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煤矿历史及故事(汇总版)

淮南的煤矿历史

建国前的淮南矿路

淮南，是一座由煤炭立市、能源兴城的重工业城市，也是我国大型的能源基地之一。淮南煤矿及其配套工程淮南铁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淮南煤矿是旧中国的四大煤矿中，唯一没有外资、洋人插手，而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开采的大型煤矿；淮南铁路是当时世界上造价最低、建设速度最快的铁路之一。

据《汉书.地理志》载：淮河以南的寿县、凤台和怀远3县之间有一东西绵亘60余里的山峦，其主峰因传说舜曾在此耕种，故名为舜耕山。据当地民间传说，此地每遇暴雨，就会有黑色的山洪流出，人们因此推测可能是地下蕴藏着煤炭的缘故。

淮南煤炭的开采利用，可上溯到13世纪初的南宋和元代。据《方舆纪要》、《安徽通志》、《凤阳府志》等记载：舜耕山、洞山、上窑山（今均属淮南市）等地皆储藏有大量煤炭，当地人开掘土窑，采煤取暖炊煮和煅造农具。南宋嘉泰年间，浙江商人陈运成为便利运输，从煤窑到淮河岸边码头，修筑坦道，舟车运载百里不绝。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在其家乡凤阳与今淮南毗邻的韭山一带屯兵数万，因打造兵器之需“命中都留守司属土卒，于洛河山采取煤炭”。1930年4月，淮南煤矿局开凿九龙岗矿井时，曾挖出一块明代万历年间的石碑，碑上镌刻有煤窑开采的经过当事人的姓名等。

淮南煤炭较成规模的开采，始于清朝末年。光绪年间，寿春镇游击（清代地方武官）杜兴远以“货弃于地”未免可惜，遂生发出投资采煤、发财致富的念头。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他投资3000银元雇佣100余名工人，来到赵家大山北麓的倪家瓦房前面动工开采。由于缺乏科学常识，又没有任何采矿的经验，他们把井筒挖成平坡，巷道虽伸进很远，但纵向挖掘不深虽耗费了许多人力、物力，仅挖掘到浅层的煤渣，不能用作燃料。迨至次年夏春之交，将筹措的经费用尽，不得不宣告开采失败。寿春镇营务处兼巡防营统领（清代地方武官）徐吉忠认为杜兴远半途而废十分可惜，于是又筹措2000银元，雇来数十名工人，在原坑上以土法采掘，结果不到1年，也因资金耗尽、仍无收获，导致计划再次落空。

民国初年，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局势趋于和缓。林文瑞等发起集资，恢复大通矿生产，并建成了第一座近代化矿井；还聘请了颇有经验的矿学专家陶运仓（日本留学生，曾考察过欧美各矿）到舜耕山复行查勘，在100余里地区进行测绘、预算，并作出了详细的记录、图表。林文瑞胞北林庚臣赴江南游说，吸引江浙沪民族资本家集资八股，开办了大通煤矿合记公司。

1915年2月18日，合记公司得到北洋政府农商部的正式批准，领取了采矿执照。矿区范围东起陈家巷，西至安顿铺，东西长计20余里。初创时期困难重重，因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只能小规模探采，且不时间断，产量不高，年产约1.4万吨。后来，由于应邀加盟参股的段书云又从烈山矿调来近300名工人，很快就开始出煤，且煤质很好，前途一派乐观。为了将采出的煤炭销往蚌埠、南京、上海等地，公司购买2丈宽10里长的地皮，修筑了一条由矿区通到淮河岸边的路基，以便由水路将煤运到蚌埠等地销售。这条路的终点是淮河南岸的一个渡口，附近没有人家，仅有一对田姓夫妇在岸边搭有一座茅庵，男的摆渡，女的卖些茶水零食。过往行人都爱在此坐候渡船。天长日久，人们说到这个渡口时，就称之为“田家庵”。

在大通矿开采之前，蚌埠等地的用煤，都由山东枣庄煤矿和淮北烈山煤矿供应。大通矿虽已可生产优良的煤炭，但因成本高，仍难以与枣庄、烈山两矿竞争。于是，大通矿的经营者，希求在经济和技术上得到山东枣庄中兴煤矿的支持。中兴煤矿总办戴理庵祖居安徽寿县东乡，与大通矿相距很近，并且早有插手的企图，因此一经接洽，立即承股5万元。戴理庵又偕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大通矿，做了进一步的勘查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大通矿的煤炭蕴藏量极丰，有利条件很多，只要肯投入，定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双方经过一番磋商后，决定土洋方法结合，并且利用中兴煤矿的一批旧器材，重新修整，在大通矿使用。接着，戴理庵又介绍柳江矿总为夏履平来任总经理，总揽一切经营大权；任董玉山为矿师，负责生产；任张子彦为经理，负责内部管理；又派顾松龄为蚌埠办事处经理，负责对外销售。

后来，由于产煤量的不断增加，又将蚌埠办事处加以扩大，业务不断拓展。约在1916年间，为了增加水路运量，又自购了2艘轮船。经过不到1年的经营，不断产煤量骤增，并且越向下挖，煤质越好，生产经营蒸蒸日上。年终分红时，每元红利高达5元。

大通矿的开采虽开始有过一段红火的时期，但由于技术人员多来自中兴矿，套用中兴的采掘办法最终失败，中兴矿与大通矿又产生资产纠纷，以致到了1922年就陷入停顿状态。是年底被迫改为保记公司，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才扭亏为盈。到1928年，大通矿日产煤约500吨。1930年，大通的投资合伙人，在上海银行家的支持下，再整旗鼓，共投资140

万元，改组为华商大通煤炭公司。

日军占领淮南期间，为加快掠夺煤炭资源，为侵华日军提供燃料补给，采取了野蛮式经营，乱掘乱采。哪里近就先采哪里，哪里煤层厚就先采哪里，完全不按采煤规程进行。巷道曲里拐弯，造成通风运输十分困难，给工人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大小事故不断，水灾、火灾、塌方、瓦斯爆炸、冒顶等时有发生。所采用的采煤方式是落后的落垛式，但又不严格按落垛式程序进行，回采率连一半也达不到。有的地方上部未采，下部就采完了，致使大量的煤藏浪费，登空、陷落等事故时常发生。在掘进上，无计划、无设计，完全是无目的地乱采乱掘。主要运输巷道大部分是沿煤槽掘进，故而弯曲不平，石门走向零乱不堪，完全没有章法。煤层掘进，见“压头”就丢，致使断层隔离，采煤面支离破碎。

总之，日军统治时期，淮南的煤炭资源遭到掠夺性的开采和破坏。据统计，1938年6月至1945年9月，日军共掠取煤炭429万余吨，而断毁丢弃的煤炭资源竟达800余万吨。

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子文的建设银公司不仅接收了淮南煤矿和淮南铁路，后来还兼并了大通煤矿，恢复了战前的名称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宋子文的建设银公司握有2/3以上的股权。

淮南煤矿恢复生产后，宋子文又从善后总署调来大批的发电机、绞车、锅炉等设备，提高了煤矿的生产能力，产煤量不断增加。1945年10月产煤8381吨，12月就增为26511吨，到1946年12月月产煤达62046吨。1946年产煤41万吨，1947年产煤83万吨，1948年产煤121万吨。

1946年开始，宋子文又决定投资在淮南建设新矿，请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长、地质学家谢家荣负责地质勘探，发现了八公山新煤田，认为储藏量约有4亿吨，并进一步测定整个淮南盆地是一个大煤田。次年在八公山下新庄孜开了一座矿井，当年12月日产煤200吨。

兼并大通矿后组建的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设在上海，董事长霍亚民、总经理程文勋、协理徐韦曼。下设总务、材料、会计等处。在淮南的九龙岗设有煤矿局、铁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