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
中国在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在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中，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自20世纪至今，中国扮演在国际秩序演变中的作用，从被迫遵守者的角色，变成了秩序的参与者，再到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发展到今天的新秩序的塑造者之一。
在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前，中国是国际秩序的被迫执行者（这种被迫执行在很多时候，是以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的）。
因为清朝灭亡后国内连年内战，中国的国力损耗过巨，全世界主要的强国几乎都要求虚弱的中国遵守其自清朝以来其为中国制定的国际秩序准则。
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后，中国的国际作用开始凸显。
为了牵制日本的力量，英国、美国、前苏联开始重视中国的作用。
中国开始在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参与者的角色：抵抗了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陆上军事力量。
这时候的中国，担任了秩序参与者的角色。
1957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开始在东亚、东南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是在越南战场先后同法国、美国交手之后，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参与者。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之后，这一角色的作用，愈发凸显。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尤其是亚洲开发银行的建立，中国从规则的重要参与者，完成了向规则制定者角色的转变。
亚洲开发银行的成立，是中国开始主导某一层面的地区经济事务的开始，也是中国成为世界秩序的制定者的角色之一的标志。
当前所实行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下开展，具有浓厚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利的。
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迫切要求建立起国际新秩序，从而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上升趋势，具体表现为西欧、日本随着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在政治上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也在不断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壮大并走向联合。
一、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了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一）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众所周知，国际旧秩序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下建立的，本质就是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如何认识中国在国际秩序演变中的作用
如何认识中国在国际秩序演变中的作用当前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式确立的，其突出标志是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建立及其对国际事务的长期管理，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有归属感，既是其创建者之一，也是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还是改革的参与者，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秩序变革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
一方面，中国是战后秩序基本原则的积极维护者，坚定捍卫有关二战的正确历史观，坚决反对任何否认、歪曲、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担负着推动国际秩序不断优化完善的历史责任。
中国新时期的对外战略全面展开，基本形成以“中国梦”为统领，以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根基，以坚持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等原则为基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正确义利观”等理念为指导，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为主线，以形成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目标的系统战略布局。
在这一布局下，中国同主要大国的战略合作与对话进一步拓展。
中国提议与美国共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通过“庄园会晤”和“瀛台夜话”两次“习奥会”深化战略互信，力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签署两军规避冲突谅解备忘录。
中俄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高水平推进，签订《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及西线天然气管道供气协议，确立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2000亿美元的目标；中国发表10年来第二份对欧政策文件，规划未来5-10年中欧合作蓝图，全面推进务实合作迈向创新合作；同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中国则力推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加强战略合作。
在这一布局下，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快速推进。
中国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提倡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亚洲理念引领地区发展，以亚洲智慧化解安全难题；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构想，强化与周边各国互联互通和合作共赢，沿线多国群起响应；“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两年来，已有沿线6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参与，并愿同各自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
安倍解禁欲改变战后亚洲秩序 中国应警觉
深度：安倍解禁欲改变战后亚洲秩序中国应警觉2014年07月08日 11:17 观察者网我有话说(20人参与)评论中大奖（20人参与）收藏本文新浪军事编者：为了更好的为读者呈现多样军事内容，满足读者不同阅读需求，共同探讨国内国际战略动态，新浪军事独家推出《深度军情》版块，深度解读军事新闻背后的隐藏态势，立体呈现中国面临的复杂军事战略环境，欢迎关注。
【Project Syndicate网站2014年7月4日刊登美国纽约巴德大学民主、人权与新闻学教授伊恩·布鲁玛文章《安倍的长征》(Abe's Long March)。
伊恩·布鲁玛认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重新解释”战后宪法，除了渴望改变战后日本秩序，更大原因是普遍担心中国地区主宰力日升以及美国的衰落。
而美军的存在有可能将世界最大军事强国拖入琐碎的地区冲突。
在1914年后一百年的今天，这一前景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资料图：安倍与日本和平主义共识的决裂显而易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联合政府决定“重新解释”战后宪法。
根据由美国律师起草于1946年的该宪法第九条，当日本处于盟军占领状态时，日本放弃“将战争作为国家主权以及将威胁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权利。
重新解释后，日本将能够在日本人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武力支持盟国。
安倍之所以选择重新解释，是因为修改宪法需要获得日本议会三分之二多书批准。
考虑到大部分日本人仍对武力深恶痛绝，想要保证获得必要的赞成票几无可能。
重新解释宪法几乎可能会导致中国和韩国抗议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由于安倍是前战犯的外孙，又由于他公开参拜在二战中为大日本帝国捐躯的士兵，因此中韩的抗议十分合理。
安倍与日本和平主义共识的决裂是显而易见的。
但日本能够使用武力的条件十分严格，因此军国主义复辟难于上青天。
更可担忧的是这对日本民主的影响：民选政府不会在连议会支持都不屑争取的情况下悍然修改宪法含义。
资料图：安倍首次出任首相时检阅日本海上自卫队。
全球治理与国际新秩序构建的中国路径
全球治理与国际新秩序构建的中国路径全球治理是指通过协商、合作和规则制定等方式，来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而国际新秩序构建是指建立起一个公正、合理和平衡的国际秩序，以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新秩序构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主张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目标，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积极主张通过多边合作、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
中国呼吁各国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制，加强国际组织的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和平衡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不仅提出理念，还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合作。
中国积极参与并支持联合国的工作，积极参与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担任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重要角色，派遣了大量的维和部队。
中国还参与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以促进区域和全球发展。
中国在推动国际新秩序构建方面，积极主张以发展中国家利益为重点。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各国应当平等相待、相互尊重，追求共同发展。
中国高度重视南南合作，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中国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在国际新秩序构建方面，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合作倡议。
中国主张加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还主张加强全球数字治理，推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和规则制定。
中国还提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中国的全球治理与国际新秩序构建路径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其核心是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通过国际合作和多边机制来解决全球性问题。
中国崛起与全球秩序的变化
中国崛起与全球秩序的变化近年来，中国的崛起成为了全球热议的话题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国际地位的逐渐提高，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并引起了各国的强烈反应。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崛起对全球秩序的影响以及全球秩序变革的趋势。
一、中国崛起对全球秩序的影响1.中国崛起引领全球经济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中国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对全球贸易的贡献也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亚洲的金融和贸易领域。
其次，中国的发展也对其他国家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通过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已经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币贸易拓展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
2.中国崛起改变了国际格局中国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也改变了其在地缘、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地位。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以来都是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
如今，中国成为了具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国际大国。
中国现在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越来越活跃，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和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3.中国崛起推动了全球多边主义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国家领导人强调的多边主义理念也得到了全球范围的共识。
中国积极参与多个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谈判，愿与各国加强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协调、平衡、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
4.中国崛起增强了全球文化多样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强调已经走向了全世界。
如今，中国式的生活方式、饮食文化、娱乐产业和时尚趋势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欢迎。
这些文化产品的传递和信息的交流可以促进全球文化多样性发展，带来国际文化的交融和融合。
二、全球秩序变化的趋势1.全球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全球格局已经由西方中心向中心趋向，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崛起，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提出了新的挑战。
西方国家一直对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具有较高的权威和影响力，但是今天全球政治权力由更多的国家和组织来分享。
中国在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在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第一，中国的道义影响力。
中国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强调和平、合作、互利的原则。
这种道义影响力使得中国在国际秩序中能够提供一种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观点和方法。
中国的道义影响力不仅是中国本身，而且还可以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准则来影响国际社会的决策。
第二，中国的经济崛起。
自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中国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国际秩序中的力量结构，使其更加多极化。
中国的崛起还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在国际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并提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新的倡议和机构。
第三，中国的安全贡献。
作为拥有核武器国家之一，中国在维护国际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参与了和平维持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为国际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还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如反恐、打击海盗、防治疟疾等，并致力于推动军控和裁军的国际合作。
第四，中国的外交协调。
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发挥了协调角色，特别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如气候变化、朝鲜半岛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等。
中国通过外交手段努力促进协商和解决争议，推动谈判的进展。
中国还通过参与多边机构和国际会议等方式加强了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第五，中国的国际合作。
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问题。
中国发起了亚信、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其中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特别突出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以使其更加公正、平等和包容。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中也面临了一些挑战和争议。
例如，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等地区存在领土和海洋争议，这引起了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
中国在国际人权和民主价值观方面的做法也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批评。
然而，这些问题并不能否定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和贡献。
从殖民地统治到独立运动亚洲的历史演变
从殖民地统治到独立运动亚洲的历史演变从殖民地统治到独立运动：亚洲的历史演变亚洲大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遗产，其中蕴含着从殖民地统治到独立运动的复杂历程。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索亚洲国家在争取解放和独立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转变，以及这些变革对亚洲及全球的影响。
1. 殖民地统治的背景和特点亚洲地区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内，饱受殖民地统治的苦难。
许多欧洲列强，如英国、法国、荷兰等，通过武力侵略和殖民扩张，将亚洲国家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中。
殖民地统治给亚洲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剥削、文化侵略和政治压迫。
亚洲各国人民长期忍受着殖民地体制下的贫困和不平等，他们开始逐渐觉醒，并积极寻求改变的途径。
2. 独立运动的崛起与抗争在20世纪初，亚洲国家开始涌现出反抗殖民统治的声音和力量。
这些独立运动由各种类型的参与者组成，包括民族主义者、独立领袖和普通民众。
抗争形式丰富多样，既有政治抗议、游击战斗，也有全国性的大规模抵抗运动。
各国独立领袖如印度的甘地、越南的胡志明等，通过非暴力抵抗和武装斗争，不断推动着独立运动的进程。
3. 独立的到来与新的挑战亚洲国家在独立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建设稳定的政府机构、推动经济发展、解决民族和宗教问题等。
许多国家需要重建废墟、恢复社会秩序，并建立自己的国家形象。
同时，亚洲国家与殖民主义的残余力量继续斗争，努力保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
4. 独立运动的影响和启示亚洲国家通过独立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并对全球范围内的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亚洲国家的独立运动鼓舞了其他被殖民地统治的地区，激励了他们寻求解放和自主。
这种激励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洲国家通过推动非同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为全球南方国家寻求独立和自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5. 当代亚洲的发展与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国家逐渐走上了发展和繁荣的道路。
其中一些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韩国等，快速崛起并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和政治的重要力量。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四大变化与中国对策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四大变化与中国对策2011年12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务院，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中）、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金星焕（右）和日本外务大臣前原诚司举行会晤。
美日韩三国外长当日在华盛顿会晤，讨论朝鲜半岛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变化一：一个巨大的雁型阴影出现在亚洲美国借道双边同盟重返亚洲，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试图构造“雁型安全模式”。
美国重返亚洲加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复杂的不利因素。
而目前在亚洲正形成一个新的“雁型模式”，即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
这个“雁阵”中的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借势朝鲜半岛的争端，美日韩又在进一步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
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
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
美国特别强调东盟作为地区多边主义支点的重要性，同时承诺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承诺赋予印度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在美国试图塑造的这种亚洲地区安全秩序的第二梯队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与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
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复兴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政策，强化了同盟关系。
美韩同盟也因“天安”号事件和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而进一步强化。
7月21日，美韩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议，决定深化和扩大同盟合作。
此后，美日韩逐步走向三边同盟。
在12月初举行的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声称，美国与日本、韩国的条约同盟是数十年来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与韩国的伙伴关系又有助于这种稳定与合作的三角关系。
三国外长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
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密切合作。
美国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与菲律宾签署了《千年挑战和约》，以加快菲经济发展，减少贫困。
亚洲新秩序与全球格局
亚洲新秩序与全球格局近年来，亚洲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正逐渐成为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这一趋势不仅对亚洲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全球格局带来了诸多变动和挑战，引发了人们对亚洲新秩序和全球格局的讨论。
首先，亚洲新秩序的形成与经济崛起密切相关。
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引擎。
中国以其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正在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印度则以年轻且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国投资；日本在科技创新和制造业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这些国家的崛起不仅为亚洲地区带来了繁荣，也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定义着经济发展的规则和力量对比。
其次，亚洲新秩序的形成也与地缘政治关系的演变息息相关。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政治问题、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存在，给亚洲地区的稳定带来一定的挑战。
然而，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和外交对话也在逐渐增加，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并建立积极的互信机制。
例如，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共同发展和合作来推动地区繁荣与稳定。
此外，亚洲新秩序还反映了全球治理格局的重构。
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逐渐变得不再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与需求。
亚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声和参与逐渐增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引发了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的重组。
“金砖国家”作为亚洲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亚洲新秩序的形成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问题。
第一，亚洲国家之间的争端与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领土争端、历史纷争和种族、宗教等差异引发的矛盾，仍然是影响亚洲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二，亚洲新秩序尚未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合作机制和规则。
亚洲国家间的合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需要建立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合作体系。
第三，全球治理的转变需要亚洲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但这也需要亚洲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面对这些挑战，亚洲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话与合作，以建立更加稳定、开放和包容的亚洲新秩序。
东亚秩序
东亚世界国际秩序的特点和当代启示1. 美国主导建立了东亚的安全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独自占领日本，开始谋划主导东亚格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被排除在国际政治秩序之外。
中国领导人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
这一外交决策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立的前锋，尤其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东亚从冷战变成了热战，正是在这种局势推动下，美国政府酝酿已久的东亚秩序转变最终完成。
美国开始与日本、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建立了军事盟友关系，由此确立了统治东亚安全局势的沦辅体。
2.三国联手减少对西方依赖中日韩三国承诺将推进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计划，以减少本国经济对西方的依赖。
金融危机后，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及投资水平下跌令三个东亚国家感到惊慌。
三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讨论加强合作事宜。
日本正大力倡导建设东亚共同体的理念。
这一理念最终将为东亚带来自由贸易区和公共卫生、能源及环境等方面的合作。
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提议尚处于早期阶段，三国强调说这是个“长期目标”。
东北财经大学的刘昌黎教授认为，东亚自由贸易区最早也要到2020年才能成形。
他表示：“另外还要花5到10年时间进行经济融合，之后再过5到10年才能形成真正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联盟。
”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提议出台之际，恰逢日本出口遭遇严重打击。
出口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现在日韩都从中国蒸蒸日上的经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保持至少8%。
对中国来说，它的长期战略是减少对西方的依赖，同时与俄罗斯、中东、非洲、拉美和亚洲各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
尽管如此，中国可能会对日本的意图怀有戒心。
北京认为，让美国对日本施加影响是维持和平宪法、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一个办法。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表示，东亚共同体“目前只是个框架，还需要解决一些基本问题，譬如说劳工的自由流动。
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3金灿荣 刘世强[内容提要]在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对外政策调整和中国加速崛起三大动力作用下,国际政治在权力结构、问题议程和决策规则层面都发生着深刻变化,世界正在加速步入以权威缺失、模式困惑和全球化阶段性停滞为标识的后危机时代。
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度调整在给中国提供新机遇的同时更带来了严峻挑战,中国需要重新反思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方向,在坚持国内优先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外交资源的投入,在保持战略防守的同时加强战术层面的主动性,为国内治理和长远发展创建新的环境空间,为中国顺利崛起预做绸缪。
[关键词]国际格局 金融危机 政策调整 中国崛起 战略影响[作者介绍]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政治与外交、跨大西洋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研究;刘世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9级博士生,主要从事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中美关系研究。
2009年的国际形势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政策调整和中国加速崛起构成了世界格局加速调整的推动力量。
在此背景下,国际政治在权力结构、问题议程和决策规则等层面都呈现出新的内容,世界正加速步入后危机时代。
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度调整不仅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机遇,更带来了严峻挑战。
深入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动是我们准确把握未来格局走向的基本依据,它对确定中国未来政策方向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政治形势变动的主要动力国际形势的变化源于主要力量的推动及其相互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对外政策调整和中国加速崛起无疑是2009年国际形势变动的推动性力量。
这三件事情的发展动向将对未来国际格局的调整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迅速终结。
从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台至今,世界经济经历了从危机蔓延、全面恶化到迅速复苏的戏剧性过程。
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逐步走出经济衰退区间,新兴大国也维持了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国际金融危机正以更快的速度走向终结。
全球治理与国际新秩序构建的中国路径
全球治理与国际新秩序构建的中国路径全球治理和国际新秩序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重要的国际力量，积极参与并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方案，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新秩序的构建。
中国高度重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主张走一条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道路。
中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并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理念强调国际社会应通过对话协商、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建设与改革。
中国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出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国还积极参与和推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兴国际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推动南南合作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协作。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和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为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倡导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合作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强权政治和零和博弈，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中国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倡议，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这些倡议旨在为世界各国合作提供新的机遇和平台，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和稳定，推动地区和全球一体化进程。
在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新秩序构建的过程中，中国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倡导多边主义，并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议程制定和规则制定中。
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世界带来了更多共赢的机会和可能。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国际合作倡议，以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积极作用，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新秩序构建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
中国将继续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推动构建一个公平、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亚洲，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陆，扮演着重要的经济角色。
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迅速发展的科技和制造业等因素，使得亚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对国际经济秩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了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
亚洲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资源分配不平衡，而区域经济合作能够促进资源、技术和市场的互补，推动亚洲国家之间实现共同繁荣。
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进一步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这种合作形式可以促使区域内国家加强经济联结、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整体竞争力。
其次，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增强地区内国家的议题谈判能力。
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制定规则和标准。
然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使亚洲国家有了更有力的表达自己利益和诉求的平台。
例如，东盟成员国通过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等邻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增加了在国际经济议题上的谈判筹码。
亚洲国家通过共同合作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国际经济规则的演进，使其更符合地区国家的利益。
再次，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带来了更加紧密的亚洲经济网络。
近年来，亚洲一些国家的贸易依赖度和经济关联度大幅提高。
亚洲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基础更加扎实，相互依存度更高，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亚洲经济网络。
这种网络的形成不仅提升了亚洲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影响力，也为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条件。
最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也引发了全球性的反思与变革。
亚洲的崛起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使得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
一方面，亚洲国家提出了一些新的经济合作机制和倡议，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这些新机制和倡议的提出逐渐改变了原有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通过增加选择的余地、促进竞争，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
另一方面，亚洲的崛起和区域合作形成了与西方国家主导的现有秩序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格局。
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贡献与作用
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贡献与作用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以其庞大的市场和实力雄厚的生产能力，为国际经济秩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探讨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贡献与作用。
首先，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贡献体现在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与改革，推动了自由贸易的发展。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积极履行加入协议中的承诺，为全球贸易创造了更加公平和可预测的环境。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为世界贸易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中国对金融合作与发展的推动也为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与改革，为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
例如，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发起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融资支持。
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增强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多样性和稳定性。
此外，中国在信息科技领域的发展与合作也为国际经济秩序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具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和丰富的科技资源。
中国推动了信息科技的创新与发展，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创新，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机会。
同时，中国还开展与其他国家的信息科技合作，加强了技术交流与共享，构建了开放、包容的国际信息科技治理体系。
中国的外资吸引力也为国际经济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积极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开放，不断提升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
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投资，并为外商投资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中国市场的潜力和稳定性，为世界范围内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
外国企业的投资和发展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结构优化，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平衡与合作。
最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与贡献也为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中东变局透视国际秩序的演变.
从中东变局透视国际秩序的演变李伟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西亚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上海200233摘要：中东动荡不仅是该地区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且还深刻反映了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化。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的迅速变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权势的快速转移是“诱发”中东变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时机上看，美国中东战略的收缩，为中东变革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可能；从发展上看，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拉大了中东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从理念和制度建设上看，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对缺乏机制和制度创新动力和能力的中东国家形成了巨大冲击。
而正在转变中的国际秩序以及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趋势，也必将对未来中东地区秩序重构及各国政治及社会转型产生重要影响。
The in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is not only the part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but also shows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fact, the fast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rapid transfer of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and influ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intriguing turbulence in Middle East. In terms of timing, the contraction of U.S. -Middle East strategy enables the rising of evolution movement in the region;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the deepening globalization enlarges the gap betwee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erms of conception and institutional building, our age\'s 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puts huge impacts o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which lack motives and capacities for mechanism and institution innovation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world power structure are bound to exert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future re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orde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o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关键词：国际关系/国际秩序/中东变局/影响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der/Changing Situ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Influences2011年初以来，中东多国发生持续动荡。
论中国和平崛起对亚太地区格局演变的影响_二_中国和平崛起对亚太格局演变的影响_1
二、中国和平崛起对亚太地区格局演变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地缘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为对 “地理是战略的核心”“地 一个国家而言永恒不变的就是它所处的地理环境。
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帕斯特所言：理上的客观事实是最强大的因素。
一国可以更换其领导人或政治制度或经济政策，但无法 改变自己的地理位置。
因此地理或者地缘政治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外交政策或世界政治的 出发点。
” [21]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地缘大国，亚太的地缘环境和国际格局的演变影响着中国 的发展。
同时，随着冷战后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的偏移，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 大的变化，中国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加强，在政治、军事、安全、经济、文化各层面都会对 亚太格局演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冷战后亚太地区格局的演变及其特点“亚太”是一个动态性的概念，它的地域范围随时势变化而变动，且呈现持续扩张的 态势。
传统的亚太概念与远东、东亚可以代指，指的是太平洋沿岸的亚洲，主要包括中、 日、韩、朝及东南亚等西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后，因 为区域经济整合加快、加深及政治和安全辐射面增大，联系面拓宽，其地域范围已扩及俄 罗斯的远东部分，南亚和大洋洲。
[22] 现在的“亚太”概念由于已经融入了相当程度的地缘 政治和地缘经济概念，所以不单纯是一个地理名词。
各类国家，尤其是大国为谋求其国家 利益，往往在亚太概念上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
所谓的亚太格局是指亚太国际舞台上主要 国际关系主体力量对比，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相互作用的表现形态。
亚太格 局的演变与亚太地域范围的变动有着不可解脱的密切关系，随着亚太范围的不断拓展，亚 太政治格局变迁的内容更丰富、更复杂。
冷战后亚太地区发生质的变化，以苏联解体为起 点，亚太地区政治结构重新分化组合。
全球化、区域化的新进展导致亚太各国政治、经济、 安全联系普遍加强。
政治家、战略家和地缘政治家开始把南亚、中亚纳入亚太范围，使亚 太的地域范围再一次扩大，亚太的地区格局发生演变，进入了多极化时代。
九一八事变对国际秩序的冲击与改变
九一八事变对国际秩序的冲击与改变九一八事变，即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的国际秩序都产生了深远的冲击和改变。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来探讨九一八事变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一、政治方面九一八事变打破了国际社会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和平秩序，标志着日本逐渐脱离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框架，使国际联盟在维护国际和平中的作用受到严重挫折。
日本的侵略行动震动了整个亚洲地区，激起了相邻国家的警惕和对日本的不信任。
此次事变还引起了国际舆论强烈的抗议，世界各国都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谴责。
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和制裁措施，各国无法采取有力的行动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这使得国际秩序陷入了被动状态。
二、经济方面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东北地区是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和粮食产区，其被日本所控制，无疑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打击。
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经济萧条和资源枯竭，使得中国无法有效对抗日本的侵略。
此外，九一八事变也对亚洲地区的经济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控制了东北地区的资源和市场，加速了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控制。
许多国家感到对日本的依赖，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对亚洲经济的主导地位。
三、社会文化方面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严重冲击。
日本的侵略行动导致了大量的无辜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恐惧。
这使得中国社会陷入动荡和不稳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同时，九一八事变也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意识和抗日情绪。
这一事件促使中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积极投身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结语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不仅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冲击和改变，也对整个国际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
这次事件使得国际联盟的存在和作用受到质疑，加速了世界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步伐。
经济全球化——亚洲与中国
经济全球化——亚洲与中国●全球化趋势无法逆转●大公司目标是全世界●国家实力体现在集团桑兹卓姆（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全球化已经发生了。
我们无法扭转全球化这一趋势，因为促进全球化的进步无法倒退。
实际上，全球化的速度正不断加快，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弗雷泽（澳大利亚前总理）：现在的全球化公司将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
其产品和服务也同样如此。
它不是将每个不同国家中的民族单位分开，而只有一个统一的销售单位———全世界。
公司活动中的某些方面显然是在地方上安排的，但公司的总框架将在全球的基础上组织，并在全球的范围内，从现有最佳途径中获得不同的生产要素。
在今日的世界上，政府政策的制定必须满足国际市场的愿望。
诺伦（英国剑桥大学“管理办公室”高级经济学家）：在当今，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每个国家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间的竞争。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集中并表现在该国大型企业和集团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上。
现实中的国际经济冲突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几个大型企业或集团，它就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并能占据一个稳固的地位。
例如，美国就依靠了通用汽车公司、波音公司、杜邦公司以及其它一批跨国公司。
日本依靠6家大型企业集团，而韩国则依靠了10家大型商业企业集团。
毕业论文马西雷（博茨瓦纳前总统）：在世界范围内，领导人们正越来越意识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闭关锁国中生存，没有国际合作就不会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跨越国界的贸易、、外交、和文化协作在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这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
司空壹（韩国全球经济所总裁及首席执行长官）：经济全球化所包含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世界市场一体化，即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是使亚洲金融危机传播至整个世界的罪魁祸首。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外汇交易日成交量为2万亿美元，但其中与实际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成交量则微乎其微，其余大部分都是纯粹金融投机的结果。
宫崎勇（日本大和总研特别顾问、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顾问）：“经济国际化”的背景有三个潮流变化：第一，人们的价值观变化，即人们从关心战争转为关心和平，对经济发展的期待感发生了变化；第二，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实行现代化改革，使国内经济结构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同时，采取贸易、资本、技术等的对外开放政策，其结果是市场经济超越国境，成为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第三，促使第二潮流变化的信息革命的进展。
“发展与秩序”:把握美国重返亚洲的一种维度
“发展与秩序”：把握美国重返亚洲的一种维度
马燕坤
【期刊名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28)6
【摘要】美国重返亚洲,所缔造的"发展—秩序"模式,不仅使东南亚的政治格局超出了原先的自然生态性,而且还使得"美国要做历史的先驱"之期待被戏剧性衍生。
客
观上,尽管美国改变了对东南亚的态度,并酌情使一些外交方式不再粗糙而更富人性。
然而,美国并未能真正放弃国家和民族偏见,结果却使得美国那种雄心勃勃的期待陷
入僵局。
美国所倡导的强制力的规则和规范显然并未能使东南亚进入稳当的过渡中。
美国依其强大的权力能力,在东南亚力图塑造的低成本性格局依旧是一种霸权或帝
国秩序。
【总页数】5页(P78-82)
【关键词】发展;秩序;重返亚洲;美国;东南亚局势
【作者】马燕坤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博士后流动站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
【相关文献】
1.美重返亚洲战略搅乱亚洲秩序 [J], 郑永年
2.美重返亚洲战略搅乱亚洲秩序 [J], 郑永年
3.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与东北亚安全局势的发展 [J], 张小明
4.美国“重返亚洲”与亚洲秩序的巨变 [J], 郑永年
5.美国“重返亚洲”如何改变着亚洲秩序 [J], 郑永年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庞中英2012-11-21 14:40:43 来源：《外交评论》(京)2005年04期作者简介：庞中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天津300071）内容提要：地区秩序是一个经常使用但却缺少定义的概念。
本文探讨了亚洲地区秩序的现状和特征，特别强调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制和正在兴起的亚洲地区主义实践。
快速发展的地区相互依存和发育中的各种亚洲地区安排以及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区域强国的崛起或者复兴，推动着亚洲地区秩序的历史性转变。
一方面，美国在竭力强化亚洲地区的“中心—轮辐”体系，另一方面，迟到的亚洲地区整合和地区主义正在帮助塑造着地区主义为基础的地区秩序。
从地区秩序转型的角度，亚洲目前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
有三种基本的地区秩序选择：美国霸权秩序的强化、取代美国秩序的新强权秩序和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
明显地，未来导向的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符合所有亚洲各国的利益。
地区主义为基础的秩序并不是为了挑战美国的主导性，而是为了使亚洲地区秩序更加合法、合理和正常。
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以地区主义为基础制定其亚洲政策，将在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亚洲地区秩序美国为中心的霸权秩序地区主义为基础的秩序中国的亚洲政策秩序是人类行为（包括国际关系）的一种基本价值。
地区秩序涉及外交、经济、军事、法律、社会等方面，是关于地区体系（地区国际体系）内处理国家之间互动的方法、规定、安排和体制。
亚洲地区秩序正在变化之中。
本文探讨了亚洲地区秩序的现状和特征，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地区主义在重新组织亚洲地区秩序中的意义，以及中国在亚洲地区转变中的作用。
什么是地区秩序？国际关系学者往往致力于世界秩序或国际秩序的研究，但很少研究地区秩序。
人们经常使用地区秩序的概念，却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
特别是，在多数情况下，地区秩序被当作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或者是局限在地区体系（体制）的国际秩序。
尽管如此，关于地区秩序，还是有一些理解。
例如，有的人把地区秩序定义为“特定地区内的正式或者非正式安排，以规则来规范国家间为了追求单个国家或者集体目标而进行的互动”[1]。
这个定义把地区性的规则或者安排当作地区秩序本身。
根据鲁杰(J. G. Ruggie)的定义，秩序意味着一种关系。
国际秩序意味着参与国际体系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秩序描述的仅仅是一种结构上的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结合的方式”[2]。
我认为，不能把地区秩序等同于地区范围的国际秩序。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发展，更不能简单地用国际秩序的思想来理解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如果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地区体系，而且这些地区体系内部不断发生着变化，例如经济上的地区化和政治上的地区主义，那么，地区秩序就可能与国际秩序有所不同。
因为地区体系内部的国家互动的方法、方式、规定、安排、体制与国际体系内部的国家互动不应该划等号。
欧洲地区体系内部的互动的这些方面已经与国际体系的同样方面越来越不同。
显示地区秩序已经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国际秩序在地区范围的表现。
由于各种因素，地区体系内部的国家之间的互动是不断变化的，相应地，地区秩序是变化中的。
变化的基本因素，人们可能首先会想到国家力量在地区范围的此消彼长，尤其是大国的兴衰。
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地区化和地区主义则是地区体系内部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地区化和地区主义改变了国家之间在地区范围内互动的秩序，产生和出现了一些只适用于地区范围的新的国际制度。
也就是说，在一般的国际制度（如均势、国际法、外交、大国作用和战争）之外，又增加了地区范围的有效多边谈判，形成复杂的地区安排和地区制度。
因此，地区秩序应该是介于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之间的第三种秩序，是地区体系的联系和结构方式、安排。
在当代，地区秩序有各种表现形式，例如军事上的同盟体系、由各种双边安排组成的多边网络，甚至地区“经济共同体”和地区“安全共同体”。
目前的亚洲地区秩序任何地区体系都是独特的，亚洲体系不同于欧洲体系。
那么，到底如何认识亚洲体系的秩序呢？亚洲体系的构成十分复杂。
长期以来，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体系中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其人口、幅员等加在一起是亚洲的主体。
两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与区域外的世界霸权国家正式结盟，但是，中国和印度都与区域外霸权国家——冷战结束后是美国，保持着复杂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注：“域外霸权”这个说法来自卡莱欧(David P. Calleo)的《欧洲的未来》一书。
他在形容美国在欧洲的作用时，用了这个说法。
见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
中国和印度之外，是一系列差别很大但却都属于“中小国家”类别的亚洲国家。
经济上，日本是亚洲最大的国家。
其他国土狭小的国家，如韩国和新加坡，在经济上却是重要国家。
仔细分析亚洲的国家体系，让许多民族主义者和亚洲主义者难以接受或者不愿意面对的一个最大现实是，“域外霸权”的美国居然是亚洲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最重要国家。
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的盟友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许多东南亚国家以及一些原苏联集团的国家，在部分意义上包括最近的印度），把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当作是解决亚洲体系内在不稳定性以及平衡大国崛起（主要是中国）的根本手段。
这样一个亚洲国家体系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亚洲不正常地、不合理地以非亚洲国家的美国为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洲构筑和巩固了一个叫做“中心和轮辐”的体系(hub and spokes system)。
这里，美国是“中心”，而参与这个体系的亚洲国家则是“轮辐”。
这是关于美国与亚洲关系的根深蒂固的主流看法（注：笔者没有看到关于美国在亚洲的“中心和轮辐”体系的更系统文字。
这个概念的起源更是没有考察。
在美国现实主义者的亚洲事务学者和记者中，这个术语得到普遍使用。
据说，“中心和轮辐”体系的最早发明者是俾斯麦，在同盟理论中，关于“部分一致的同盟”(overlapping alliances)，就是借鉴了俾斯麦的“中心和轮辐”观点。
Josef Joffe 是这个观点的主张者，见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William Tow 教授有论文“US Bilateral Security Alliances in the Asia-Pacific: Moving Beyond ‘Hub and Spokes’”, Australasia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Tasmania, Hobart, 29 September-1 October, 2003.）。
美国分析者从来都是把美国当作是亚洲地区的一个主要国家，且事实上是位于真正的亚洲国家之上的国家。
在美国人的关于亚洲问题的文献中，没有哪一个不是把美国放到任何一个亚洲国家之前的。
这一点似乎无需多讲，因为这似乎已习以为常或者视作当然。
不过，由于直率地说“美国是亚洲国家”或者“亚太国家”难以为大多数亚洲人充分接受，美国人取而代之的说法是“美国（在亚洲）的存在”。
总之，美国是亚洲地区的“域外霸权”，即“外来的支配力量”。
其次，亚洲地区秩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缺少“地区结构”化。
正如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指出的那样，“东亚还尚未决定其地缘政治的未来：是如同20世纪的上半期的欧洲，还是20世纪下半期的欧洲？”。
“一系列崛起的亚洲国家威胁着该地区的稳定。
该地区缺少地区安全的任何约束性的合作结构”。
“今日的亚洲各国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结构化的地区环境(unstructured regional context)中，其中之一是缺少如今在欧洲或者拉丁美洲那样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的多边框架。
所以，亚洲既是不断兴起的经济成功，又是社会火山和政治危险。
”[3](10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缺少处理各种问题和管理各种关系的地区结构的一个基本原因正是美国的存在和美国按照其私利干涉、亚洲地区国际关系。
亚洲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不够，许多安全问题实际上要经过华盛顿，而不是在两个首都之间直接联系。
这一点如同非洲。
非洲任何一个国家与其前宗主国的联系都比两个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要强得多。
这种情况只是在最近才有所改变。
许多人都谈到了亚洲不存在欧洲那样的多边机制和地区安排。
在亚洲，在次地区层次，经济上的地区合作和地区组织不断发展，例如东盟，以及“东盟加中日韩”，但它们走向“地区经济共同体”的前景不确定；安全上的次地区合作，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只是刚起步，不很成熟，它们走向“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前景也不明朗。
至于一些非常松散的地区间合作对话，如“亚洲合作对话”(ACD)，离真正的地区合作和地区组织还相当遥远。
在亚洲的地区合作和地区组织过程中，冷战后出现了两个所谓“开放的”地区机制。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与美国有关，最早由澳大利亚推动，不包括欧洲联盟；亚洲和欧洲会议(ASEM)与欧洲联盟有关，不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
性质上，这两个地区机制都属于跨地区主义(trans-regionalism)或者地区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即地区外的全球力量介入亚洲的地区化和地区主义进程。
客观上，正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亚欧会议促进了真正具有亚洲性(Asian-ness)的地区合作意识。
第三，与“弱”的地区结构化相反的是亚洲民族主义的继续勃兴。
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包括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日本在内，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仍然在蓬勃发展的国家。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亚洲的军备竞赛同步进行。
从这个角度看，亚洲的发展似乎不是为了人类本身的安全、发展与和平，而是为了狭隘的各自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潜藏着国家之间大冲突的可能。
国家之间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一直存在。
而在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属于过去。
亚洲之外的不少现实主义取向的战略观察家把亚洲比之为19世纪的欧洲，这个隐喻并不为过（注：例如布热津斯基在其新著《大选择》中就是这样认为的，“在某些方面，今日的亚洲令人不安地想起1914年前的欧洲。
这并不是说该地区注定要重演欧洲的自我毁灭的悲剧。
也许亚洲将避免重蹈欧洲的覆辙，处理其内部权力对抗。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该地区是亚稳定的——在突发性冲击下可能导致毁灭性的连锁反应的一种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