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比较及其对东亚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摘要：文章从八个方面将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作比较，分别是文化背景、政治体制、中坚力量、领导力量、国际环境、历史意义、成败原因和局限性。维新前在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阶层，他们是藩政改革的核心力量；中国维新派没有日本那样的强藩作后盾，从未真正夺取过政权。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形成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中国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没有决心与勇气去改变现存的体制，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日本明治维新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参予了藩政改革，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中国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人虽然有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但疏于政务，缺少谋略。日本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是日本的下级武士；中国维新派主要是从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寻求支持。明治维新时期，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

戊戌变法时中国是列强在远东争夺的主要目标，不可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关键词：戊戌变法明治维新维新派资本主义封建

一、文化背景的比较研究

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战后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丑茂坦言，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将优秀部分合理吸收并与自身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由于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中国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夜郎自大，闭关锁国。观念上的束缚加上切身利害关系，致使统治者一直没有决心与勇气去改变现存的体制，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据载，洋务运动期间，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就很少有人间津，30年间只售出

13000。而在日本，当时仅福泽谕吉所著有关西洋文化的书籍，短时间内

就销售了25万。士大夫阶层对西学态度如此漠然，很难想象他们能普遍

接受变革旧制的思想。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改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

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

二、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

16世纪末，日本初步完成了统一事业。1603年，德川家族在江户设立幕府，建

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幕府政治，史称德川幕府，其统治延续了260多年。这时天皇大权旁落，已成为名义上的元首，是日本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精神象征，实权全部掌握在中央政府机关幕府的高统治者将军手中。幕府拥有约占全国领土四分之一的直辖领地，其余土地则分封给260余个大名作领地，称“藩国”，将军和大名(藩主)还分别授予手下直属家臣(武士)以“封地”或“封禄”，于是在日本形

成了由幕府和藩构成的封建统治制度，即“幕藩体制”自18世纪后半期

起，日本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资本侵入农村，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逐渐发展起来，城市中的大商业高利贷资本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兴地主、工场手工业资本家、商业高利贷资本家等新兴阶级，维新前，在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阶层。在这些中下级武士里出现了一些主张改革的人士，他们仅是藩政改革的核心力量，而且在夺取藩政实权、推行改革措施并与腐败的门阀保守势力反复较量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2000多年，到明清时君主专制制度尤为完善，清政权更替通过暴力斗争得以实现，到雍正以后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维新派没有日本那样的强藩作后盾，更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活动据点来创建自己的军队。晚清时期虽出现过地方实力派，但关键时刻都无一例外地效忠慈禧，国家的实权一直牢牢掌握在慈禧手中，中国维新派从未真正夺取过政权。

三、中坚力量的比较研究

日本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是日本的下级武士。德川幕府末期，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使下级武士深受政治压制，而幕府和各藩财政状况的日益恶化，又使广大下级武士陷入困境，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俸禄不保、生活无着，不少武士宁愿放弃武士籍而沦为浪人。下级武士的这种转化，意味着他们脱离了统治阶级，并且与被统治阶级共命运。为了谋求生路，许多武士从事副业生产或经营商业，进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活动。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影响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推动下，其中一部分人与资产阶级携起手来，成为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日本维新派取得了资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受幕府的种种限制和打击，是一支倒幕的坚强力量。中国维新派主要是从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寻求支持。他们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小圈子里面，不愿接触广大群众，他们害怕人民，害怕革命，深怕会因此引起人民革命。当他们宣传维新变法的时候，往往把自己置于人民革命的对立面，以革命恫吓封建统治者，由此坚定了封建统治者实行变法的决心，把防止革命作为变法的推动力。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自台湾事后(即1895年爆发的台湾人民的反割让斗争)，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他警告清朝统治者说，如果不再变法，缓和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一旦人民革命则“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维新变法企图直接依靠光绪帝颁发诏书就想使改革成功，是

不现实的

四、领导力量的比较研究

日本明治维新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参予了藩政改革，比较巩固地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日本维新派领导人具有政治家谋略和行政才干，他们目标坚定，视夺取政权为重中之重，善于利用形势，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幕府。在稳步而又坚决地把大权归揽于维新派的前提下，新政府颁布了经再三斟酌后改定的施政方针即五条誓言，逐步改造了日本的政体，实行废藩置县，取消身份制，改革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最终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开化。中国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人都是些读书人，虽然有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但疏于政务，缺少谋略。不注意团结和争取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却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力加排斥。致使李鸿章改投顽固派成为变法阻力。光绪帝刚宣布变法，后党就斥逐帝党中最能左右政局的翁同和出京，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皇帝思想日渐激进，同翁同和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来促成此事。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动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理准备，事到临头，维新派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外，其余的人都没

有足够的魄力同封建势力一决雌雄在策略上操之过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

清轻重缓急，103天的新政，共发布各种谕旨204件，改革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五、国际环境比较的比较研究

19世纪50、60年代，西方各列强虽然叩关日本，但由于各列强的力量相互削耗、牵制，因而减轻了对日本的压力。英国正急于镇压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美国则忙于南北战争，法国正处在普法战争的前夕，这一切都给明治维新以良好的机遇。同时，各列强又因各自的利益不同而不能一致对日，其中英法矛盾冲突严重。最初，英国与美、法、荷等国共同支持幕府，但当幕府危机加深并倒向法国后，在更符合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下，英国转而支持倒幕，政治上偏袒强藩，经济上源源不断地向其提供工业品和武器，并帮助培养人才，指导长州藩训练军队。

这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的危机法国虽大力支持幕府，但英国的实力使

它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其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

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中

国戊戌变法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与日本截然不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中国是列强在远东争夺的主要目标，尤其是英国，希望中国能有一定的变革。甲午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程度迅速加深，列强在华势力和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