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过程及特征

第三波民主化探因

考察在民主化第三波中步入民主殿堂的国家的历史背景，可以将其变迁模式大致概括为5类：轮回型模式（Cyclical Pattern）、二次尝试型模式（Second-Try Pattern）、干扰型民主模式（Interrupted Democratic Pattern）、非殖民化型（Decolonization Pattern）和直接过渡型（Direct Transition）。在这五类模式中，除第五类“直接过渡型”国家，前四类国家在历史上都有过民主传统或民主经验，也都可以说是在比较了民主与威权后选择前者而摒弃后者，而促使第五类国家发生转变的如下诸多因素，也可以解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几乎同时发生在70~80年代，而不是在其他时间。

在第三波中，由于无法解决本国的问题，如经济危机、权力体制缺乏自我更新机制、军事行动的失败等，威权政体的合法性权威性受到挑战而濒临瓦解；二战结束后2、30年的经济增长为中产阶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学分析中被普遍认为是促进和巩固民主的中坚力量；宗教也出现了一定变化，解放神学成为生活在威权统治下的人的信息网；在二战后民主得到重建并巩固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价值观；而在一个通讯发达、沟通便捷的时代，一国的自身的民主行动本身亦可成为另一国的民主化契机，在另一国引发一系列迅即而猛烈的民主化连锁反应，波兰人用了10年时间才争取到了民主，匈牙利人花了10个月，东德花了10周，捷克斯洛伐克花了10天，而罗马尼亚只花了10个小时。但是，即便这些内外部因素都已存在，且民主化的条件日趋成熟，如果没有政治精英的认同、参与和推动，民主化进程也很难真正启动，“只有政治领袖愿意冒民主的风险时，民主才可能出现”。

第三波民主化的过程

民主化过程主要包括1）威权政权的垮台、2）民主政权的建立以及3）民主政权的巩固，实现这三步飞跃并不容易；有些国家仅仅向推翻威权政权的征途迈出第一步便宣告失败，有些国家在成功推翻一个专制政府后又拥抱了另一个专制政府，有些国家则不停地在民主与威权间摇摆不定。

在第一阶段，即威权政权的垮台中，威权政府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反对派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以及威权政府与民主反对派之间的互动和力量对比程度，决定了该国民主化第一阶段的方式是变革、置换，还是移转。

-变革-

政府内：改革派>保守派；

反对派内：温和派>激进派；

政治力量：政府>民主反对派；

变革过程中，威权政府体制内的改革派主导整个民主化进程，并逐渐将整个威权集团带离权力核心，反对派在变革主要进程中主要从体制外施加变革压力，且反对派内部的温和派占多数，有较强的意愿与政府改革派妥协合作，共同走向民主。大多数政府改革派最初只是自由派，寄希望于在体制内进行局部的、适量的自由化改革来避免政权的全面民主化。但民众自由度增加到一定阈值后便会遭遇威权瓶颈，如不启动民主进程将难有政治空间继续增加，这往往激起民众对民主的强烈诉求和威权政体的剧烈反动。如果改革派的力量足以抵御、安抚保守派要求镇压动乱的进攻，或得到保守派的强力支持，民主变革便会继续，反之则导致自由化尝试失败，保守派上台。同时，如果反对派中的温和派无法压制激进派的过激行为，就会给政府保守派以镇压口实，并威胁整个民主进程。

-置换-

政府内：保守派>改革派；

反对派内：温和派≈激进派

政治力量：民主反对派>政府；

置换过程是威权政府和民主反对派之间矛盾激化，彼此互不妥协，而民主反对派力量强大，最终迫使威权倒台、推翻威权政府的过程。政府内改革派势力微弱或几乎全无，保守派牢牢把握政权而不肯放手，并拒绝任何变革。独裁政府的垮台常常依靠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而形成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并尤其依赖知识层的领导和动员。这一过程有可能历经数年而无果，反对派需要为此付出巨大牺牲，如果激进派主导，则置换过程可能发生较为激烈的对立；如果温和派更具号召力，置换过程更容易经历天鹅绒革命而避免流血。当然，反对派内部的权力格局不仅仅取决于各派领袖的领导力，还常常受到政府态度的巨大影响：如果政府对反对派立场强硬，激进派的理论和策略往往更能左右置换进程，反之则民众更愿意接受温和的观点和斗争策略，置换也会更加平稳和顺利。

-移转-

政府内：改革派≈保守派；

反对派内：温和派>激进派；

政治力量：反对派<政府；

移转过程需要政府和反对派的联合行动。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通常能够达成一致，愿意就政权变更与反对派谈判，但态度常常较为被动，并时刻准备扑灭反对派抗议的火焰，但试探对方力量后逐渐放弃对抗姿态，而更愿意参与妥协；反对派在经过抗争尝试后也发现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推翻威权政府，因此愿意与政府沟通妥协的温和派数量会在反对派中占优，并能有效控制激进派的言行。对政府和反对派双方来说，彼此承认对方的合法性（或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尤为困难，也是最需要双方做出妥协让步的核心地带。其次，双方就民主化进程达成妥协的意愿和能力也决定了移转过程是否成功，双方也需要随时平衡和压制内部的各种反对力量，保证谈判过程顺利进行。政府改革派和温和反对派都将后院清理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谈判、妥协并制定和解和民主路线图。

第三波的共同特征：妥协、选举和低度暴力

妥协、参与和适度交易是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特征，“谅解”在第三波中是一个核心过程，这需要政府内和反对派内持各种立场的派别之间、政府与反对派之间付出极大的勇气，对彼此做出巨大让步和保持充分克制，并就转型过程中的选举规则和程序达成默契，一同来推动该国的民主化进程。很多时候，由于缺少妥协精神，和解进程会陷入僵局，要么导致政府内强硬势力上台，民主化进程终止甚至夭折，要么反对派通过暴力革命颠覆威权政权。

如果选举程序能够启动，民主反对派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把内部的激进分子和强硬分子留在和解进程中，同时对政府进行监督，保证选举过程充分透明、公开和开放。政府在面对选举时，会有两种不同的应对策略：一种政府会尽量尊重民主选举原则，因为这是他们保持权力合法性的最后稻草；另一种政府则会用尽各种欺诈、恐吓手段左右民主选举，甚至威胁动用武力镇压选举结果，这就需要民主反对派时刻保持警惕和对政府敌对力量的钳制，避免选举流于形式而失去效力。

第三波国家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低烈度的暴力。这种暴力往往首先来自政府，然后激起反对派极端主义分子的反击与报复，但大多都能维持在低烈度水平，不管是冲突范围还是伤亡率都比较小。这种低度暴力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果一个社会之前经历过较为严重的暴力冲突和对峙，那么在第三波中不管是政府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