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ダス

太宰治「ダス・ゲマイネ」论

作者：李帆

来源：《牡丹》2017年第08期

一、关于小说

太宰治的小说「ダス·ゲマイネ」（中文翻译为“青年的奇态”）发表于昭和十年，即1935年雜志《文艺春秋》的十月号，后于1937年收录于《虚构的彷徨》（新潮社）。据川崎和启（1993年）的推算，该小说完成于1935年5月到6月。从太宰治的年谱种，人们可以了解到作者当时的境况。2月，太宰治在《文艺》上发表小说《逆行》（后被提名芥川文学奖）；3月，参加都新闻社的入社考试落选深受打击，独自前往镰仓山自缢未遂；4月患急性盲肠炎进入阿佐谷医院接受手术，腹膜炎并发，使用麻药镇静剂之后造成镇静剂中毒；5月1日到6月30日在经堂医院住院。该作品就是在住院期间完成的。8月芥川奖花落石川达三的《苍茫》，太宰治屈居次席。而后，太宰治与同居次席的两位作家受杂志《文艺春秋》十月号作品发表的邀约，就有了《文艺春秋》十月号的「ダス·ゲマイネ」。

在作品《回忆》（『思い出』，1910年6月）的自序中，太宰治提到‘ダス·ゲマイネ’是德语‘Das Gemeine’的音译，意思为通俗性、卑俗。人无一例外，内心深处都掩藏着这种卑俗性。基于对题目的解释，小说中的人物音乐学院的学生马场、东京大学的学生”我”（被马场叫作佐野次郎左卫门）、画家佐竹以及作家太宰治体现出四人四相卑俗性。小说是从”我”的视角展开的。“我”暗恋于色街的妓女，但是因为经济条件不能经常见面，更没办法为她赎身。于是“我”便退而求其次，出入于上野公园旁边的一个居酒屋，因为在那里工作的菊和“我”心爱之人长相十分相似。就是在这个居酒屋，“我”遇见了马场。马场是一个沉迷于艺术的青年，但是毫无作为，沉浸于自己的幻想之中并且满口谎言。不可思议的是，“我”对马场所说的话都深信不疑。“我”因为失恋自杀未遂，整日沉浸在低落的情绪里。马场来信说要和“我”一起办杂志，杂志叫《海贼》。随后佐竹、“太宰治”相继登场。佐竹十分讨厌马场的为人。“太宰治”也批评马场太理想化。四人关于杂志的讨论不欢而散，办杂志也成了一纸空谈。马场很失望，“我”很绝望。“我”仿佛迷失了自己，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我”疯狂地奔跑，被电车撞到，结果失去了性命。

昭和十年前后，盛极一时的共产主义文学受挫，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丧失了思想理论指导，同时新的时代远未到来，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荒诞文学”“不安的文学”开始流行。知识分子面临自我丧失和自我意识过剩的窘境。如同时代评论家浅见渊（1935年）的评论一般，「ダス·ゲマイネ」描写了一群拥有荒诞无稽梦想的青年，体现出在无聊的人生中探寻精神虚荣的乐趣。川端康成（1935）也评论说该作品虽有异色，但并无新意。但是，小说表现出的当今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触动人心。

二、虚妄的青春——自我丧失的卑俗

「ダス·ゲマイネ」小说中的“我”经常逃课，是一名懒惰的文科生，失恋以后过着如同金鱼的粪便一样无意识的生活。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的特点，如同马场所说，“我”是透明的、纯粹的。作者设计出这样一个没有性格、没有个性的“我”作为小说的视角中心，一定有其深意所在。“我”眼中的其他三个人都是“异样的男人”，“我”对他们的感情也是极度信任与极度厌恶的极端。“我”最喜欢的马场是一个“天才的冒牌货”。他穿着跟“德国诗人席勒”相似的外套，他的脸简直就是变身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失败的狐狸。他甚至编造荒诞无稽的谎言，说自己是天才小提琴演奏家约瑟夫·西盖蒂在日本唯一的知音，更大言不惭地称日本名曲“荒城之月”是自己匿龙廉太郎之名创作的作品。每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都穿不一样的衣服，马场是一个没有内在、仅仅注重表面、装腔作势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如实地体现出这一点。如同他和“太宰治”的对话中提到的一般，‘语无伦次，条理不清’就是他的特质，是他的标签。他背的提琴盒子里其实一直都是空空如也，他却诡辩说“盒子就是现代社会的标志，空有外形，内部空洞至极“。然而，只有外在、没有内容是小说中所有人物的特点。这一特点就是标题「ダス·ゲマイネ」‘卑俗性’最好的解释。这样的马场身上的“自我意识过剩”，也仅仅是空壳罢了。表面看起来是反对卑俗，但因其并无任何实质内容，所以便只是小提琴的盒子而已，他早已掉入“卑俗”的大缸。没有任何真实的实质作为支撑，他自然不会对自己的梦想，对自己的友情忠诚。马场这一人物形象与近代日本纯文学所提倡的以主人公对他人的诚实、主人公的反俗精神为支柱背道而驰，使小说更加具有讽刺意味。

‘比起小提琴，更在意小提琴盒子’的并非只有马场一人，“我”亦是如此。“我”也深陷于‘自我意识过剩’之中。“我”判断人的基准是外表、即使佐竹努力劝说，即使“我”的心中也对马场有过怀疑，仍然对马场深信不疑。对于这样的“我”而言，幻灯街是能放松的地方，“当我踏入这条街，我双肩所承受的压力便瞬间消失，我甚至几乎忘却我的全部，就想完美逃脱的罪人一般，在这里我可以充分享受一夜的安宁”。“我”和马场本质是一样的，没有生活目标，没有追求，只有颓废。杂志《海贼》，即Pirate，也有‘剽窃者’的意思。如此荒诞，如此虚无，与我二人如出一辙。

“我”是马场狂热的追随者，相反，佐竹和“太宰治”站在马场的对立面。佐竹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没有感动细胞的精神性衰弱。佐竹的人生没有梦想，他极力反对只活在自己美梦中的马场的杂志计划，他指责马场是一个没有任何诚信可言的家伙。佐竹认为“无论我们做出多么精彩的杂志，人们也不会给我们什么好的评价”，所以他从实际出发，只关注“画好自己的画，卖个好价钱，然后再好好享受一番”。这样的佐竹是清醒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何尝不是另一种‘卑俗’呢，他是毫无成就的普通人，是再普通不过的男人。

「ダス·ゲマイネ」不仅是一部小说，还是一部作者太宰治登场的小说，这一点十分有趣。从小说中的‘太宰治’的言行可以寻得一些太宰治的人生观、艺术观。例如，第三章以短诗开头“通过我便化为二钱一只的蝾螺”，这句诗是太宰治《道化之华》的文章首句，可能是模仿但丁《神曲·地狱篇》“通过我进入痛苦之城”（原意大利文为PER ME SI VA NELLA CITTÀ DOLENTE）而来的。太宰治这样的自嘲，不免让人感到这是在为当时文坛对《道化之华》的不当评价的反击之语，更是表现出在文坛的市场里出卖自己艺术作品的卑俗行为的无奈。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