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中的政治人格思想(1)

【作者简介：单纯，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道统”，后经宋儒程颐和朱熹的大力提倡，遂成为一篇儒家宣讲内圣外王之道的经典。

韩愈所处的唐代，由西天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已经上升到中国文化主流的地位，与中国春秋以来形成的儒家鼎足而三，有所谓“三教并尊”之势。特别是在官方和知识分子中影响不大扩大的佛教，给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传统带来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是夷狄之教，对于严于“夷夏之防”的儒家学者来说，其危险在于夷狄的“野蛮”风气可能将中国人同化为“新夷狄”，历史上夷狄乱华的“外患”将演变成为当时中国人精神上的“内乱”；其二，佛教的“出世”原则、修炼者个体的“涅褩”成佛与儒家的“入世”原则、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思想正相反对，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人生哲学。如果佛教畅行于中国，则建构于儒家价值观之上的中国社会和政制亦将自行崩溃。唐朝太史令傅奕曾在高祖面前争辩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及高祖让位之后，他又对太宗进谏：“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①]傅奕在这里所持的立场正是传统儒家的立场，其一是强调儒家的“入世”思想与佛教的“出世”思想的差异；其二是强调佛教是夷狄的小人之学，言外之意正统儒学才是利国利民的大人之学，即经世济民的圣贤之学—这是儒家对“大学”的正解。唐后期的儒者韩愈继承了傅奕的排夷贬佛思想，认为佛教在文化上是夷狄之教，其所强调的是“出家”的人生哲学和“出世”的政治哲学，截然违反了儒家孝忠家国的伦理，是“无父无君”的禽兽。照儒家的观点看，人与禽兽的区别来自于自然理性的人文启示，这是“天人关系”中的基本精神：“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②]违反了这个基本精神，中国人信了佛教，那就会将人降低到非人伦的生存状态，人就不能算作人了。而要恢复人的家庭伦理和社会政治生活则必须以儒家伦理纠正佛教的出世信仰，其具体的步骤和最终达到的目的是“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③]这个目的是《礼记•礼运》中儒家所标举的“天下大同”的理想，而其与佛教出世成佛所不同的入世成圣的原则则被表现于《礼记•大学》的“三纲领”之中。

针对佛教出家出世无父无君的人生哲学“法统”，韩愈提出儒家恰好有一个与之相反对的孝亲忠君的“道统”；佛教的“法统”幸而是在汉代“罢黜百家”之后才传入中国的，不幸的是三代之前没有传入，儒家先圣贤哲没有机会更早地纠正其谬误，进而危害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甚至严重到了“老幼奔波,弃其生业……伤风败俗,传笑四方”[④]的地步，现在纠正佛教错误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到了自己身上。他说，中国为此夷狄之道所害者，前车之鉴有梁武帝舍身入佛寺，导致“侯景之乱”，自己被困饿死，国破家亡，遭天下人耻笑。当下，作为“夷礼”的佛教其危害中国的关键在于其“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无父无君，离经叛道的出世思想，而儒家正统的人生哲学恰好是通过“正心”、“诚意”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礼记》中的“大学”一篇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种与佛教“治心”相反的“治世”思想，所以，韩愈遂将其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提出来，批判佛教“以

心传心”的个人“心法”，以恢复儒家“经世济民”的“道统”。照他看来，佛教的“法统”都是些败家误国的个体“觉悟者”，如佛祖释迦牟尼王子和禅宗初祖达摩王子，南朝的梁武帝，而儒家“道统”里都是安邦治国、造福天下的圣王或圣人，如尧舜禹武王文王周公孔孟。由于孟轲死后，儒家再没有出现类似的“圣贤”人物，致使中国的“道统”失传，夷狄的“法统”乘虚而入，流传至中国。面对中华民族在信仰上为佛教异化的危机，韩愈以正统儒家的托命人和卫道士自居，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上书唐宪宗，辟佛尊儒，最终被皇帝贬迁潮州，郁郁而终。宋朝文豪苏轼十分感念他的卫道精神，赞誉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⑤]颇有孔子“匹夫之志”和孟子“浩然之气”的道义风范。

到了北宋，韩愈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空前提高。北宋中期，程颐在政治上失意之后，隐退到洛阳自建伊皋书院讲学近20年，并以《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为指南，阐发儒家《六经》的哲理，在他的教学安排中，“四书”首次被单列为与汉唐以来所设立的“五经”同等重要的儒家知识系统。他认为自己的学术思想来自于其兄程颢，而程颢则是直接继承孟子而下的儒家传统，其学“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⑥]他这里所谓“异端”就是道家和佛教，“开百代未明之惑”说明乃兄的思想超越了汉唐诸儒，继承了孟子之后儒家入世的孝悌礼乐精神，以图振兴儒家圣贤大人之学。

及至南宋，朱熹更明确自己所学乃继承二程，远接儒家上古先圣贤哲，中连孔孟，近续二程，是儒家正宗“道统”的传人。《宋史•道学传》对朱熹及其接续之“道统”也大加赞赏：“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⑦]而朱熹本人对自己学术使命的觉悟也是与此评论相吻合的，他认为汉儒局限于“小学”，成就不了“大人君子”；魏晋玄学清谈，拯救不了家国天下；隋唐佛教触出家空世，无补于孝悌仁义。如欲安邦济民，平定天下，必须回到儒家“修齐治平”的道统上来。

照朱熹的理解，《礼记》中的“大学”一篇，虽不足区区二千字，但必须当作一个思想传统的“纲领”性文件来学习，因此，他将“大学”分解成“右经”一章，“凡二百五字”，“传”十章，“凡千五百四十六字”，使其符合儒家“以传解经”的传统—如以《易传》解《易经》，以见正统儒家所乐道的“微言大义”。

从义理上讲，“大学”是成就大人的圣贤之学，与雕虫小技的“小学”正相反对；后来儒家的人常把“汉学”（汉代儒学的主流）称为“小学”（注重文字考证、训诂等文词技术性因素），而将“宋学”称为“义理之学”（注重文字所表达的仁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