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汉服的复兴

否极泰来，重开气象——汉服兴起历程及展望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语见《易•系辞》）

在华夏童年时代，先民就以衣冠匡正自己，“垂衣裳”而教化世人，衣冠整而礼仪齐，从蛮洪荒原一步步走入郁郁人文的世界；“取诸乾坤”，先民对天地的理解行之于衣冠，人为天地所化育，衣冠亦取法于天地，这是华夏衣冠数千年的演变要义。

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语见《尚书正义》）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语见《左传正义》）对华夏的解释或有不同，然而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与华夏民族的特性密不可分，它构成了我们民族的基本特点，使中国古来有“衣冠之国”、“礼仪之邦”的美誉。从周秦汉魏到隋唐宋明，汉服款式虽蔚为大观，基本结构却万变不离其宗，衣冠服制的一脉相承正是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明证。

当异族征服的血迹湮没了往昔诗礼风流的世界，奴化装束代表的卑弱心态也尘封了我们民族勇于开拓的血气。对今人来说，剃发易服之前雍容华贵的大国气度、潇洒俊逸的士人气质已恍如隔世，人们不假思索将衣冠径呼为古装，在生活中出现更被质疑为日韩服饰，这种隔阂的背后是巨大的文化断层。

明清鼎革，尚有遗民为故国衣冠操劳奔波。黄宗羲、王夫之等不忍以异族面目示后人，画像中以幅巾遮挡剃发形象，朱舜水远渡东洋至死不易汉家衣裳。黄宗羲著《深衣考》以期后人之用，埋下了恢复华夏衣冠的最早火种，成为今天的宝贵资料。之后清末革命党人多

次呼吁复我冠裳，提倡传统服饰复兴，章炳麟更以遗风尚存的和服为汉服，身体力行，并号召国人模仿，四十年代竟出现了汉式学位服的实践。虽然清室逊位为汉服复兴扫清了政治障碍，终因当时内忧外患不断而搁浅。中共执政后，毛泽东提出以中山装为汉族男子服饰，并另设计了汲取襦裙元素的汉族女子服饰，前者因无华夏之风难以获取国人认同，后者因江青曾使用而被摒弃。改革开放后，亦屡有人提议传统汉服，但在欧风美雨的西化大潮中难以激起波澜。

不论有多少观点争执，不论对汉服兴起的社会背景做多深的探索与解读，都不可否认2001年APEC会议“唐装”热对汉服意识复苏的反向刺激作用。以满服马褂的改良版为代表中国的“唐装”，迅速激发了关于何种服饰代表中国的争论，再加上当时充满银屏的美化满清辫子戏，共同成为了催化汉服再生的烈剂。猛然间，被多少仁人志士呼吁了数百年的汉服复活了，开始在指责与鄙薄中跌跌撞撞的走出历史。

从2002年到2003年，随着大汉民族论坛和汉网的建立，网络上最早出现了专门讨论汉服的板块，汉服由社会呼吁转入网络酝酿，并随着王乐天着汉服上街的义举揭开了这场社会文化复兴运动的序幕。这一阶段汉民族主义脱离了单纯的悲情宣泄，渐渐构筑起理论体系，并使汉服打上了的民族主义烙印，因此汉服运动早期主要认为它是民族身份的表达符号。汉服运动为汉民族主义宗旨统摄，被视为兴汉的重要方式，这种认识促进了历史观扭曲背景下的民族意识觉醒，却又有矫枉过正的倾向，因此受到部分温和者的抨击。重视文化

内涵的温和者慢慢增加，他们反对民族主义诉求，并逐渐形成新的流派——文化论者。此派意图从醇正的传统精神出发开出汉服复兴的新路，却又走入另一个极端，即重视汉服的文化内涵但倾向于否定其民族性，之后的一个时期与民族主义者形成并峙而立的两派。文化论者的重要贡献是厘定传统节日风俗、传统礼仪流变，衣冠与礼仪之关系逐渐明晰，汉服复兴由此礼制化，成为重塑华夏礼俗的实践方式。笔者留意到汉服群体还出现了着重强调汉服之美的旁支，他们对民族性的重视不如民族主义者，对文化内涵的重视不如文化论者，活动也以展示美感为主，理论上强调以耳濡目染的认知建立对传统精神的认同。

民族、礼俗与审美三特征本是汉服内在的属性，因受制于客观环境，人们看到不同侧面，故而形成了更重视某一特点的流派。他们执其一端论其所长使汉服复兴出现不同的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可避免的遇到瓶颈，几年来的汉服复兴实践已表明单纯的路线渐次遭遇寒潮。

重民族者，知华夷之防，而失其气象，故其末流落入右翼；隆礼俗者，知衣冠践行之途，而失其魂魄，故其末流蒙于表象；求美感者，知衣冠华美，而失其内质，故其末流近乎作秀。

但同时也要看到，正因不同流派竞相绽放才使汉服某一特征得到更好的发挥，深化了其内涵，扩展了汉服文化的内在张力，在争执中完善着自己。如果说支流繁盛是汉服复兴前一阶段的表征，那么汇集支流以成主干则是下一阶段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