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_底层生命的呐喊与梦想

南方论刊·2010年第2期文化长廊

打工文学：底层生命的呐喊与梦想

敖荣祥

（东莞理工学院 广东东莞 523808）

【摘要】打工文学作为世纪之交的文学现象，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将其纳入广阔的改革开放大潮的文化语境之中研究打工文学及其演变轨迹的探讨，对于寻找和分析打工文学出现的文化背景、美学意蕴及文化意义，并以此来剖析打工文学发展的各种特质，探求其在深层文化结构中所蕴含的精神吁求，以进一步发掘打工文学的美学与艺术精神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打工文学；底层；文学

在新世纪的文坛上，打工文学的创作渐成气候，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批评与创作之间形成了积极而持续的互动，使这一现象成为当下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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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这一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以来，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于外延的界定，就一直意见不一。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必须是打工者群体写的，才算‘打工文学’作品。”［1］与这种观点相类似的是雷达，他认为“‘打工文学’是以打工者作者为主题的描写都市生活和经验的。”［1］但李敬泽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如果仅仅把打工文学看作是打工者自己写的文学在学理上讲不通，他认为“将‘打工文学’仅看作打工者创作的文学，好像我们过去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一定要无产阶级抒写一样，是极其狭隘的。”［1］洪志刚认为打工文学应该是一个题材的概念，这样界定可能比较科学，他认为“既包括打工者的创作的文学，也包括作家写打工生活的文学。”［1］只要是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无论谁写的，洪志刚认为都可以纳入“打工文学”的范畴。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杨宏海则认为“‘打工’是广东方言，‘打工文学’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

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剧作等

各类文学体裁。从广义上讲，打工文

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

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

为题材的作品。但如果要对打工文学

做一个稍为严格的界定，那么我认为

所谓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下层打工者

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

作品，其创作范围主要在南中国沿海

开放城市。”［2］上述观点从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打工文学的特点。公

允地说，杨宏海对打工文学的理解是

比较成熟和完整的，但是有两个问题

并没说清楚。一是地域限定问题。在

我国其他地方而不是沿海开放城市创

作的作品算不算打工文学？二是作者

的身份含糊不清。“下层打工者”与

“一些文人作家”如何界定？原来是

“下层打工者”后来成为“文人作

家”的作者又怎样归类？“下层打工

者”指的又是哪些？是指 “蓝领”工

人？白领算不算？

笔者认为对地域限定并不重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仅在沿海

开放城市有打工者，在我国北部、东

部也同样存在打工者，打工文学并不

止沿海开放城市可以拥有，只是这个

地方时最早产生打工文学或者打工作

品比较多罢了。其次是作者身份问

题，有的论者觉得身份并不重要（如

前面李敬泽的观点），需要指出的

是，打工者内部也有很大的差别的，

在国企中层管理者和那些底层的、

靠出卖体力劳动的打工者差异是巨大

的。打工文学与以前写的包身工不

同，它强调的是打工者的心路历程、

他们的遭遇与命运，是打工者自己写

自己的真实体验，它体现了一种“底

层”的自我关怀和自我认同，离开这

一身份，很难得到打工者内部的共

鸣。很难想象，一个年薪千万元的大

型国企老总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也能被

称为“打工文学”。正如诗人许强说

“在子夜里没有流过泪的人，不是真

正的打工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

工者的身份显得尤其重要了，指的就

是底层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至于由

“下层打工者”后来成为“文人作

家”的作者，只能说其曾经是打工作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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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总是植根于生活的土壤，

只要她脚下拥有肥沃而宽厚的生活领

地，总会长出枝繁叶茂的大树。作

为一种文化现象，“打工文学”为何

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出现？而是伴随

着改革开放才出现，“打工文学”是

否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承担了某

种特殊的使命？发挥了某种作用？打

工文学是“工业化”与“市场经济”

的产物，是文学与打工阶层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相互选择，是历史的变迁造就了这一文化现象。改革开放30年来，打工文学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漂泊在南方的异乡人。然而，我们在探索打工文学产生的根源的时候也发现，民国时期也有大量工人，为什么那时就是产生不了“打工文学”呢？那时候一些底层的打工者只是被关怀的对象（如夏衍的《包身工》），他们自己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但新时期的打工者却能通过文学的方式，发出了底层生命自我的呐喊。

探究打工文学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客观环境和主观原因来探究。从客观上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一大批打工者通过参加自考、学历教育、成人教育等途径获参加各类学习和培训，有的甚至获得了大专、本科、研究生的文凭，据一份调查显示，“深圳外来工平均每天读书30分钟以上的占43%，每年读书在4本以上的占62%，其中10本以上的占28%”［3］。打工群体中，作者和读者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为打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提供了群众基础，这是民国时期底层的打工者无法比拟的。其次，改革开放后，社会的舆论环境也比较开明，政府和社会环境允许打工者说出自己的心声。再次，新时期以后，网络的迅速发展，为打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很多打工文学的作品经过网络的传播，在打工者当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从主观上来说，打工文学是打工者的自我宣泄和自我诉求，或称之为“心灵的呼唤”。一位打工作家曾愤懑地说：“有谁明白我的调侃我的牢骚我的诅咒我的破口大骂都是泪水泡着的？又有谁理解？文坛上风花雪月的爷儿们娘儿们，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吃着社会主义的大锅饭过着舒舒服服的好生活，能指望他们？他们根

本不知道挣扎在生活底层生活怎样的

一种感受！”［4］打工者在工作生

活中，渴望得到尊重，在感受到生活

不公的时候，有一种说话的渴望，渴

望发出“不平则鸣”的生命呐喊。

东莞打工妹郑小琼2007年5月以散文

《铁·塑料》获得《人民文学》杂志

颁发的“新浪潮散文奖”之后， 她

在获奖感言中说：“听说珠江三角洲

有四万个以上的断指，而我笔下瘦弱

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

来。”她还说“文字是软弱无力的，

它们不能在现实中改变什么，但是我

告诉自己一定要见证，我是这个事情

的见证者，应该把见到的想到的记下

来。”［5］通过她的文字，可以想象

她那种令人揪心的生活。这或许是打

工文学产生的原始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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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生态的恶

化带来的一个最大的病症，就是文学

已经远离了现实的真实，人们已经很

难从文学中听到真实的声音，打工文

学对底层生存现实和精神现状的揭示

和暴露，逼使人们从种种幻象和重重

迷梦中走出来，直面中国社会剧烈转

型中涌现出来的种种社会文化问题和

精神病症。打工文学的出现和发展，

对趋于恶化的新世纪中国文学生态而

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矫正和改善。

归纳打工文学，主要有以下文化特

质。

3.1 倾诉沧桑，分享生活的苦

……我躺在充满消毒水味道的

病床上。六人的病室里，我的左边是

一个头部受伤的，在塑胶厂上班；右

边一个是在模具厂上班，断了三根手

指。他们的家人正围在病床前，一脸

焦急。右边的那个呻吟着，看来，很

疼，他的左手三个指头全断了。医生

走了过来，吊水，挂针，然后吩咐吃

药，面无表情地做完这一切，又出去

了。我看着被血浸红又变成淡黄色的

纱布，突然想起我天天接触的铁，纱

布上正是一片铁锈似的褐黄色。他的

疼痛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如此地尖锐

而辛酸，像那些在电焊氧切割机下面

的铁一样。那些疼痛剧烈、嘈杂，直

入骨头与灵魂，他们将在这种疼痛的

笼罩中生活。这个人来自河南信阳的

农村，我不知道断了三根手指，回到

河南乡下，他这一辈子将怎么生活？

他还躺在床上呻吟着，他的呻吟让我

想起了我四川老家乡村的修理铺里电

焊氧切割的声音，那些粗糙的声音

弥漫在宁静而开阔的乡村上空，像巫

气一样浮荡在人们的头上。在这座镇

医院，在这个工业时代的南方小镇，

这样的伤又是何其的微不足道。我把

头伸出窗外，窗外是宽阔的道路，拥

挤的车辆行人，琳琅满目的广告牌，

铁门紧闭的工厂，一片歌舞升平，没

有人也不会有人会在意有一个甚至一

群人的手指让机器吞噬掉。他们疼痛

的呻吟没有谁听，也不会有谁去听，

他们像我控制的那台自动车床夹住的

铁一样，被强大的外力切割，分块，

打磨，一切都在无声中。……（郑小

琼：《铁·塑料厂》）

郑小琼因诚恳地向我们讲述了另

外一种令人疼痛的生活，而受到文坛

广泛的关注，此文还获得了《人民文

学》杂志颁发的“新浪潮散文奖”。

“这样的写作，向我们再次重申了一

个真理：文学也许不能使我们活得更

好，但能使我们活得更多。郑小琼的

许多诗篇，可以说， 都是为了给这

些更多的、匿名的生活作证。她的写

作，分享了生活的苦，并在这种有疼

痛感的书写中，出示了一个热爱生活

的人对生活本身的体认、辨析、讲

述、承担、反抗和悲悯。”［6］

写出打工这个词 很艰难/说出来

流着泪 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着可

以让生命再次腾飞的阶梯 但我抵达

/我把它 读者陷阱 当着伤残的食指

/高烧的感冒药 或者苦咖啡/二年来

我将这个词横着 竖着 倒着/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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