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把”字句偏误研究【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汉语言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把”字句偏误研究有关对外汉语“把”字句的研究，可以分为本体研究和教学研究。对于本体中的“把”字句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4年，至今历时八十余年之久，可以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历时最为悠久的课题之一。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重视。所以从上世纪末开始，对于“把”字句的对外教学习得研究在学术界掀起了狂潮。正是由于被研究者们一次又一次得从不同的角度提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对于“把”字句的研究看作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从开始到发展再到繁荣的一面镜子。

（一）“把”字句本体研究状况

1、新中国成立前“把”字句的研究状况

（1）“提宾”说

1924年黎锦熙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中从句法结构分析入手，首创“提宾”说。认为“把”的作用在于把原先位于动词之后的宾语，提到动词之前。例如：“他把狗洗得很干净。”“邮递员把信交给我。”黎锦熙先生的“提宾”说，对后来始于七十年代后，盛行于九十年代的“把”字句与其相关句式间互相转换等的动态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力和吕叔湘也认为“把”字句的宾语是动词的宾语前置。

（2）“处置”说

王力先生从“把”字句表示的语法意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处置”说，开了“把”字句语义研究的先河。他认为“‘把’字本来是‘握’的意义。到了现代，更渐渐由实变虚，由动词变为助动词。后来‘把’字的本来意义渐渐消失，只剩一种语法上的意义。”[1]例如“把衣服穿上”。王力先生还给这类句子定了个规律:“处置式既然必须是表示一种处置的，如果行为不带处置性质，就不能用处置式。”

（3）吕叔湘“三说”

吕叔湘先生在1924年《中国文法要略》中，从动词的意义限制、“把”字宾语的性质、谓语动词前后的成分要求三个方面，相当全面而细致地分析讨论了近代汉语“把”字的用法，提出“行为动词说”、“宾语有定说”、“谓语复杂说”，【2】成为“把”字句综合研究的第一人。

其中“宾语有定说”掀起了一场关于宾语有定无定的一场大讨论。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研究“把”字句的还有其他的学者，但是王力和吕叔湘先生比较全面，代表了当时对“把”字句研究的最高水平。他们对“把”字句的研究，不仅为后来的学者打开了思路，而且也为后世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2、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把”字句的研究状况

五六十年代的“把”字句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多角度的趋势。首先，学者们对黎锦熙、王力和吕叔湘三个先生的学说提出了修正和补充，并且围绕“处置义”和“处置式”形成正反双方的争论。王力本人坚持“处置”的观点，并且进一步提出“处置式”的活用—“继事式”。胡附、文炼、梁东汉等人却否定王力先生的看法。胡附和文炼认为用“处置”一语不是很恰当，理由是既然有活用之说，那么用“处置”就显得不妥当。梁东汉认为宾语有定的问题，许多宾语不一定是有定的，例如“我们要把海洋治理好”，并且有定无定的界限很难讲清楚。

其次，此时对“把”字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1）比较“把”字句和其他动词介词的用法，例如王力《把、拿、用》。（2）探讨了“把”字句的词性，例如汪慧迪《关于“把”字句“把”的处理》。（3）指出“把”字的用法，例如李因《“把”字句的误用》。（4）争论“把”字句的句法作用，例如莫林《一种句子的分析》。（5）对比不同句式动词带宾语的情况，如吕叔湘《被字句、把字句动词带宾语》。

再次，分析了“把”字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王力认为“处置式的产生大约在第七世纪到第八世纪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祝敏澈同王力有相同的观点。

此时多角度多样化的研究趋势拓展了人们的思路，深化了人们对“把”字句的认识，为接下来“把”字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把”字句的研究状况

此时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语义方面涉及到“把”的宾语和位于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的研究，例如朱德熙《语法讲义》；另外还有关于把字句的句式含义的研究，例如宋玉柱的《关于“把”字句的两个问题》。句法研究方面主要有对“把”字句的构成条件的研究，这一研究始于吕叔湘先生，之后的研究主要关于单独地分析“把”字句结构的某个成分，或者将把字句结构中的相关成分结合到一起进行分析。此外句法研究还关注“把”字句与相关句式之间的转换。例如詹开第《动结式动词与“把”字句的变换关系》。

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把”字句的研究状况

这一阶段关于“把”字句的研究研究成果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语义方面更加多角

度多层面，重视单项研究和综合研究的结合。例如崔希亮对“把”字句的句法、语义进行综合研究。句法研究方面涵盖句法结构和句式转换两个方面。句法结构重视对“把”字句各成分的研究，例如范晓《动词的陪嫁与汉语的把字句》。句式方面，不仅继承了八十年代“把”字句与其他句式相互转换关系及限制条件的研究，并且还对“把”字句各种特殊形式进行了研究，例如易绵竹《汉语“把”字句和“被”字句新探》。

（二）“把”字句的教学研究

关于把字句的教学研究，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把”字用法的指导和误用的纠正，发展到七八十年代时，对把字句的教学研究成为主角，主要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其中以对外的教学研究更为突出。

1、对内语文教学中的“把”字句教学

国内关于对“把”字句教学的讨论的文章较早见于吕叔湘先生的《怎样跟中学生讲语法》，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文章，例如：程相文、周翠琳《“把”字句课堂教学》等。

2、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把”字句教学

吕文华在《把字句语义类型》一文中，提出“解决‘把’字句的教学根本途径在于揭示“把”字句的语义类型，使学生掌握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用“把”字句，此外还要指出使用“把”字句的语境，使学生理解掌握何时用“把”字句”。[2]吕文华将“把”字句分为六大语义类型，根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提高教学效率，使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把”字句。但他的不足之处在于，并没有深入分析这些类型所对应的句式特点，此外，还有一些句式没有包含在内。

熊文新《留学生“把”字结构的表现分析》用统计的方法，，对母语背景、等级水平、性别、性格等可能影响留学生“把”字句习得的不同因素进行考察，发现水平等级对“把”字句的习得有较大影响，母语类型只对习得的早晚有所影响，而性别性格等因素没有显著的影响。

姜德梧《从HSK（基础）测试的数据统计看“把”字句的教学》根据HSK（基础）对“把”字句实体测试的有关数据，分析了考生在使用“把”字句时出现的一些偏误，并且更深层次的探讨了形成这些偏误的可能因素，此外还提出了一些教学建议。

偏误研究最早见于鲁健骥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讲学中的一篇题为《中介语理论与偏误分析》的报告，1984年他又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