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道学_内涵的差异看韩愈_欧阳修_苏轼散文风格的不同

收稿日期:2006-10-24

作者简介:丁俊丽(1979-),女,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研究。

从“道学”内涵的差异看韩愈、欧阳修、

苏轼散文风格的不同

丁俊丽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古文以“道”为灵魂,因而“道”的涵义的丰富,亦必对古文艺术风格之形成产生影响。从韩愈的作为文化价值之善的“道”,到欧阳修的合乎自然人情之真的“道”,再到苏轼的作为美之渊薮的“道”,是道学内涵在唐宋的逐步完善和发展过程。作为唐宋古文运动之主将,此三者的散文风格与其道学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并深深地打上了各自道学思想的烙印。

关键词:道学;散文;韩愈;欧阳修;苏轼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07)02-0016-04

韩愈作为儒学复兴运动的倡导者,面对其时华丽浮靡、空洞无物的文风,在发起儒学复兴运动的同时,也发起了对古文的改革运动,追求先秦散文风格,提倡古文要明“道”。这一思想被宋代一些文人所继承和发展,把古文运动推到了另一个高度。他们在进一步完善韩愈之道学思想的同时,载“道”之文也随之逐步走向成熟和完美,其中欧阳修、苏轼成就最为显著。韩愈、欧阳修、苏轼三人道学思想逐层深入,必然引起他们散文风格的不同。文本就三家“道学”内涵的不同探讨他们散文风格的差异。一

中唐释老盛行,儒学衰退,唐王朝深处危机之险,以韩愈为首的一批学者,发起了儒学复古运动,尊儒行道来拯救岌岌可危的唐王朝政权,扶助唐室中兴。同时也发起古文运动来反对当时文坛的委靡浮华之风。正所谓苏轼评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

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在实际创作中,韩愈的《原道》〔1〕(19

)既是他儒学复古运动的宣言书,又是古文运动的压卷之作。他的道论在《原道》中得到了纲领性的阐释:“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就指出韩愈要继承发扬的是孔子、孟子之后的儒家精神,即列圣相传的一致的精神。通过孔子之仁义把“周公之礼教”与“尧舜之道”统一,把“人”置入六种伦常中。把五常中“朋友”易为“师友”、“宾主”,这样“人”就不仅是伦理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人必须有忠君仁义之思想,这使“道”最终成为“天下之不亡”的力量源泉。他认定“道”作为宇宙真理是一种“虚位”,必须以仁义为内容,而“仁”又是“人其人”,这使他的理论成为一种人文主义的学说,与列圣相

传的一致的精神相联系,则又使他的“道”实际被阐释为传统文化

的一种价值。

韩愈所理解的“道”就是圣人在当初如何根据自然和人情来创立“道”,随后便是一代一代相传,形成道统,后人只是坚决勇敢地维护之,不再诉诸自然和人情。而他把列圣相传的一致精神(也即儒家精神)看成为一种人类的、永恒的、自然的真理,不再直接面对自然和人情。这种历经两千年的正统儒学毕竟有它的民族价值观念,涵泳着民族精神,体现着一个民族对“善”的思考与继承。因此韩愈便把这种相承之“道”抽象为民族文化价值之“善”,加以倡导和发扬。韩愈的“文以明道”论,必然要用他的文“明”他的“道”,因他的“道”是一种列圣相传的民族文化价值之“善”,它对于人民的影响力来自列圣相传的权威性,和某种拯溺救亡、力挽颓波的奋发感,以及“善”本身具有的激发正义感的作用。这样的“道”被认为是由先圣传下来,不幸中绝,需要人民重新高举这个旗帜把它发扬起来。学“道”之人必须养成浩然之“气”,那么,“明道”之文就要以“气”为主,以盛气来行文,才能带动读者进入圣人之道。无庸置疑,韩愈文中不可避免地挟入一份唐人的意气。因而,他的文风必然是气势盛大、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内容丰富,行文充满力度。正如韩门弟子皇甫　说:“韩吏部

之文,如长江大河,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止。”〔2〕(7035)

苏洵也曾比喻:“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

自畏避,不敢迫视。”

〔3〕

最能体现韩愈文气盛的是《论佛骨表》〔1〕

(613),抗颜入谏,文章言辞激烈,气势迫视。文章开始列举“中国未有佛之前”,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以及自古帝王长寿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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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2期　NO.2 宜宾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 ibin University February.2007

大都短寿的事实,警告“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矛头直指幻想福田长寿的宪宗。用大量篇幅斥责宪宗佞佛的荒谬和危害。在群臣不言其非的处境下,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文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对于当时万人膜拜,以帝王之尊亦奉为神明的“佛骨”,采取如此暴烈措施。言辞如此激烈,震慑人心。列举先圣所为,来激发人心,文章气势磅礴,文气纵横,使宪宗大怒,“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便成了他的结果。另有《进学解》〔1〕(44)也以纵横捭阖的语气,列圣相传的善来激发学生,使其走入圣人之道。当时韩愈由贬所回到朝廷,但未被重用,而是又回到学官的冷板凳上,才高数黜的韩愈面对此时的官职下迁,满怀怨气,乃作《进学解》以自喻。作者用正言若反的表达方式,使用亦庄亦谐的讽刺手法阐明了治学、作文的态度和方法。文章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借用学生的口吻,展现自己的才能,志向。自己一身正统文化反遭学生嘲讽:“……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这实质是韩愈借学生之口来诉说自己当时的穷境,表达自己有才而不被重用的愤懑之情。后一部分韩愈举出了孟子、荀子等例子辩解,“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文章实虚交错,驳正对方的嘲讽,表达自己的自负和自信,兀傲自恃,不随流俗的姿态溢于言表。语言极具夸张藻饰,运用铺叙排比,气势宏大。引用圣人之“善”激发人心,实现自己治学的主张,批判腐靡时风。正如孙樵评价此文章:“玉川子《月蚀诗》、杨司城《华山赋》、韩吏部《进学解》、马常侍《清河壁记》,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革空勒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扌若。”〔4〕总之,韩愈的古文在他的“道”之下,气势浩荡、语言犀利、语气慷慨、议论纵横。这种文化价值之“善”的“道”毕竟要进一步完善,向真、美方向发展,相应承载它们的文也会随之变化。这未完成的使命便由宋朝欧阳修、苏轼来承担。

二

“道”作为哲学的最高概念,必须是真、善、美的统一,而韩愈局限于把“道”的全体都建立在“善”之上,没有把这种列圣相传承之“道”再进一步推就到自然、人情之真美的宇宙现实中,因而,继之而来的道学,必然要走向“真”和“美”,使“道”成为宇宙之本体。在欧阳修之前,有些文学创作中,“道学”拥有了关于自然,人生之思考时,“道”的含义也就逐渐地起了变化,由列圣相承之统绪中所蕴涵的民族文化价值之“善”,转向对自然、人情的至理之“真”的探索了。也即“道”的内涵由“善”向“真”进一步深化,把韩愈之“道”推向宇宙真理之思考。如晚唐皇甫　、宋初柳开身上,亦体现出此种倾向。韩门弟子皇甫　在他的《悲汝南子桑文》〔5〕(卷687 )中指出“天有正理”,但要获取此“理”,必先明人事,“人事著矣,指物以复子何”,就是推于万物,“彼人事皆然,推于物亦然,是为自然”,可见这“理”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真实的认识。把“道”落实到“理”上,这意味着学者的关怀开始从文化价值之“善”转向自然、人情之“真”的至理上。宋初古文运动之先驱柳开也是宗韩一派代表,在继承韩愈“道统”基础上有所发展。如他的《东郊野夫传》云:“野夫以古之人不能究天地之真,海之容纳,经之所出,乃作《天辩》、《海说》、《经解》三篇,大能其事(是)而证其非,昔贤之所不能及者也。而所著文章与韩渐异,取六经以为式。”〔6〕可见柳开已超越韩愈文化价值之“善”的“道”,趋向“究天地之真”、“取六经以为式”,将“道”由“善”推向含有自然、人情之“真”的方向发展。在此基础上,欧阳修必须面临时代对于他的要求:即道学必须进一步成为对真理的阐释,成为关怀宇宙人生之真谛、国家民族之休戚的“至理”。欧阳修不辱“史”命,发展为恢复古代礼制的实践与“道”义的深入探讨这两方面的高度统一,他对“道”作出了更为深切的阐明。也即他自觉地继述着韩愈的思想并付诸实践,进而又在理论上有所创获。在探讨“道”义的著述中,他便要使他的思考对象即“道”的内涵由善进一步转化为“真”,并触及到“美”的本质。

苏轼《六一居士集序》概括欧阳修道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翕然师尊之。”〔7〕(315)也即欧阳修之“道”,是把所有自然物的常理与人情之理同一而论,探究自然和人情常理之“真”,寻求一种宇宙“至理”。这使儒家精神之“道”符合现实,更能服于人心。

“韩愈所理解的‘道’只是在最初点上直接面对自然和人情(‘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后来便只是一种不断衍生的过程,不再诉诸自然和人情了。也就是,圣人在当初如何据自然和人情来创立‘道’,随后便代代相传,形成道统,让今人来继续。”〔8〕(92)欧阳修突破了韩愈这一局限性,要阐明圣人之“道”本身的正确性,使理论重新直接面对自然和人情,创造新的文化,追求自然、人情之真,而不仅仅是发扬文化价值的“善”。这种推究自然、人情之“真”的“至理”学说,贴近实践,总之是把儒家的礼教论证为自然的常理和人之常情。如欧阳修《濮议序》〔9〕(954)体现出欧阳修把儒家的礼教诉诸于自然和人情之常理的“道学”思想,符合现实,不只是一种传承列圣精神的文化价值上的“善”,而是将这种“善”之“道”进一步推向自然、人情的“至理”之“真”之“道”。这有利于提高儒学的“合情合理”性及其实践品位,这样欧阳修将“道”诉诸“至理”能起到“以服人心”的论述效果。因而将这一道学贯注入古文,文章自然会在平淡委婉中征服人心。故而欧阳修将他的‘文’载上如此之‘道’,他的古文创作理论必然要从韩愈的“文以气为主”变成“文以意为主”,以理服人。因此他的古文风格就与韩愈有所不同,他的文章充满自信,平易地讲说着,语气委婉而道理穷尽,读起来丝毫不感到困难,有一副“容与闲易”的态度。他虽然也主张行文要有“气”,但是他的“气”比较委婉平和,不像韩愈那样高潮迭起,要把读者一下卷进去;他虽然也有激昂慷慨之语,但因为他的“道”已从文化价值更推本于自然人情之“真”,以“至理”的面目出现在文章里,所以,他不必借气势压人,而是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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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 丁俊丽:从“道学”内涵的差异看韩愈、欧阳修、苏轼散文风格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