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

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

庞中英

2012-11-21 14:40:43 来源：《外交评论》(京)2005年04期作者简介：庞中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天津300071）

内容提要：地区秩序是一个经常使用但却缺少定义的概念。本文探讨了亚洲地区秩序的现状和特征，特别强调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制和正在兴起的亚洲地区主义实践。快速发展的地区相互依存和发育中的各种亚洲地区安排以及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区域强国的崛起或者复兴，推动着亚洲地区秩序的历史性转变。一方面，美国在竭力强化亚洲地区的“中心—轮辐”体系，另一方面，迟到的亚洲地区整合和地区主义正在帮助塑造着地区主义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从地区秩序转型的角度，亚洲目前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有三种基本的地区秩序选择：美国霸权秩序的强化、取代美国秩序的新强权秩序和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明显地，未来导向的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符合所有亚洲各国的利益。地区主义为基础的秩序并不是为了挑战美国的主导性，而是为了使亚洲地区秩序更加合法、合理和正常。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以地区主义为基础制定其亚洲政策，将在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亚洲地区秩序美国为中心的霸权秩序地区主义为基础的秩序中国的亚洲政策

秩序是人类行为（包括国际关系）的一种基本价值。地区秩序涉及外交、经济、军事、法律、社会等方面，是关于地区体系（地区国际体系）内处理国家之间互动的方法、规定、安排和体制。亚洲地区秩序正在变化之中。本文探讨了亚

洲地区秩序的现状和特征，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地区主义在重新组织亚洲地区秩序中的意义，以及中国在亚洲地区转变中的作用。

什么是地区秩序？

国际关系学者往往致力于世界秩序或国际秩序的研究，但很少研究地区秩序。人们经常使用地区秩序的概念，却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特别是，在多数情况下，地区秩序被当作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或者是局限在地区体系（体制）的国际秩序。尽管如此，关于地区秩序，还是有一些理解。例如，有的人把地区秩序定义为“特定地区内的正式或者非正式安排，以规则来规范国家间为了追求单个国家或者集体目标而进行的互动”[1]。这个定义把地区性的规则或者安排当作地区秩序本身。根据鲁杰(J. G. Ruggie)的定义，秩序意味着一种关系。国际秩序意味着参与国际体系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秩序描述的仅仅是一种结构上的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结合的方式”[2]。

我认为，不能把地区秩序等同于地区范围的国际秩序。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发展，更不能简单地用国际秩序的思想来理解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如果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地区体系，而且这些地区体系内部不断发生着变化，例如经济上的地区化和政治上的地区主义，那么，地区秩序就可能与国际秩序有所不同。因为地区体系内部的国家互动的方法、方式、规定、安排、体制与国际体系内部的国家互动不应该划等号。欧洲地区体系内部的互动的这些方面已经与国际体系的同样方面越来越不同。显示地区秩序已经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国际秩序在地区范围的表现。

由于各种因素，地区体系内部的国家之间的互动是不断变化的，相应地，地区秩序是变化中的。变化的基本因素，人们可能首先会想到国家力量在地区范围的此消彼长，尤其是大国的兴衰。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地区化和地区主义则是地区体系内部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地区化和地区主义改变了国家之间在地区范围内互动的秩序，产生和出现了一些只适用于地区范围的新的国际制度。也就是说，在一般的国际制度（如均势、国际法、外交、大国作用和战争）之外，又增加了地区范围的有效多边谈判，形成复杂的地区安排和地区制度。

因此，地区秩序应该是介于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之间的第三种秩序，是地区体系的联系和结构方式、安排。在当代，地区秩序有各种表现形式，例如军事上的同盟体系、由各种双边安排组成的多边网络，甚至地区“经济共同体”和地区“安全共同体”。

目前的亚洲地区秩序

任何地区体系都是独特的，亚洲体系不同于欧洲体系。那么，到底如何认识亚洲体系的秩序呢？

亚洲体系的构成十分复杂。长期以来，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体系中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其人口、幅员等加在一起是亚洲的主体。两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与区域外的世界霸权国家正式结盟，但是，中国和印度都与区域外霸权国家——冷战结束后是美国，保持着复杂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注：“域外霸权”这个说法来自卡莱欧(David P. Calleo)的《欧洲的未来》一书。他在形容美国在欧洲的作用时，用了这个说法。见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页。）。中国和印度之外，是一系列差别很大但却都属于“中小国家”类别的亚洲国家。经济上，日本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其他国土狭小的国家，如韩国和新加坡，在经济上却是重要国家。仔细分析亚洲的国家体系，让许多民族主义者和亚洲主义者难以接受或者不愿意面对的一个最大现实是，“域外霸权”的美国居然是亚洲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最重要国家。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的盟友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许多东南亚国家以及一些原苏联集团的国家，在部分意义上包括最近的印度），把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当作是解决亚洲体系内在不稳定性以及平衡大国崛起（主要是中国）的根本手段。

这样一个亚洲国家体系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亚洲不正常地、不合理地以非亚洲国家的美国为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洲构筑和巩固了一个叫做“中心和轮辐”的体系(hub and spokes system)。这里，美国是“中心”，而参与这个体系的亚洲国家则是“轮辐”。这是关于美国与亚洲关系的根深蒂固的主流看法（注：笔者没有看到关于美国在亚洲的“中心和轮辐”体系的更系统文字。这个概念的起源更是没有考察。在美国现实主义者的亚洲事务学者和记者中，这个术语得到普遍使用。据说，“中心和轮辐”体系的最早发明者是俾斯麦，在同盟理论中，关于“部分一致的同盟”(overlapping alliances)，就是借鉴了俾斯麦的“中心和轮辐”观点。Josef Joffe 是这个观点的主张者，见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William Tow 教授有论文“US Bilateral Security Alliances in the Asia-Pacific: Moving Beyond ‘Hub and Spokes’”, Australasia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