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改革之比较分析

中日改革之比较分析

3101103057 仲霜霜

一、政治

中日两国的近代都是充满激烈政治斗争并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代，但两国的政治领域因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特色，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近代化历程。因而，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中，政治问题自然占有较大的比重。

关于近代前的政治制度。这是重视历史连续性的研究者颇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强调中日在政治权力集中程度上的巨大差异，认为这对两国近代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地主阶级革新派、洋务派乃至于维新派如果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都很难有所作为，低层次改革也很难为高层次改革创造充足的条件；而日本半独立的诸藩能够推行同中央政府相抵触的藩政改革，由此进一步加强它们对幕府的半独立地位，当某些藩的下级武士改革派掌握藩政实权后，其所在藩就成为倒幕的根据地，这是日本近代低层次改革迅速推向高层次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注：丁日初、杜恂诚：《十九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有学者分析了近代以前两国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差异。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末，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则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和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也包括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人才）吸收到中央政府中来，加强了专制统治，统治者利用这一制度成功地钳制了众多读书人的思想。（注：马家骏、汤重南：《日中近代化比较》，东京，六兴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48-50页。）有学者对中日有无政治权力制衡关系以及是否促发竞争方面做了探索。在日本幕藩体制内部，存在着多种制衡的机制，且促发竞争，各藩因竞争而重视教育，任用人才，兴办实业，采用新式武器，到幕末进而争相吸收西方文化，提高了人的素质，当外部危机到来时，就能很快出现转机。但前近代中国的专制集权几乎没有现实的异向的制衡力量，结果只能造就对立的两极，内部缺少竞争，也就没有足够的体制上、人才上、心理上的准备，虽然在近代危机一再出现，却难以造成巨大的转机。（注：罗福惠：《国情、民性及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24页。）

二、经济

近代中日历史的不同面貌，主要是由近代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特别是工业化的不同成效所决定的。学者们对两国经济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对比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关于近代前夕的社会经济状况。学者们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中日近代前夕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以前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中国。有论者比较了中日近代以前棉纺织业中的“纺”与“织”的专业化和商品

化程度，以及商人包买主和手工工场的发展程度，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迟至1890年方始诞生，是与小农经济棉纺的紧密结合相关的，而日本近代的机器纺纱是在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原有的织布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在市场扩大和使用机纱后的一段时期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对明治维新发生了影响。（注：徐新吾：《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有论者认为，日本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像中国那样大的差距，且在前近代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但中国的全国市场在鸦片战争前尚未形成。这些正是造成近代中日不同命运的经济原因。（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21-30页。）有论者指出，日本自18世纪后半期开始，农民有了剩余，生产和国内市场扩大，出现了新的农村商人和农民的商品流通渠道。近代工业化正是在此基础上被政府自上而下培植起来的。但在中国，农民的剩余、农民的商品流通机构和农村商人上升为大商人的情况没有出现，国内市场极度狭小，近代工业的发展被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它决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推进所能解决问题的。（注：严立贤：《中日两国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二是中日近代前夕的社会经济关系。研究者重点比较和分析了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与日本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但能确保封建官僚的经济利益，而日本在领主制下，总体上土地不能买卖和分割，武士的禄米收入相对固定，在商品和货币经济急遽发展时导致下级武士与部分公卿的经济地位日趋恶化。中国商人常因买地成为地主，对商业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不利，而日本大部分工商业不是处于封建势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社会条件发生改变，就能迅速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注：前揭丁日初、杜恂诚文。）有学者指出，土地所有制的差别，使日本幕藩领主榨取、剥削小农的恣意性稍逊于中国的封建地主及其专制国家，“农民剩余”的形成比中国容易，这使两国封建主阶级对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依赖程度有强弱之分，从而导致两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出现差异。（注：王家骅：《试论近代中国和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内部历史原因》，《日本史论文集》，第84-92页。）另有学者认为，日本领主土地所有制非常僵硬而又极为脆弱，经不住商品经济的冲击而趋于解体，但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却极富有弹性，对商品经济的冲击有很强的适应力，因此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较之日本领主阶级更为巩固。（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32-38页。）关于近代工业的发展。两国在19世纪50和60年代相继开始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有学者认为，在起步阶段，中日有一些共同点：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发生，从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开始，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并围绕着军事需要而发展起来；近代生产技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开始时都来自西方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途径，都包括政府、官僚、内外借贷资本、民间大小商人与地主的投资，其中尤以政府投资为主；同以“土洋并举”、“以洋带土”、“以土养洋”为模式。但两者的结局却不同：日本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中国根本未能实现工业化。（注：前揭黄逸峰、姜铎文；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三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三、军事

追求“强兵”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的共同目标，实现军事近代化对两国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