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中的人权保护

论司法中的人权保护

摘要：“要切实通过司法活动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全面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如今公正和效率已经成为各级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工作主题，而要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就必须在司法活动中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二十一世纪，人权已受到空前的尊重和更好的实现，近年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也将保障人权作为工作的重点，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的现象，严重侵害了公民应有的权利，对此，笔者将就司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在司法活动中如何保障人权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尊重和保障人权，刑讯逼供，非法拘禁

一，人权的概念及历史发展

所谓人权，就是人在其所生活的社会，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充分享有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

人权的实现是同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分不开的。它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扩展其范围与丰富其内容。在古代，人就应当享有各种权利，但是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享有的实际权利是很少的，那时候也只能有“朦胧的”人权意识。以自由，平等，人道为其重要内容的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逐步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成功以后才出现的。此后，它经历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的人权，其内容主要是人身人格权利以及政治权利与自由，它的诞生与确立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主要标志。第二阶段主要是受十九世纪初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影响和推动，以苏联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利宣言》和《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第三阶段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内容主要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人道主义援助权等国际集体人权，它已为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书所确认。

今天，《世界人权宣言》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重要内容，而为世界各国所必须尊重和遵守；国际人权“两公约”也已经分别得到140多个国家批准加入和签署。这些人权文书充分反映了世界人民渴望充分保障人权的共同愿望，其主要内容成为世界各国都必须共同遵守和努力促其实现的共同标准。

二，司法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在现今及未来和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将是最主要的人权的义务主体。因此，保障人权的实现，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国家一级的人权保障，而其中司法保护相比立法和行政的措施更为关键和更为困难。因为，司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所以，在很多重要的国际文书中里对此都有明确的要求，以此作为各国建立人权的司法保障机制的共同标准和指导原则。

《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完全平等的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作为一项民主的原则，它是建立在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基础之上的。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它既是权利受损害者得到救济和被告人权利得到保障的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又是人人都应享有的一项人权，即当有人受到刑事指控是有权得到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关审理的权利。可以说司法和人权保障的关系非常密切，也正因为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才出现了很多漏洞。

三，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大顽疾，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但实践中这一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其不仅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而且破坏了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心目中的形象，威胁着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野蛮，残暴的不人道行为，一方面，给被告人的身体带来极度痛苦，威胁着被告人的生命健康权；另一方面，将被告人作为认定事实的工具，否定被告人的意志自由。制被告人的人权于不顾！为什么在我国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呢？我认为可以从观念因素和制度因素两方面来分析。

观念因素：在我国，刑讯逼供虽然作为一种取证手段被禁止，但是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依然对此取证手段颇为青睐，而支撑这种做法的观念因素主要是“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以及“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诉讼观念”

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不仅仅是一种确定被告人的法律地位，解决疑案的法律原则，而且也是侦察人员久而久之形成的一种办案思维模式：有罪推定与主观唯心主义，主观臆断密切相连。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主观唯心主义不同程度的存在与人们的头脑中，一些办案人员对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在一定程度上违反科学，不和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误断，误判。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自己想要的证据时，就凭着自己的判断要求嫌疑人或是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想象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的时候，就会产生嫌疑人不老实的想法，并且不由自主的进行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

而无罪推定是将嫌疑人推定为一名无辜的普通公民，从这一点出发，为推翻这一无罪假设，办案人员必须去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由此可见，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根本区别是出发点不同，因此前者必然导致刑讯逼供，而后者必然否定刑讯逼供。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无罪推定，但是许多侦察人员在意识层面，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还是占有很大的优势，有很多的办案人员错误的将自己推测的事实作为案件的客观事实本身，因此，办案过程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认识过程，而是一种带着结论去找根据的过程，在找不到能够印证自己结论的证据时，就自然而然的实行刑讯逼供，在这种情况下，侦察人员自然会相信“锤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办案逻辑，对嫌疑人或是被告人进行刑讯逼供也是必然中的必然。

再者，“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也影响着刑讯逼供的实施。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也制定了刑事诉讼法，但是，程序法却并未因此而改变其实体法的附庸地位，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法律将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居于刑事诉讼价值体系的最高位置，诉讼法的价值却一直被忽视，因此，一旦程序与实体发生冲突，实体总是立法者与司法者最终的选择。这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将导致刑事司法中片面追求实质真实，惩罚犯罪与效率的价值目标，而法律程序和人权保障观念相对淡薄，因此，为了实现查明案件的真相，侦察人员总是会不惜放弃程序法律原则，对嫌疑人施以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从其口中挖出案件的“事实真相”。

制度因素：刑讯逼供现象的存在除了执法人员观念上存在着偏差以外，制度上的疏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具体而言，我国法律虽然从原则上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的取证手段，但是一直以来都缺少配套的措施，这一方面表现为缺乏事先防御机制，另一方面表现为事后救济制度的不健全。

目前，我国几乎缺乏事先防御制度，嫌疑人一旦被司法机关控制，就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而且得不到外界有效的帮助。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嫌疑人在受讯问的时候不享有沉默权。相反，我国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嫌疑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这就使得嫌疑人在侦察阶段完全处于消极诉讼的位置，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执法人员的刑讯逼供；其次，法律没有赋予律师在侦察人员讯问嫌疑人时在场的权利，因此执法人员的行为是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缺少监督。

对于遭受刑讯逼供的嫌疑人，我国又缺少有效的救济机制。首先，虽然在现行法规定嫌疑人的权利受到伤害的时候有权提起诉讼，控告，但是律师在侦察阶段并没有与嫌疑人通讯的权利，并且律师在会见嫌疑人的时候又受到司法机关的百般刁难，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嫌疑人遭受刑讯逼供时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