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伪满洲国是日本统治下的殖民主义政权

伪满洲国政权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产物。

长期以来，一般认为伪满洲国政权就是单纯的傀儡政权。

本文从尊重历史事实的角度出发，以还原历史的真实为目的，从日本扶植伪满洲国政权的目的、伪满洲国政权施行的政治、经济和奴化教育的实际活动等方面入手，研究和分析了伪满洲国政权与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揭露了伪满洲国政权在性质上更是一个殖民统治下的殖民政权。

日本军国主义制定的针对中国的“大陆政策”，以“九·一八”事变为导火索，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为了殖化中国、掩盖和美化侵略，炮制了伪满洲国；溥仪充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

从1931年至1945年间，伪满洲国政权帮助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了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

在伪满洲国政权14年的殖民统治中，以溥仪为首的汉奸作为日本侵略者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在伪满洲国政府机构中担任要职。

伪满洲国政权机构及其官员按照日本统治政策行事，成为日本人操纵和利用的工具。

日本在伪满洲国推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和移民政策，推行“建国精神”的基本国策，即“日满一体不可分，王道乐土，道义世界的实现”，是日本对伪满洲国的统治总方针。

伪满洲国政权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实质是在日本全面控制下，推行日本殖民政策的殖民政权。

一、伪满洲国的建立
1931年“9·18”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迅速沦陷。

蒋介石还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解决。

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一致通过调查团的派遣和五人调查委员的任命，在表决这一提案时，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宣称：“日本军为保护日本国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满洲各地的匪贼及不法势力的侵害，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力”[1]。

当国联决定派遣调查团时，日本政府军部及关东军开始策化在被其占领的中国东北建立“新国家”。

不顾国际舆论的干涉，将伪满洲国政权建立于“国联调查团”之前。

早在1931年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就制定《满蒙问题解决策案》。

它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王道乐土” [2]。

此决策还规定这个新“国家”的政权包括国防、外交、交通和通讯都要委托日本帝国掌握或管理。

关于在国防和外交方面的经费，则由新政权负担。

这个决策实质上就是日本制造伪满洲国殖民政权的政治宣言，并构划和描绘出伪满洲国的施政蓝图。

为此，关东军开始策动“满洲独立”活动。

首先是收买和指使汉奸，在辽、吉、黑三省先后都建立了地方伪政权。

都声明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这些伪政权表面上是由地方中国人宣布独立的，实际完全是由关东军和其特务机关直接控制下建立
博物馆研究 2010年第2期（总第110期）•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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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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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为日本阴谋策划全东北的殖民政权打下了组织基础，也为日本策划制造的汉奸政府提供了思想和实践基础。

溥仪是清朝的第十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

1911辛亥革命爆发后，溥仪被迫退位，1924年又被冯玉祥将军的国民军赶出了紫禁城，彻底废除了皇帝的尊号。

溥仪认为大清毁在自己手里，下决心要恢复祖业。

溥仪把日本视为他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日本为了收买和拉拢溥仪用尽了手段，终于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溥仪来到了东北。

但是没有象溥仪想象的那样，立刻当上皇帝，而是被日本人软禁在了汤岗子和旅顺长达一百多天，后来才辗转来到了长春。

1932年2月16日，溥仪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召集东北汉奸在奉天举行了出卖东北主权，建立伪国家的“建国会议”。

按照关东军事先的方案，组成“东北行政委员会”，并规定此委员会就是新国家成立前的过渡机关，张景惠为“委员长”。

“建国会议”连续召开了7天，由板垣等人所制定的建国实施方案，经本庄繁同意后，于2月25日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

“新国家”的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号为执政，“国旗”为红兰白黑黄的五色旗，年号为大同，首都定在长春，改称“新京”。

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

”
1932年3月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按关东军的旨意，发表宣称要把东北变成“王道乐土”和“五族协和”国家的《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

3月9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

1932年9月15日,由日本政府审定、认可和批准，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伪满洲国“执政府”签订了《日满议定书》。

日本以条约的形式夺取了中国东北的主权后，则宣布承认伪满洲国。

1934年，日本根据殖民统治的需要决定伪满洲国实行帝制，同年3月1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皇帝，年号“康德”。

无论溥仪就任“执政”还是当皇帝，日本都明确指出满洲国不是清朝的复辟，亦不是清朝的延续，而是包括大和民族在内的“五族协和”的“新国家”，换言之就是日本卵翼下的殖民地国家。

二﹑伪满洲国殖民政权中的官吏与日本的关系
1﹑伪满洲国政权官吏与日本的关系
关东军在建立伪满洲国时，就竭力地要把伪满洲国打扮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政权，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执掌，而日本人则处于掌握实权的地位。

伪满洲国初期，也就是在1938年8月8日，日本政府就制定出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简称为“八八”决议。

它规定了伪满洲国的性质是“与大日本帝国有着不可分关系的独立国家”。

所谓的不可分，就是彻底的从属关系，伪满洲国沦为日本的附属国和殖民地。

关东军司令官在伪满洲国，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掌握着伪满洲国的命脉，在所谓“内部指导”的招牌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各级汉奸官吏，一切都要听命于关东军和关东军掌控下的各级日本官吏。

这样在伪满洲国各级政府中，日本官吏与伪满洲国上至皇帝下到各部大臣，共同组成了伪满洲国政权，日本官吏处于主导的地位，汉奸官吏按照日本对伪满洲国的统治政策而行事，这就是伪满洲国政权的特点。

表面上中国人担任主要职务，而实权皆掌握在日本官吏手中。

伪满洲国是在日本关东军的武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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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立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自然在伪满洲国具有绝对的权力。

伪满洲国政府的任何举措，尤其是高级官吏的任免，事先都要得到关东军主要首脑的认可和同意。

在伪满洲国刚建立之初，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与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签订了秘密换文，其第四项就这样规定：“敝国参议府就贵国（日本）之人选有达识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之同意”[3]。

基本原则就是：一方面日本人可以充当伪满洲国官吏，另一方面伪满洲国重要官吏的任命一定要经过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

在伪满洲国实行帝制后，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巩固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加大派遣日本官吏的办法，在伪国务院、中央各部、各省公署内设立总务厅，总揽中央和地方的一切重要事务均由日本人担任。

与此同时，对地方行政区划也进行了改革，缩小省的范围，宗旨是加强日本关东军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增加各省公署里日本人官吏的比例。

而且进一步强化警察机关，确定各省警务厅厅长也要由日本人担任。

在伪满洲国的十四年中的殖民统治中，汉奸成为日本侵略者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他们在伪满洲国政府机构中担任正职，但都听命于日本人次长，按照日本统治政策行事，成为日本人操纵和利用的工具。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掩人耳目，把他们长期豢养的汉奸拉出来，组建了伪地方政府，象臧式毅、张景惠、熙洽等人在当时社会上属于官宦名流，在社会上也比较有名望。

日本便利用他们掩盖其侵略东北的行径，但是这些人的成分也比较复杂。

他们对伪满洲国政权有不同的政治目的，所以对日本人的殖民政策也产生了不同的认识。

他们有的是想借助日本的势力复辟清朝帝制；有的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力。

他们的思想意识受中国封建传统影响，掣肘了日本侵略者独揽伪满洲国的大权，这虽然直接影响了日本侵略者对伪满洲国的顺利统治，但为了社会保持稳定，伪满洲国地方政府机构基本上处于维持状态。

直到1935年，日本侵略者调整了伪政府官员，撤消了不听话的郑孝胥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的职务，换上了更加忠顺的张景惠来接任。

为了防止伪满洲国中国官吏形成个人势力集团和范围，日本人还对他们实行不定期的调换。

亲日派人物更加受到关东军的重用。

对一些不懂日语的中国官吏又进行了淘汰。

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伪满洲国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利用日本官吏和汉奸共同管理伪满洲国，为了欺骗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表面上任用中国官吏充当国务总理、各部大臣和省长等重要的职务，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重要部门都由日本人掌管大权。

特别是在伪中央部门、财政、税务、警察和专业技术部门，几乎全是由日本人把持着。

2﹑伪满洲国宫廷官吏与日本的关系
伪满洲国宫廷官吏,是指伪满洲国皇宫内尚书府、侍从武官处、宫内府等办事机构的官员，其职责是掌管御玺、国玺；负责上奏军事、陪侍扈从溥仪出宫巡幸、视察、访问和阅兵，承担伪满洲国皇宫、溥仪及其“后妃”的安全保卫工作，随时为溥仪和“后妃”的日常起居、饮食等各种生活服务。

但是实际上，和伪满洲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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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官吏一样，日本殖民统治者不仅在伪满洲国宫廷的各重要部门也同样安插了日系官吏，而且，在宫内还设置了宪兵队，溥仪所有的政治活动和私生活都处于日本人的掌控和监督下。

1934年3月1日，溥仪当了两年的执政之后，终于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举行了登基仪式。

但是当时日本人不允许他穿龙袍,理由是日本人只承认溥仪是伪满洲国皇帝，而不承认大清皇帝复辟，登基时穿上日本人给设计的满洲国“大元帅正装”。

溥仪对此虽然感到失望，但溥仪从内心感情上还是非常的陶醉。

根据关东军的安排，为了表达日本让溥仪称帝的知遇知恩，为了表示“日满亲善”。

1935年4月1日，溥仪前往日本访问。

到了东京后，日本天皇裕仁亲莅车站，迎接并几次会见溥仪。

日本确实给予了溥仪最高的礼遇。

溥仪在日本停留了19天，日本人导演的这幕政治戏使溥仪内心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要同日本一德一心。

溥仪在回国后颁发了《回銮训民诏书》。

日本鼓吹的“日满亲善”、“日满一德一心”，是要溥仪完全执行日本的统治政策。

访日后，溥仪不但要交出东北领土的主权，而且“满洲国”和日本的关系，就象是月亮和太阳一样，溥仪只有百依百顺。

同时，关东军在溥仪身边安设一名“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成为关东军和溥仪的联络人和关东军的代言人。

他的权利无限大，对溥仪的言行甚至私生活，都要进行严密监视和掌控。

由于对溥仪监视和导演有功，10年间他从陆军中佐一直升到日本陆军中将。

正象溥仪自己所说：“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

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什么人，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

”[4]
伪满洲国的宫内府的700多名职员中，设有帝室会计审查局，和总务处、内务处、掌礼处、侍卫处、皇宫近卫处等，日本人虽然只占十分之一，但占据着重要职务。

执掌着伪满宫廷的一切事务。

1940年遵照日本关东军的旨意，溥仪第二次出访日本，并将代表日本开国元神“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接到了伪满洲国，供奉于伪满洲国皇宫东御花园内已经修建好的“建国神庙”之内，确立“天照大神”为伪满洲国的“建国元神”。

“天照大神”俨然成了为伪满洲国的“新祖宗”。

紧接着，日伪又发布了《建国神庙祭祀令》，规定溥仪“亲祭”制度。

除此之外，溥仪还按照关东军的指令颁布了《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罪处罚法》。

东北人民蒙受着灭种灭族的欺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和掠夺，日本又调整了伪满洲国的统治机构，进一步充实了伪政府中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机构，新设立了兴农部、国民勤劳部、司法矫正总局，选择具有丰富阅历和殖民统治经验的“强有力”的日本人任职。

此时，在伪满洲国政府的3万名简任和荐任官中，日本人官吏竞占三分之二[5]。

三、日本在伪满洲国推行殖民主义的“三大国策”
1937年，日本关东军在巩固了伪满洲国殖民政权后，在继续集中和加强对抗日武装进行武力“讨伐”的同时，将施政重点转向加强经济掠夺，开始推行所谓的“三大国策”。

1．以经济掠夺为目的的«产业开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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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计划»
«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是日本殖民地统治强化的一种手段。

1935年，《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的草拟工作就已经开始了，从1937年至1941年，为第一次产业五年计划。

卢沟桥事变，发动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所以关东军无法充分地得到充足的军需品。

为了加强日本的战斗力，补充军需。

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感到有必要在满洲大量开发产业，于是制定了«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制订第一次五年计划的中心人物是总务厅长星野直树和产业部次长岸信介。

实行满洲产业开发计划，靠满洲国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依靠日本的援助。

如在技术人员、机械和资金方面。

而满洲国能够筹办的是粮食、劳动者和木材。

每年从华北进入满洲的劳动者达100万人。

产业五年计划经过多次的修改，日伪的战时经济危机已开始暴露，人力、财力和物力供求都出现紧张状态。

日本也承认，在农业占优势的伪满洲国推行庞大的军需计划，“不无造成国民经济过重负担之虞”[6]。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日德意法西斯的加紧勾结，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日本所需的废钢铁遭到禁运，从而使日本的战时经济更加困难。

产业五年计划的反复修改表明：日本妄图通过加强对伪满洲国经济掠夺的办法，强行推进战时经济，就是要撑着把侵华战争扩大下去。

虽然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中的项目，没有完全达到计划的要求，但是，大量战略物资从伪满洲国掠夺，用于扩大战争。

为了更多的掠夺战略物资，紧接着于1941年9月2日制定了第二次产业五年计划，它是第一次产业五年计划的继续。

随着日本在战场上形势的变化，美国飞机轰炸了日本的本土，日本订购的机械基本无法完成。

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但计划和实行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

产业五年计划的修订，标志着伪满洲国从准战时体制过渡到战时体制，实现驻满日军的自给自足，转向“日满一体化”，负担供应日本军需资源。

同时，产业和经济统制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转换。

产业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意味着伪满洲国的经济进入了全面发展以化工、机械为中心的军需生产。

一方面实现重要的产业自给自足，另一方面，对日本做必要的资源供应，把“现地筹措”的“自给自足”和所谓“日满一体”的“适地适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扩大和强化产业统制。

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的一场掠夺和奴役。

2．强化边境地区军事化建设的«北边振兴计划»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军国主义利用伪满洲国作为侵略中国关内的基地，为了进攻苏联，把同苏联国境最接近的北满和东满称为“北边地方”。

所谓“北边”是指吉林省以长春为中心，从伪间岛省的珲春县起，沿着苏联国境，直到伪黑河省的漠河县，初期面积为长2400公里，宽平均在40至50公里。

日军把它规定为“国境地带”，也叫“北边地方”。

1934年日军以防备苏联进攻为借口，在靠近苏联国境的地方修筑了大量的“防守苏联的进攻的军事工事”。

实际上是以进攻苏联的沿海区和伯力区为目标，成为进攻苏联的最前线的阵地工事。

日军一方面防止苏联的进攻，另一方面，在边防地区大量驻屯兵力，就是要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向苏联发起进攻，为此，于1939年推行以强化边境地区国防建设的《北边振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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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从珲春到漠河县，修筑了一条横方向的弓形道路，叫“军用道路”。

日军把这些军事工事称为“国境地带的第一线方面”；又从珲春县起布置了一条横方向的曲折型的大道，叫“特殊道路”。

日军把这个“军事地带”称为“国境地带的第二线方面”。

而通过第一线方面和第二线方面的人只能是日本现役军人能通行军用道路，日本军人和家族只能通行特殊道路。

为了把北边地方作为日本人的专用“大军事基地地区”，日本开始实行禁止中国人民在这个地区居住和通行的政策。

而且，日军为了欺瞒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为了防备苏联的进攻，还强迫伪满洲国政权每年负担两亿美元，作为“国防分担金”；从珲春县起到漠河县预定“开拓团根据地”，又布置了一条与第二线方面犬牙交错的横通的“开拓团道路”，叫“移民道路”。

日军称为“第三线方面”。

这三线方面的目的是：第一线方面是进攻苏联的最前线阵地；第二线方面是兵力的集结、用兵的计划和所谓“总力战”的研究和计划；第三线方面是兵力的补充和复员的日本军人的就业后从事生产的基地。

1939年5月，伪满洲国政权根据关东军的指示，国务院总务厅发表了《关于北边振兴的声明》，即所谓的北边振兴计划。

日军打着“北边振兴计划”的旗号，为了侵略苏联，要把北边地方建设成一个综合性的大规模军事基地。

《北边振兴计划》是“纯军事性国防地带防卫工程计划”。

《北边振兴计划》是一个包括“北边的开发”、“民生的振兴”、“国防的充实”的“综合性计划”，但它实际上是1938年12月10日关东军向伪满洲国提出的《关于国境方面国防建设要求事项》的公开化。

从战备方面来看，日本将苏联当作假想敌人。

尤其是关东军实现了对东北的全境占领之后，伪满洲国也已经成立，日苏边境冲突不断。

在1938年张鼓峰事件中关东军遭到失败后，更加紧了对苏联全面战争的准备。

而军事工程和设施则由关东军亲自实施和进行。

计划刚一开始，就在道路修筑和电力事业等方面，遇到劳力和材料不足的困难，因此在1940年就与产业五年计划一起转向高度的重点主义。

尽管如此，计划的执行也没有全部停止。

到了1941年以后，虽然“北边振兴”字样已经消失，但对苏战备工程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3．推行图谋永远占领东北的移民政策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现永远占领东北的野心,制定了一个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的侵略计划，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三大国策”之一，是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的，企图将日本移民在东北重要地区定居下来，促成东北日本化。

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实行侵略扩张政策的本质和事实。

日本移民的目的，其一是“北边镇护”，防备苏联，其二是作为施行大陆政策的粮食基地。

实际上一方面是为了掠夺西伯利亚的丰富的资源，作为进攻苏联作战时的兵力补充资源基地。

另一方面是侵占了西伯利亚以后，使复员军人从事生产以备补充日军粮食不足的政策。

同时，镇压东北人民，巩固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使中国人民成为日本统治者的奴隶，由日本民族作为领导和核心，从而达到统治中国人民的目的。

日本为了缓和国内日本农民的反抗，还欺骗大批日本农民移往中国东北。

关东军为了实行更大规模的满洲移民计划，于1933年末在特务部内设置了移民部。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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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武装移民以后，日本在1936年制定了向中国东北百万户移民计划。

从此，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侵略活动。

1937年7月，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扩大为“满洲拓殖公社”，简称为“满拓”，成为国家性质的集中统一的“国策的实行机关”。

伪满洲国政权按关东军的旨意，为了适应大规模移民侵略，由关东军参谋长、总务厅长官和伪满洲国大臣组成了“拓殖委员会”，于1938年1月，把拓政司扩大改为开拓总局。

依照日本人的说法，移民是为了“建国”，所以在1939年又将移民改称为“开拓”，移民团改称为开拓团。

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它的移民侵略计划随之彻底破产，但此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向中国移民10600户，31.8万人。

[7]
日本的移民侵略，给我国东北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由于日本的移民主要是农业移民，中国的广大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流离失所，走死逃亡，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一场劫难。

四﹑推行伪满洲国 “建国精神” 的基本国策
所谓“建国精神”，是指一个国家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总体意识和全民族的价值取向。

建国精神应该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更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

但是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殖民政权，根本就不是独立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所以,伪满洲国的“建国精神”实质上就是日本式特有的殖民主义特点,是伪满洲国殖民统治理论的核心和基础,是日本强化思想统治东北人民的重要工具。

它要达到最终目的是巩固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日本把“建国精神”渗透到东北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通过行政的力量规范东北人民的精神思想和语言行为，在整个伪满洲国的14年中，日本殖民统治者奴化教育方针随着伪满洲国时局的演变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共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推行“王道主义”
在伪满洲国建国初期,日本统治者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儒家的“王道”统治中国东北人民的思想，目的是摧残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

在《满洲国指导要纲》中公然宣称：“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必使境内一切民族熙熙皓皓，如登春台，保东亚永久之光荣” [8]。

1932年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的《建国宣言》中就明确提出在新国家中实行“王道政治”，要建设“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共存共荣”。

所谓的“王道主义”成为伪满洲国的立国宗旨。

“王道乐土”实质上就是日本统治者任意捕杀和残害东北人民；任意搜刮和掠夺东北资源。

中国东北人民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只能服服帖帖地当顺民，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奴役，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东北成了一间灭种灭族的人间地狱，根本不是什么“王道乐土”。

2．实行“皇道主义”
1935年5月2日，溥仪第一次访日回来，在他按照关东军的旨意颁布了《回銮训民诏书》。

伪满洲国与日本“一德一心”、“日满一体不可分”作为建国精神教育的中心内容灌输给东北青少年。

而且，在伪满洲国皇宫内，1938年日本为溥仪修建的同德殿的瓦当和滴水上都刻上了“一德一心”的字样，可见，“皇道主义”精神到处充斥着伪满洲国的每一个角落。

事实上，就是让东北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日本侵略者讲“仁爱”，尽义务，对日伪统治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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