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侠义精神

试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义
内容摘要：“义”，在我国古代向来被视为英雄人物的美德之一，它常和“忠”、“仁”等传统美德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臧否人物、评价是非的道德标准。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小说尽管题材各异，但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却有着相同与相近之处，如章回体的结构，大致相同的成书过程等。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两部小说都歌颂了“义”，使“义”成了它们共有的思想内容之一，在社会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
本文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所歌颂的“义”的作用、“义”和“忠”的关系、“义”的局限性等方面进行简单的分析，以期进一步正确、深入地理解《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文化精髓。

1 “义”的作用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小说皆以描写战争为主体，以集体行为为特征，“义”在集团、政团之间所发挥的作用有许多共同点。

《三国演义》中的刘蜀集团，最初由刘、关、张桃园结义起家，此后虽未曾在本集团中再施行具体的结义行为，但“义”笼罩着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整个刘蜀集团。

征讨黄巾军时，刘备28岁，为“贩展织席为业”的无名人氏，后结义关张，因灭黄巾有功而任安喜县尉，从此开始其政治生涯。

此后几十年里，他辗转南北，四处奔走，赤壁大战后，占荆州，取益州，夺汉中，三分天下，建安24年进位汉中王，建安26年拥戴为蜀王。

刘备从赤手空拳到成就三分天下的事业，其靠的是什么？简单的说，主要是因为“义”。

作为政治家的刘备深谙“义”这一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其事业前期一直打着“伸大义于天下”的旗号，处处宣扬“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政治理想，广揽人才，大获民心，并以此为武器攻城略地，从人才、政治、军事等多方面为本集团发展壮大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这一时期，义的“大义”性质充分发挥，居于主导地位。

《水浒传》中的宋江原是郓城小吏，之所以受到天下英雄的敬仰，其主要原因不在疏财，而是他以义揽才，以义待才，尊重不同的人才，从而打动了天下英雄。

宋江大义凛然，放弃小我，服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经历了宋江招安路线的严重挫伤之后，梁山队伍没有出现内部分裂，仍然是一个坚强团结的集体。

征田虎、打王庆、剿方腊，战绩赫赫，英雄好汉纷纷效命沙场，在一步步走向悲剧结局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哪位好汉分离出来，另拉义旗。

在书中，宋江用过人的“义”作纽带，维系另外107个好汉的团结实现的。

梁山的誓词中就明确地写道：“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
2 “义”与“忠”的关系
两部小说均以“义”为道德内核，以忠、仁为政治瞻首,求得目标的一致性，并左右着集团的发展道路、斗争理想和政治归宿。

刘备行仁政，标义举，仁治天下，义统三军，以仁义达到了政治与军事的完美结合，从而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于争霸军阀中脱颖而出，其手下人物，诸葛亮集忠、智、仁、义为一身，其人格力量又远超乎义；关羽则“义不负心，忠不顾死”；张飞、赵云等无不都是义勇、忠勇的典范。

刘备的三让徐州，礼让荆州；关羽的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赵云的单骑救主等都体现着仁义忠烈的风范。

特别是当“仁心”与“雄心”冲突的时候，都能做到“舍生取义”。

《水浒传》拔“草寇”于山野荒泽,使他们由强盗成为仁义的英雄。

但自晁盖的聚义厅被宋江改为忠义堂后，就希望以“忠”、“义”的结合来调和皇帝与义军之间的矛盾，以达到政治目的与军事行动的一致。

但两本名著的故事结局是刘、关、张等人殉于义，一百单八将多数也死于义，都成了义的牺牲品，但其意义显然是不同的。

“忠”是产生宋江投降路线的基础，左右着梁山义军的政治前途与归宿，其最终结局必然是以牺牲“ 义”为代价。

这时，“义”的实际内容已被”忠”吞没了，只剩了一个联合的驱壳，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也便以悲剧而告终。

3 “义”的局限性
《三国演义》结局是刘、关、张等人殉于义，而《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多数也死于义，都成了义的牺牲品，这就体现出了“义”的局限性。

当然，如果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三国演义》中的“义”也是片面的，有害的。

这种“义”一般说来是建筑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脆弱的基础上的，常常缺乏原则性。

只要有恩于我，不管是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以恩义为重，不能负“义”。

为了“义”可以不顾一切，不惜采取错误的行为，造成严重的恶果。

如果说“义”是刘备集团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那么“义”也是其走向败落的根本原因。

后期，“义”的局限性慢慢凸现，即带有强烈个人恩怨色彩的“小义”性质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刘备集团由此走向败落。

前期，这种个人恩怨至上的“小义”特性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小说却早已作下铺垫，其中心事件即“华容道义释曹操”。

在火烧赤壁后，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为了报答曹操当年的知遇之恩，竟冒着杀头的风险义释曹操。

关羽本立下了军令状，理应当斩。

然而玄德替之求情“昔晋三人结义时，誓同生死。

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

望权记过，容将功赎罪。

”云长因义而释曹操，玄德又何偿不是因义而不治兄弟之罪，皆是个人感情因素超越一切。

连向来执法严明的诸葛亮亦说“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搪塞而过。

这次过在关羽，但从刘备、诸葛亮的态度也可见，这种尽义于私 ,尽义于个人，个人恩怨至上之义在刘备集团内部是受推崇与肯定的。

再有，该事件历史上并无记载，纯属作者虚构，但作者却大肆渲染，描绘得绘声绘色，也足见作者罗贯中的颂扬与肯定态度。

刘备集团的态度和作者的世界观就预示了后期这种“小义”特性走向主导地位的必然性，为后来“雪弟恨先主兴兵”埋下了伏笔。

《水浒传》中的“义”作为一种因于私人关系或小团体利益而甘于承担风险或牺牲自己利益的气概，同时也容易蜕变成只讲私人交情，模糊自身立场，不讲大是大非的坏习气。

而所谓“江湖义气” 往往因为拉帮结派，排除异己，义气行事，藐视法度，执着于个人恩怨等逐渐被社会边缘化而成为不稳定因素。

江湖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人，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小市民和下层军官，由于
视野的狭窄，目光的短浅，他们所奉行的“义”，往往或被人利用或变了质。

书中第二十八、二十九回，“施恩义夺快活林” 事件中，施恩看中武松超群的武功和讲义气，对他百般笼络、感化。

最后武松被感动，为了“义”，终于成了施恩的打手和工具，为他夺回了快活林。

第三十四回，宋江为了让秦明归附自己，让小卒冒充秦明杀害百姓，烧毁房屋，还让秦明一家老小祸从天降，无缘无故就做了“义”的牺牲品。

李逵在江州劫法场，乱杀无辜，“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倾翻的，不计其数”，为了回报宋江哥哥的小义，却背离了除暴安良、保护人民的大义。

正是他们对“义” 的认识上的局限性、模糊性，因小义而忘了大义，才使宋江能够一直引导他们走上受朝廷招安的悲剧结局。

4 结语
“义”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始终是最重要的文化观念之一。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小说都歌颂了“义”，使“义”成了它们共有的思想内容之一。

“义”在刘备集团和水浒集团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了极大地作用，但其局限性也为二者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