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功用

陈平原：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功用

（副标题为“答《人民日报》记者徐怀谦问”）

问：谈中国大学的精神，不能不提蔡元培先生出长北大时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您对前者尤为看重，为什么?

答：1917年1月4日，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到校视事，五天后发表公开演讲，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希望学生摒弃“做官发财思想”。同时，蔡校长审时度势，扩充文科和理科，暂时停办工科和商科，突出北大在“高深学问”而不是“应用研究”上的实力。此举对日后北大的发展影响极大。

至于蔡先生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1919年《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一般人可能会注重思想自由，我却更看重兼容并包。为什么呢?借用英国哲学家伊赛尔·白林的概念，前者是积极的自由，后者是消极的自由。思想自由是对自我而言，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是有所为；兼容并包是指对待他人，要有所不为。消极自由的意思，是保证你说话的权利，保证各种学说并存，让它们自由竞争、自由发展，谁赢得民心，谁就是胜利者。大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给他们选择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兼容并包”是一种制度性的保证，比个人的思想自由更为可贵。蔡先生早年再三说，中国人不能容忍异端，长此以往，很容易养成一种正统的暴力，即对异端采取一种非常残酷的态度。而北大不同于其他大学的特点，就是相对来说能“包容”，因而才显得大。这个“大”有两层意思：一是北大人立意高，常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抱负——当然也有人说这是狂傲；二是度量大，北大人在自信之外，相对来说，更能容纳别的思想学说。另一方面，蔡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并非放弃选择的权利，也不等于没有倾向性。他的总体倾向是求新、向上。例如，学界普遍认定，正是蔡元培长校后的所作所为，直接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诞生。

在我看来，兼容并包是和大学、和University的本义是一致的。它是接近大学最本质的东西University的本意，便是将追求科学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以便于共同研究。不只师生之间如切如磋的“论道”、同学间无时不在的精神交往，也是“大学”题中应有之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生命的精神交往”定为大学的基本任务，不是没有道理的。

问：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外，蔡先生还有哪些大学理念对塑造北大形象起了关键作用?

答：蔡先生的思想，或者具体到他的大学理念，一方面有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比如修身养性、中庸、有所为有所不为等；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西方的观念。1921年，蔡先生在美国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校区做演讲，较全面地阐明了他的观点。他说，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他希望能把中国的教育精神和西方的教育精神结合起来。中国的教育精神，他提到孔子、墨子的陶养德性；西方的教育，他谈了三种模式：一是英国牛津、剑桥养成有教养的绅士的教育模式，注重人格熏陶；二是德国柏林大学以专业研究见长的模式，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

三是美国的大学模式，强调服务于社会。这三种模式是蔡元培所理解的世界大学发展的最根本的精神。后来北大较好地融会了这些精神，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注重人格养成的教育模式。这其中有西方大学理念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和中国传统书院关系密切，而传统书院是以人格培养为中心的。北大二三十年代的办学宗旨就非常强调“陶熔人格”，北大人今天在精神上的自由度和独立性，跟这是一脉相承的。

问：关于现代大学与传统书院的精神联系，其他学者较少注意，请您做些详细的说明。

答：今日中国的大学，其价值取向基本路径，乃University而非“太学”，这一点不会有什么疑义。1925年4月，蔡元培校长在德国做了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其教育趋向》的演讲，称对于古代中国高等教育，“其质与量不能估价过高”清以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所谓“上法三代，兼采泰西”。前者基本是一句空话，因为三代的学制谁也说不清，但中西教育观念的差别却是实实在在的。依晚清以来通行的说法，后者重知识传授，前者重人格修养。钱穆说：“新学校兴起，则皆承西化而来。皆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针对传统中国的师道尊严，曾博得国人一片掌声。可教育学家很快发现，此种只重知识不尊师长的潮流，也有不小的流弊。为师的不自尊，求学的不重道，所谓“全人格的教育”根本无法落实。于是“教书”“育人”并重的观念，重新得到张扬。书院制优势，终于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

不只是钻研高深学术的研究院，也不只是传统深厚的人文学科，在清华大长梅贻琦看来，大学精神之所寄，在于教师的树立楷模与学子的自谋修养。他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话现在广泛传诵，真正内涵，未见得被真正理解与接纳，对于大学来说，“大师”之所以至关重要，不只因其学识渊博、智慧超群，更因其人格和修养可以成为学生追摹的目标。

问：北大百年校庆时，您接受我采访时，曾谈过北大应成为中国的“思想库”，这是一种很高的期许，也是对大学精神和大学功用的深刻理解。但除了北大，其他大学好像很难这么提。

答：我说大学应该是思想库，是因为大学和社会有相对的独立性，大学的任务跟一般决策性研究机构不同。各个部委的研究所要解决很多具体的实际问题，也很有用，但很难说是“思想库”。我之所以说大学可以而且应该是“思想库”，有三方面的意思：其一，大学思考的是根本性的、基础性的命题，它不求一时一地的得失，不对一时一地的政治及经济得失负责，这只有大学做得到。

其二，大学更讲知识综合，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这是University和C011ege不同的地方。大学不是专科学校，不是某一方面比如经济或法律的研究所，大学的优势在于它有很多很多的专业。很多专业背景不同、利益及趣味也都并不一致的学者聚在一起，思考问题，讨论问题，这点很重要。大学是出大战略、大思想的地方，它不应该只出小计谋。其三，大学怎么影响社会?我认为，大学应该能提出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能影响一个时代的大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