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信念

健康信念模式在2型糖尿病患者行为改变中的应用
郝丽颖
摘要目的探讨健康信念模式在帮助2型糖尿病患者建立健康行为中的作用。

方法选择120例2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入院时间顺序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60例, 干预组接受以健康信念模式为理论基础的护理干预措施, 对照组接受常规的健康育。

干预前和实施护理干预6个月后, 采用自护行为能力量表进行评定。

结果干预前两组一般情况及自护行为能力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干预后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值、糖化血红蛋白值、总体自护行为能力评分，以及各项自护行为能力（除遵医嘱服药和足部护理外）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

干预后虽然两组患者在遵医嘱服药和足部护理方面没有差异（P>0.05），但同组前后比较的差异却有统计学意义（P <0.01）。

结论健康信念模式对帮助2型糖尿病患者建立良好的健康行为有促进作用，良好的健康行为对有效控制患者血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糖尿病， 2型，健康教育，健康信念模式
糖尿病是一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终身性疾病，健康教育已经成为糖尿病治疗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目前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预防并不提倡首药物干预，而是首选生活方式干预［1—2］。

因此，如何帮助糖尿病患者建立良好的健康行为方式就成为糖尿病治疗和护理研究的新方向。

健康信念模式［3］（Health Belief Model， HBM）是由学者Hochbaum于1958年提出的，该理论模式认为一个人能否实施某种特殊的健康行为取决于两个因素，即个体感觉到健康威胁的程度，以及对于某种健康行为是否将会有效地减轻这种威胁的感知程度。

本研究以健康信念模式为理论基础的护理干预应用于2型糖尿病患者中，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研究对象
1.1 研究对象的选择
研究对象为2010年2-12月在我院住院的120例患者，其中2011年2-7月入院的60例为干预组，2010年8-12月入院60例为对照组。

入组标准：符合1999年WHO 2型糖尿病诊断标准的患者；有一定书写和阅读能力；无严重糖尿病并发症（如心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视网膜病变等）、生活能自理；无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出院后愿意定期参加随访者。

所有研究对象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研究结束后，干预组60例；对照组55例，5例脱落，原因分别为其他疾病手术、离开本地，以及不愿继续参与研究等。

干预组男41例女19例，年龄35-70岁，平均（56.77± 12.91）岁；对照组男33例，女22例，年龄37-69岁，平均（54.95± 12.04）岁。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受教育程度、病程、并发症、医疗付费方式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两组研究对象具有可比性。

2方法
2.1 研究人员的选择
参与本研究的护士10名均为本院糖尿病教育小组成员，具有糖尿病教育，管理经验及良好的沟通能力。

小组成员除定期参加糖尿病小组的知识培训和相关活动外，还轮流外出参加糖尿病健康教育相关会议。

研究小组例会每2周1次，以期共同分享经验，确保专业指导水平的动态进步。

2.2干预方法
2.2.1干预组干预组患者接受以健康信念模式为理论基础的护理干预, 干预时间为8周，随访6个月，分4步进行。

（1）第1步让患者知晓糖尿病的威胁和严重性，干预时间为1周。

患者住院后，由研究人员对其糖尿病饮食、运动、用药、监测、足部护理及预防高低血糖的态度、知识和行为方面进行评估，发现患者在健康行为方面的薄弱环节。

根据评估结果，研究人员制订相应的措施，患者认识到不良健康行为对糖尿病威胁和严重性。

主要措施括：①介绍糖尿病的基础知识，以及目前健康行为方面的薄弱环节与糖尿病的密切关系等。

②介绍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以及可能出现的7大慢性严重并发症。

③与患者共同讨论糖尿病的社会影响，如家人可能会成为糖尿病的“后备军”，以及对自身工作的影响等。

在讲解和讨论时，配合数字和图片，使患者更易于接受。

（2）第2步让患者知晓采取健康行为的益处，干预时间为4周。

患者仅仅认识到疾病的危害性、严重性还不够，重要的是知晓健康行为的益处和障碍［4］。

研究人员采用多媒体形式，并且发放相关资料，对患者实行集中培训，旨在让患者感知到执行一些健康行为对延缓疾病进展是有效的。

实施这些健康行为所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所付出的代价。

同时对患者在采取健康行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如与日常生活的时间安排有冲突等，都如实地指出，并帮助患者逐一克服。

（3）第3步让患者感到通过长期努力可以改变不良行为，干预时间3周。

经过培训，患者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新的认识，并且有意愿要采取健康行为。

在这一阶段帮助患者制订个体化的行为转变计划，并指导实施。

对患者已经采取的正确行为方式给予鼓励，让患者对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有信心和毅力采取有利于自身健康的行为。

另外，充分利用社会支持系统，通过家属或其他人员的鼓励和监督，间接帮助患者执行健康行为。

4 第4步持续督导患者采取健康行为，随访6个月。

此时患者已出院，采取每月定期回院随访的方式，时间定于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随访前1周电话通知患者，以便他们做好工作、生活安排；随访前1d，研究成员再次与患者电话沟通，以确保患者准时参加随访。

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随访者及时进行电话随访。

随访期间，采用持续督导，及时反馈的方法，我们要求患者将每周的情况以表格的形式记录下来，内容包括：吸烟、饮酒量，三餐的种类、时间和量，运动的时间、频率和运动量，用药种类、量和时间，血糖监测次数及血糖值，发生高、低血糖的次数及处理方法等，每周记录1次以上。

研究成员通过患者每月的记录表来评估患者在改变不良健康行为方面的表现，与患者讨论采取健康行为的感受，向患者反馈其认知错误和薄弱环节。

反馈时除通过表扬正性强化外，要特别对薄弱环节给予针对性的反馈和指导，对某些行为习惯改变差的患者再次给予风险强化，使患者真正认识到不良健康行为的危害和严重性, 以维持患者的健康行为。

同时鼓励患者之间交换心得。

另外我们制作了大量的警示标语和不良健康行为造成危害的生动图片，由研究成员指导患者及家属贴于醒目之处，如饮食标语贴于餐桌，运动标语、图片贴于镜前等，通过感官刺激来强化患者已建立的良好行为。

除以上4步之外，我们还利用社会支持系统，借鉴王红霞［4］的方法，积极寻找可以借助的社会力量。

在对患者进行干预和随访的整个过程中，均鼓励者家属参与其中，以提供必要的支持和监督，促进患者采取健康行为。

从我院糖尿病关怀俱乐部成员中选出具有良好健康行为的病友，利用现身说法帮助患者认识健康行为的重要性。

在参与研究患者相对集中的社区，进行糖尿病知识宣传和护理技能演示，帮助患者之间形成互助小组，促进组内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督促、鼓励、共同分享彼此的经验。

2.2.2对照组患者住院后为其提供为期4周的常规教育,包括每两周的集体教育、床边宣教等。

主要内容为一般的知识介绍，如健康饮食和运动锻炼的好处及方法等。

随访6个月，方式与干预组相同。

每次随访时研究成员除评估患者的基本情况及解答患者的问题外，不进行任何的行为指导和反馈。

2.3评价工具
2型糖尿病患者的一般资料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病程、受教育程度、职业、医疗付费方式、并发症、吸烟、饮酒情况等，以及检查项目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 HbA1c）指标。

两组患者均在入组时和随访6个月时，检测空腹血糖和HbA1c。

行为改变方面采用台湾王璟璇等编制的糖尿病自护行为量表（Diabetes Self care Scale DSCS）［5］进行评定。

该量表包含饮食控制、规律锻炼、遵医嘱服药、血糖监测、足部护理和预防及处理高低血糖6个分量表。

共26个条目，用于测量患者自护行为的执行情况，以Likert 5级评分，从“完全不能做到”至“完全能做到”计1-5分。

量表总得分范围为0-130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自护行为能力越高。

该量表曾在我国内地使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6］。

患者在研究者帮助下填写一般资料和糖尿病自护行为量表，当场填写并收回，收回后研究人员立即检查，对不合理的地方向患者提出质疑并当场校正。

2.4统计学方法
使用PEMS 3.1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其中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t 检验。

3结果
3.1两组入组时和随访6个月时空腹血糖及HbAlc指标的比较
干预组入组时的空腹血糖（9.08± 3.20）mmol/L，对照组（8.97± 3.12） mmol/L，随访6个月时干预组空腹血糖（6.73±1.87）mmol/L，对照组（ 7.65± 2.39）mmol/L，两组随访前后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入组时干预组HbA1c（7.96±1.89）%，对照组（ 8.35± 4.67）%，随访6个月时两组HbA1c均有降低，干预组为（ 6.46± 1.07）%，对照组为（ 7.2±7 1.44）%. 随访前后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2两组入组时和随访6个月时自护行为能力的比较
两组患者入组时的自护行为能力总体上没有差异（P〉0.05），说明资料具有可比性。

随访6个月时患者的总体自护行为能力及各项自护行为能力（除遵医嘱服药和足部护理外），干预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干预后虽然两组患者在遵医嘱服药和足部护理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同组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4讨论
4.1健康信念模式干预方法的意义
健康信念模式是用社会心理学方法解释健康相关行为的重要理论模式。

它以心理学为基础，由刺激理论和认知理论综合而成，并在预防医学领域中最早得到应用和发展［7］。

该模式认为人们对疾病易感性和严重性的认知（产生恐惧）与预防疾病的行为是相关的，其核心部分是关于疾病的个人信念，这个信念调节着对威胁的感知，从而影响采用对抗疾病行为的可能性。

本研究将健康教育与健康信念模式相结合，帮助患者建立健康信念，并且针对患者在实施健康行为过程中的心理、行为特点进行护理干预，通过制订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强化管理和社会支持系统来帮助患者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健康行为，较好地将健康信念模式应用到患者行为改变的干预中。

4.2 健康信念模式对糖尿病患者建立健康行为的影响
健康信念模式的主旨是通过激发人们的内在动机，使他们坚信自己有能力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并获得预期的结果，因此，该模式是最常用于各种健康行为改变［8］。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患者的总体自护行为能力、各项自护行为能力（除遵医嘱服药和足部护理外），以及空腹血糖和HbAlc的控制方面，干预组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且，预后干预组吸烟患者中，戒烟或限烟者高达94.12 %，饮酒患者中戒酒或限酒者达84.21 %。

这说明以健康信念模式为理论基础的行为干预对2型糖尿病患者采取健康行为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能够提高患者的自护行为能力，改善血糖控制状况。

由此可以证明健康信念模式是糖尿病健康教育中行之有效的指导理论。

在本研究中，健康信念模式对遵医嘱服药作用与常规教育相似，可能与患者主观上对遵医嘱服药比较重视有关；而且服药过程简单，影响因素相对较少。

在足部护理方面，干预前患者在足部护理的执行行为较差，低于以往的研究结果［9］。

分析原因可能与患者的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等有关。

干预后患者在足部护理的执行方面虽有显着提高，但也只是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

这说明我们所实施的以健康信念模式为理论基础的护理干预，尚存在不足之处，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探索和实践。

4.3 预防不良健康行为的复发
我们使用的改变患者健康习惯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恐惧诱导（fear appleals）的方式，即如果患者对某种危害健康的行为感到恐惧，那么他就会去改变自己的行为，既而减轻恐惧感。

但是这还不足以对其行为习惯改变起到长久作用。

本研究中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30 % 的患者在随访个月左右时对一种或一种以上不良健康行为的警惕性出现了放松，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足部护理和规律锻炼。

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患者处于焦虑或承受压力时，缺少社会支持；近期未感受到严重危害。

我们根据患者不良健康行为复发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如及时为患者提供建议性的行为或健康行为的有效信息；为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积极为患者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等。

有研究表明，不良健康行为的复发率在3 个月时趋于稳定［3］。

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尤其是为患者实施护理干预的起初3个月内，加强随访，及时发现患者的不良倾向，预防不良健康行为的复发。

4.4 自我效能是健康行为得以实施的关键
自我效能即患者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控制自己，去实施某种健康行为。

干预后两组患者的总体自护行为能力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按照“知信行”理论，知识、信念和行为之间是递进关系模式，知识和信息是形成积极信念和态度的基础，正确的信念和态度是改变行为的动力［10］。

“知信行”三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没有必然性。

所以容易出现“知而不信”“信而不行”。

在以健康信念模式为理论基础的护理干预中，我们通过健康教育唤起2型糖尿病患者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使患者充分认识到自己实施必要的措施，能够减少疾病风险，促成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向一定方向发生变化。

研究组患者带着生活中的问题参与随访，每次随访后都能得到研究人员护指导与反馈，使患者既知道“如何做”，又坚信“我能做”。

表1 两组入组时和随访6个月时自护行为能力评分比较（x±s）
月时组间比较P>0.05,与本组入组时比较P<0.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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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红霞，王立英，范书英.运用健康信念模式对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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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晓英，王亚霞，刘亚新等.行为转变理论促进实习护生手卫生的效果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 2008 ，43（7）； 593— 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