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

作者：李桥铭、张文木

日本军国体制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1945年日本败亡后结束。与其同步的是日本始于明治时期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并臻于巅峰时，即被激进扩张政策所毁亡。总结其间军界少壮参谋们制订的那些不知节制的战争政策及其导致国家毁灭的历史经验，对今天的中国是有益的。

一

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3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州军（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参战陆军编成“满州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迎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与俄国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最终，日本赢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

事实上，当时日本的战争潜力已近枯蝎。我们知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将从中国攫取的3.64亿日元战争赔款中的90%用于扩军备战。在随后的7年间，日政府还分3次发行外债，得到了总计1.9 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资金。日俄战争期间，日政府又接连不断地分4次发行了相当于8亿日元的外债用作战争经费。1904年1月5日（俄历），日本驻伦敦公使拜访并明确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日本“用自己的储备只够打一年，通过增税和发行纸币可以把战争再支持6个月，到那时候，财源就枯竭了。” “1905年底在与俄国进行和平谈判时，日本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现在看来，那场战争日本赢在节制而并非所谓“武士”精神。

爬坡最难下坡处。自古用兵多不败于“上坡”时的进攻，而败于没有做好进攻后“下坡”的善后设计。从1905年日俄战争结局看，在日本崛起

之初他们的战争文化是有哲学的，他们的战略家头脑是清楚的，他们对战争的目的、规模的理解是有非常清晰的界限的。这些不仅参谋本部，就连一线作战的指挥官都牢记着。

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如山县有朋、大山严等军人，与日本后来的军人不同。他们都是旧藩出身，不仅是军人，还是政治家。他们不是在学校里学来的战争，而是在幕府末年的内乱开始从战争中学来的战争。所以他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知道有一个开始就肯定有一个结束。今天看来，与其说他们赢得了战争，不如说他们赢在哲学。

民族的清醒认识，往往产生于其被压迫的民族身份。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涌现了一大批被西方（主要是美国、英国）先进技术和制度“打醒”的政治家、战略家。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底”，因而最懂得节制，他们的战略目标设计都非常有限，战争手段的运用也非常节制与务实，这让日本在1894年和1905年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

二

这些胜利使日本战争文化滋长了一种不可一世的骄横情绪，日本老一代政治家、战略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大有天之骄子意识的日本陆军大学（简称“陆大”）的毕业生走上政治前台。这些主要是学校书本教育出来的青年开始介入，继而左右整个国家的决策，致使日本政府对军事机器完全失去控制，最后导致全民疯狂投入致使国家资源无限透支、并因此必然失败的战争之中。

当时日本军国少壮们的战略思想严重脱离实际。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当时日本军事教育方式有直接关系。陆大聚集了日本军事教育的精华。军事人材从幼年时期便被送到学校。这部分来自“幼年学校”的学生是陆

大生源的主体。这种“幼年学校”是陆军办的一种培养“精英”的学校，在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熊丁各有一校，每年各校只招50人。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一般都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从军；然后再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再被分配到军队中去。当时，扩张是日军战争理论的出发点，由此，陆大培养的参谋们重战术而轻战略，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只适合培养单纯执行和完成任务的旅团一级主官和师团一级副官，缺少必要的政略和战略思想培育。这种从小学开始培养出的军人，与社会不发生交往，先天就不懂政治，不懂社会，迷信军事力量，满脑子只装着毛泽东在1929年就要求红军注意克服的“单纯军事观点”。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陆大毕业的这帮少壮幕僚们与老一辈政治家不同，他们既不知“饿死”的滋味，更没有被“撑死”的经验。结果，在“爱国”的情绪下国家一步步地被他们置于后一种即被“撑死”的绝地。

当时，陆大毕业生中比较有名的参谋有四人，他们是石原莞尔、辻政信、濑岛龙和东条英机。这四人中晋升最快、职位最高的是战略能力最低的集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外相、文相、工商相、军需相和总参谋长等要职于一身的东条英机。濑岛龙考试成绩优异，但基本上没有带过兵、没有上过战场，就在大本营的地图上指挥远在千万里外的百万部队。辻政信被称为“ 作战之神”，其行为有些麦克阿瑟的范儿，是个成心闹事的作战参谋——从东北到武汉、从南亚到太平洋，所到之处总要闹出些动静来。

石原莞尔是陆大惨淡经营十几年中唯一的一位有战略头脑、但不被重用的军人。他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但没有被所取得的“胜利”冲昏头脑，事后专门上书天皇，反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认为经营好东三省、

朝鲜即可。他后来更是坚决反对发动太平洋战争。东条英机不喜欢他，把他转入了预备役。把他长期被边缘化了。石原莞尔评价东条英机，只有“上等兵”的水平，其“能力只配指挥一个连、十挺机枪；超过十挺机枪，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当时，对陆大毕业生们影响最大的并不是石原莞尔，而是东条英机、辻政信、濑岛龙这些人。全校充满政治短视和无知，不懂得军事要服从服务于政治，不懂得战略目标必须与国家实力相一致，不懂得战略扩张不能超过国力支撑的极限，“舍我其谁”的心态使他们不顾主客观条件痴迷于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将整个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置于国家军事目标之下。这些少壮军官们在政治上的得势，使得国家机器都围绕着战争疯狂运转。毛泽东曾在古田会议上，批评早期红军的“军事盲动主义”者“只想大于，脑筋里充满着唯心的幻想” ，如果将这句话用于当时日本陆大毕业的少壮们是很贴切的。1937年初，苏军步兵的25%、大炮的17%、坦克的22%被调集到远东地区。1939年“第一次诺门坎事件”后，苏军派出朱可夫上将领兵，并向远东前线增援了至少两个机械化师。日本从来就不缺对苏军的情报收集，但当“皇军士兵以一当十”或者“皇军一个师团能当苏军三个师团”这种荒唐透顶的谬论已经成为日军信条时，“诺门坎事件”的败局就已注定了。辻政信是这场战争的主要推动者。他虽然知道实力对比悬殊，还是鼓捣了13个大队（相当于营，编制600人），112门火炮、70辆坦克、180架飞机和400辆汽车去打苏联人。结果，被苏军打得丢盔弃甲、鼻青脸肿，一个整编师团全部报销，陆军航空兵的精英也一命呜呼。

“单纯军事观点”是日本军事教育的一大短板。毕业于陆大的少壮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