”当我们回答连一个院子的人都认不完时，他们十分惊讶，他们不知道我们即使住一个院子，大多都没在同一个学校读书，读书回家也是很少出去四处串门的。作为高六六级的毕业生，大姐她们两人插队时已经年过二十，队上的一些姑娘小媳妇，还悄悄问我，你姐她们肯定已经找婆家了吧？当听说还没找，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在当时的农村，女孩子十六七岁就找婆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若过了十八岁还没对象就觉得很不正常了。

队里的干部很关照我们，我们的住房分在地理位置比较居中、方便出工的刘家大院，自留地就分在房前屋后，出工的工分按当地女劳力的最高等级计酬，全勤每天九分。贫下中农也很淳朴好客，我们刚去那段时间，恰逢杀过年猪，在猪肉十分紧缺的那个年代，但几乎每家都把我们请去喝“刨锅汤”，让我们大大地解了馋，并把这一作法延续到我们离开农村。平时，左邻右舍还主动教我们种自留地，送一些自己做的咸菜，新鲜菜给我们吃。说是接受再教育，我们插队时也相当的书生气。我们曾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结果他们一般都说的是五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的事。我们请队长讲阶级斗争，队长说，没得啥子，大家都挣工分吃饭。我们请社员指教农活，他们说，农村活路都是眼见功夫，你们读了那么多书，应该你们来教育我们。

当时生产队的一位贫协主席，自己平日在队里出工时总爱偷懒，又喜欢顺手牵羊占集体的小便宜，在生产队一点威信也没有，还常常以凶神恶煞的态度监督队里一些家庭出生和成份不好的社员劳动，则给我们留下不好的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繁重的劳动，枯燥的生活，加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我们几乎半年才能搭乘运粮食的货车或者走两、三天的路回一次家。思乡，想家，对前途的忧虑，插队生活的遥遥无期，使得知青们从苦闷到开始有些躁动。1970年初夏时节，双龙区的一部分男知青开始闹事，他们互相串联，成群结队去场镇上的餐馆白吃白喝，到公社缠住管知青的领导，要将原本按月领取的安家补助费全部领走。当时国家给每个下乡知青两百元钱的安家费，用于初下乡时购置生活必需品、农具等，其余每月有几块钱，用于补贴插队初期日常生活之用。在双龙区所辖的凤仪公社，据说知青还发生了械斗事件

。不久，我们公社的领导赶紧将每位知青尚未领完的安家费，大概有四十多元钱吧，全部一次性发给知青们。我们当时和市民中下放到双龙的知青大多数不熟悉，也不想去参与闹事。通知我们去领钱时，我们还不太愿意，害怕把握不住，一下用光了，以后的日子就全靠挣工分养活自己了。要知道，当年的劳动日值大多仅有三、四毛钱，最多也就六、七毛钱。一般到年终，一个全劳力除了分得几百斤口粮，能分到手的现金也就一、二十元钱罢了。但公社领导坚持让我们领走这笔钱，说是放在公社更不安全。文革期间，很多干部对当过红卫兵小将的知青们所具有的“造反精神”还是心有余悸的。

长期接受正统教育的我们三人，加之家庭成份都不属于”红五类”，一直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我们学会了地里的各种农活，挖地、铲坎，下种、施肥，割麦子、打镰架（人工将小麦脱粒），掰苞谷、送公粮等等，还打破当地妇女不下田的传统，怂恿一批队里的年青姑娘一起下田学插秧，薅秧。“烧烟”（工间休息）时，我们坐在田边地坎上向队里的姑娘小媳妇们学纳鞋底，鞋垫。当时我们这样忘命，一方面是心存侥幸，尽力挣表现，想到总会有回城的一天。另一方面，家庭经济不宽裕，我们必须得自己挣工分解决生存问题。

两年后，国家陆续恢复招工、招生，虽然刚开始名额很少，而且基本按当地贫下中农子女三分之二、知青三分之一的比例来推荐，但好歹让知青们看到了希望，大多数知青开始安下心来挣表现。也许我们的努力表现得到当地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