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

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

内容提要：在人类传播史上经历了五次革命——语言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互动传播（以电脑为主体、以多媒体为辅助的多种功能的信息传播）。每一次传播革命都对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将人类带进一个新的境界，新的时代。每个国家或地区传播上的优势地位必然会导致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它警示我们，必须积极参与传播革命，十分重视传播科技的开发、引进和运用，否则，国家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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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创造了语言——发生在10万年前；人类在公元前约3500年发明了文字，实现第二次传播革命；在第三次传播革命中，中国人在唐朝初期首先发明了印刷术；1844年，人类进行第四次传播革命，迎来了电讯传播的曙光；1946年，电脑在第五次传播革命中出现。

在人类传播史上，五次传播革命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不仅有力地改变了人类在过去的所感所触和所见所闻，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在现今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因此，对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传播革命的起因、过程和意义进行分析研究，无疑既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语言传播：第一次传播革命

语言的产生，是人类第一次传播革命的直接推动力。那么，语言是何时产生和怎样产生的呢？菲利浦·列伯曼在《人类说话的进化》（1984）中推断：人类的远祖大约在9万年前的某个时候开始“说话”，大约在3.5 万年前的某一时期开始使用语言。罗伯特·芬（1985 ）的推断与此稍有不同。至于语言是怎样产生的？各种猜测可谓异彩纷呈：“汪汪”派认为，言语是通过模仿狗叫等自然的声音形成的；“哼哟”派认为，言语是在从事某项群体的重体力劳动时为协调动作发出的声音形成的；“感叹”派认为，语言是由偶然地表现感情（疼痛、高兴、恐惧、悲哀）所产生；“唱歌”派认为，语言是从传播感情和欢乐事件的歌声中演变而来。在众多的猜测中，恩格斯的“语言起源于共同劳动”的假说〔1〕，百多年来受到非议最少。

关于语言的产生，我们倾向于这样的假设和猜测：它起源于劳动，但并不局限于群体的共同劳动；它出现在简单劳动之后和制造工具之前，而不是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之中或之后。显然，劳动不仅锻炼双手，也锻炼大脑，同时它也是人类积累经验、发展知识的源泉。而制造工具，光有灵巧的手和发达的脑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但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任何单个人猿或人都是无法完成的，它必须通过无数个体间的信息传递与交流来实现，而在当时，用来传播信息的最佳手段只有语言。

人类创造了语言，语言也就成了人类的标征，成了人类进行交际与传播的工具，也成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据考古发现，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上，最先出现的尼安德特人在没有天灾人祸的情况下奇怪地绝种了，而后起的克罗马农人却成了人类最直接的祖先。一个十分有力的推论是：前者没有语言，而后者创造了语言。语言拯救和帮助了克罗马农人，人类也从此脱离了动物的信号传播藩篱，踏上了人类的语言传播大道。第一次传播革命中的语言传播，使个人经验和见闻为大家所共享，使前人的文化积累为后人所继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祖先懂得了钻木取火、草药治病、保藏食物、饲养动物、

耕种粮食、敬奉神祗，还掌握了“知识含量”很高的制陶、纺织、炼铁等技术。若没有语言传播，这些转变就不会发生，“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2〕

书写传播：第二次传播革命

在第二次传播革命中，人类发明了文字，开始进入书写传播时代。以往的语言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心记脑存，既不能“通之于万里，推之于百年”，亦不能保证信息在传播中不被扭曲、变形、重组和丢失。因此，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可谓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大创举。它一方面引导人类由“野蛮时代”迈步进入“文明时代”，另一方面从时间的久远和空间的广阔上实现了对语言传播的真正超越。

论及文字的产生，埃及人归功于智慧之神，巴比伦人归功于命运之神，希腊人归功于奥林匹斯的传令官和使者赫耳墨斯，只有中国人将文字发明的功劳归之于人自己——仓颉。现在，我们无需再作种种猜测，地下文物和文献记录，已一再向我们表明了文字的最早存在，就象语言一样，文字也不是先在一两个地方形成的，形成的也不是只有几种文字，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是从古老的图画或洞穴图画经验中演变而来。易言之，文字源于图画。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在古埃及、克里特和中国大地上就最先出现了“图画文字”和“形象文字”，它们一画一“字”，一“字”一意，几个画组合在一起则构成一个故事或事件。到了商代，中国人创造了“象形文字”，而那些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则叫“甲骨文”。这些文字基本上仍是图画的和表现性的，有的就是简单的图画（如日、月、山、川等字），进一步发展才形成后来的指事、形声、会意等文字形态。

自从有了标准化的文字，人类既可以用它来记载口语、描绘事件、传播信息，也可以通过它反复阅读、慢慢译解那些超越时空的来自远方的信息或早已死去的人留下的信息，并用它来保存和继承人类积累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而不必费尽脑汁去铭记，从而将较多的时间用于处理现有信息和为未来制订计划。

由于书写传播时代初期的图画文字或形象文字在发展中先后分化为符号——音节体系（如英语、法语等）和单字——表意体系（如汉语、日语等），结果其功能与优势亦有差异。研究表明：英语、法语就比较容易学、容易使用，也容易变化，这可能导致了西方人较为关注变革和发展的精神倾向；汉语、日语要花较长的时间才能掌握几千个单字，用来阅读较为浅显通俗的文章，这同东方人关注稳定、团结和怀念过去的深厚感情颇为一致。不过，虽然汉语和日语不易学习和掌握，然而一旦具有阅读能力，人的大脑对单字——表意体系的文字的反映明显快于其它体系的文字。东京电机大学教授小谷城（1996）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同在单字——表意体系，人的大脑对汉字反应的速度要比假名（日文）快三倍。他说，人们认识汉字单词，不需多声转化过程，从字形就可以直接理解意思，具有其它文字所没有的快速阅读优势。此外，汉字还不会随着口头语言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人们有时虽听不懂（如方言），但能看得懂。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汉字成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特殊凝聚剂，成了社会和谐、安详、稳定的潜在力量。这是我们的祖先在发明文字时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巨大贡献。

在第二次传播革命中，书写媒介则经历了从沉重的石头、泥土逐步向较轻的龟甲、兽骨、木板、竹简和软绵、便携的羊皮、绢帛、纸张的转变，而书写工具则经历了从划字的树枝、棍尖到刻字的石刀、铁刀到写字的的毛笔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