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乐园》完全版

《失乐园》浅析
朱博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陕西渭南714000）
摘要：通过对日本作家渡边淳一作品《失乐园》的分析，借助极致体验、极致逼迫、极致死亡三个部分展现主人公对内心真实情爱的感受与追求，客观环境对家庭婚姻和个人生活的不合理介入与损害，从他们选择的极致死亡思考现代家庭婚姻的感情维持，得出他们的死是对极致爱情的永恒保存与维护。

关键词：性爱；极致；体验；逼迫；死亡；
性爱的和谐是家庭婚姻关系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道德规范与世俗观念那里，“婚外情”是不被人们认可的。

《失乐园》却为我们展示了产生于“婚外情”中的极致爱情。

我认为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在性爱的深刻体验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双重重压下，用极致的死亡实现对纯粹的爱的追求，他们也用这样的死亡实现了极致的爱的永恒保存。

正如作者渡边淳一所说，“我创作《失乐园》的主旨就是表达一种爱到极致的境界”[1]。

两位主人公的情死，也因此显得绚丽而富有意味。

一、极致体验
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性爱场面描写，这主要植根于日本的好色文学传统。

另外，在这样文化的熏陶下，形成日本人独特的心理特性。

“日本人因为着力培养感官上的快乐，从而使人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于是他们设立了一项准则：在一种严肃的生活方式中，就不应该沉溺于享乐。

他们培养肉体的快乐，就像精美艺术一样，当他们尽情享受之后，他们又为了义务牺牲自己。

”[2]163但渡边力图通过性爱的描写更多的表现人物在性爱中的矛盾体验，愉悦感与罪恶感相互交织，在爱的确证与负罪感中的挣扎状态。

《失乐园》在描写久木和凛子性爱的过程中，并没有从道德视角作渲染，取舍和变形。

作者立足个人作为医生的感触，从男女生理心理的角度切入真实细腻描写，使读者获得一种超越道德评判，对性爱有全新认知的审美感受。

作者用一种沉着，优美，冷静的写作态度，带给我们以无罪感的审美，毫无道德压力的欣赏，以及健康心理下的文学阅读。

在此过程中，渡边也没有回避社会伦理和婚姻制度对主人公性爱的影响和压力。

精神共鸣与感官欢悦，及伴随而来的罪恶意识相互纠葛，彼此相长，在不断深入的性爱里愈是加深对彼此的爱，对家庭对社会的负罪感愈重。

他们面对社会压力和道德谴责依然不放弃肉体爱的感官欢悦以及因此激发的刻骨铭心的纯粹情爱。

在挣扎的最后，他们用一场精心设计的死亡完成肉体爱的高
潮和性爱的绝唱，他们用死实现了爱的永恒保存。

久木和凛子的邂逅缘于一次偶然的社交活动，彼此在情欲上的吸引却是有着相似的家庭原因。

久木因为工作上人事的变动而失意，与妻子保持着不冷不热的“安定”婚姻关系。

凛子与“工作狂”的丈夫虽然看似般配，但无性的婚姻生活造成他们之间冷漠的夫妻关系。

相同的是，他们都未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爱情。

久木在身处闲职时才审视自己的生活，发现自己从未真正从心底爱过一个人。

这对于他“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无疑是巨大的讽刺。

凛子与丈夫无性的婚姻使整个家庭面临破碎。

而久木与凛子的结合正是对传统的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的抵抗。

凛子本是“端庄贤惠”的女性，对久木以身相许并在久木的引导下“放开矜持而趋于开放”，醒觉潜藏在肉体深处的悦乐；久木对凛子也由最初的爱恋转向痴迷，他们渐渐沉迷于为社会伦理所不容的、疯狂甚至变态的性爱中不能自拔，通过一次次变换方式和地点的肉体交流来确证他们的爱。

在性爱愉悦与背叛的负罪感的交织中获取更新的感受，更深的体验。

他们亦因此更加相互依恋。

渡边描写诸多性爱场面的用意在于，一方面通过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表现人物在性爱后获得的全新而且深刻的情爱体验；一方面借他们不断丰富的感官体验表现爱的不断加深。

二者共同确证两位主人公对纯粹的爱的追求。

同样，负罪感也伴随他们每一次的性爱，这是由社会伦理道德，婚姻制度，以及家庭责任加于他们的。

因此，每一次性爱，是爱欲又一次全新的深刻感受，是暂时的逃避现实世界，也是暂时抛却世俗压力的遁逃。

但每一次新的体验加深彼此的爱，负罪感也相应的增强。

罪恶意识又在更深的性爱里得到暂时的消解，性爱后又产生更为深重的负罪感。

由此陷入一种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性爱与文明》中阐述道，“如果正常的性生活因为发展过程中受到干扰破坏而受到威胁，最好的补救办法莫过于性满足本身”
[3]267。

因此，外来的阻力愈大，愈是让两人沉醉于性爱的欢悦中。

久木和凛子在承受了来自社会和家庭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执着于他们对纯粹的爱的追求。

外在压力与情爱体验让他们达到精神共鸣与肉体之爱的和谐，我们得以看到在久木与凛子身上爱与性的水乳交融，“性产生爱，同时性爱使女性发生变化，男性对不断变化的女性愈加迷恋，而在此过程中双方的爱逐步加深。

也就是说，爱是通过性来一步步加深的”[4]。

即使罪恶意识盘踞二人脑海，他们仍然沉溺于性爱之中，负罪感因为爱欲的放纵单调递增，而对性爱的感受体验则显得丰富许多。

虽然是久木开发了凛子在性爱中的感受，但在这一点上，女性的感觉较之男性要丰富多变。

所以，渡边对性爱体验的诸多感受是通过凛子之口传达的。

“良夜”章在仙石原的性爱，久木由先前的指导者变为奉献者，这也是女性引导的开始。

负罪感袭来时他们沉溺于新的性爱，贪享愉悦沉醉在堕落的舒
畅里。

而在凛子丧父守灵之夜的媾和，更是对世俗观念与规则的无视和挑战。

在作者的叙述里，它是无关于“迷惘、羞耻和胆怯的野性回归”，抛却了理性、教养、道德、伦理等如残渣般的矫饰。

开年“初会”的交欢，他们在感到罪恶意识的同时，也有着背叛的快乐。

“而这结合之前的茫然愈深，结合后的激奋也就更激烈。

”[5]114这茫然，是对沉溺性爱深渊的自己的愕然，是对各自家庭的负罪并且不能开解的无措，也是对以后未知的担忧；这激烈，是他们对所处境地，包括性爱深刻感受，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和无法驱除的罪恶意识的无奈排遣、释放，也是借此麻痹自己，获取暂时的解脱。

每每面临情欲与世俗伦理的纠葛，肉体系绊与精神系绊的斗争，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挥去所有的反悔与反省，只炽烈燃烧在逼近眼前的爱欲里”。

久木由此更深的陷溺于同凛子的性爱，而凛子也由被动的爱转为主动的爱，他们更耽溺在情爱的飨宴，伴随而来的便是欢愉感与空虚感的增长，继而感到懊悔。

作为自我安慰，他们产生了“共犯”意识。

即便如此，凛子“强悍地成长，学会豁出一切的坚定”。

充分的性爱享受，带来身体愉悦的同时，也让他们感受空虚与堕落，在高潮时朦胧感触死亡。

当亲人远去，同事疏离，家庭破裂，他们遭遇放逐，在无法预见未来的茫然里惶惶不安，最后只有求诸性爱。

久木从中感觉到性与死亡的接近，而凛子已经憧憬在快乐的顶点死去，在自己“最幸福，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刻”。

此时的久木，沉溺在与凛子的性爱，沦为“苦囚”。

阿部定与石田吉藏极致的爱让他们坚定了彼此相爱的决心，并表达了他们对死的期望——两个人一起死，才是永远在一起。

于是他们潜入性爱的深渊，耽溺于二人世界，与社会愈来疏远。

凛子丈夫的报复，凛子与母亲关系的断绝，他们在共通的孤独里酝酿了“在最好最幸福的时候一起死去”的想法。

性爱可以拒绝一切伦理道德、社会责任。

爱与幸福，让他们获得伤害别人的勇气。

久木沉浸于在轻井泽别墅与凛子的性爱中沦为“奴隶”，而他对性爱的感受也受到凛子的刺激、教导而大为开发，对快乐的感受更强、更深也更持久。

继而他们从有岛武郎与波多野秋子的殉情获得死之意志，也由此坚信，爱与幸福的永续只有死才能令其实现。

他们用惊心设计的死亡完成对纯粹的爱的极致维护，用死实现对理想情爱的永恒保存。

他们“以性诠释爱”，“以性检验爱”，“以性完成爱”[6]74。

因此，在渡边笔下，性所呈现出的是和谐、唯美的姿态，爱欲亦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美，包含了丰富的意义。

在此，渡边表达了对理想情爱的追求，表现出一种希望超越现实束缚的宗教情怀。

他希冀的不是世俗的、被框束在责任与道德下的表面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而是一种真挚、纯粹的情爱。

因此，“一方面，他通过写性这种手段，来揭示、同情、护卫人们的边缘感情。

另一方面，他暗示了日本传统感情文化与现代新型感情伦理之间的矛盾冲突”[7]187。

二、极致逼迫
“限制性本能发展方向的力量，有羞耻感、厌恶、怜悯、社会所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以及各种权威力量等等。

”[3]98久木与凛子各自的婚姻，便是社会道德权威的一部分。

久木与太太走过了二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从社会伦理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的生活幸福和睦。

事实上，两人的爱情已经被生活和道德消磨殆尽。

凛子是具有优雅气质的典型的日本传统女性，与身为医学教授的丈夫看似般配，他们的婚姻实质上是在社会伦理规范约束下的麻木生活，夫妻之间缺少沟通，毫无感情。

在看似幸福的现代日本家庭中，其实存在着严重的情感危机。

久木因为事业上遭遇挫折，被发配闲职，才从忙碌麻木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在闲暇中开始思考自己的情感与家庭生活，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打算从心底迷恋或爱上一个人。

这无疑是一个悲哀的发现，这个发现是对他已经建立的家庭、婚姻甚至与太太的爱情都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更是对他之前生活的一次无情嘲讽。

凛子家庭的裂缝显而易见，医学教授的丈夫是工作狂，无性的婚姻生活是夫妻关系致命的隔阂。

从而造成两人冷漠的夫妻关系，在貌合神离中维持着处在破裂边缘的家庭。

久木和凛子都在各自的家庭环境中长期处于情感压抑状态，在社会传统道德、伦理婚姻制度的约束下，他们麻木地生活在各自无爱的婚姻家庭中。

“久木和太太也曾热恋，虽然不像他和凛子那样炙热滚烫，但也是彼此相爱，认为对方是这辈子的伴侣而结婚。

但是婚姻生活经过二十五年后已千疮百孔，不可能再修复。

”[5]232伦常制度保证下的这些现代家庭，情感淡薄，爱情缺失，生活也因此暗淡无味，生存与追求也因此失去依存和凭据。

“……誓言永远不变的爱，未必不会因为岁月的侵蚀而破灭。

”[5]285可以说，久木和凛子在婚姻家庭中的情感状态是现代日本社会的一种典型表达。

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看，“大多数婚姻注定要遭受精神上的失望和肉体上的剥夺，使双方都退回到婚前的状态。

只是由于失去了幻想，他们比婚前更悲惨，他们必须求助于自己的坚强来控制和转移他们的性本能”[3]268。

因此在他们那里，婚姻只是束缚人的一纸契约，两个人的家庭生活和被加于的家庭责任不过是被迫履行的义务而已，真实的情感是被压抑了的。

文本对日本的社会状况有很具体的描述，“日本社会对男女关系太过重视，或许该说是太爱管别人闲事。

……大家拼命挖掘丑闻，全因为这个缘故，害得男人介意周围的视线而畏缩不前。

也因为每个人外表都认真严肃，内在却变态地压抑欲望，人也就失去悠哉的自由阔达，造就出中伤与嫉妒泛滥的阴险社会”[5]33。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如此社会环境下的婚姻与家庭，其实是饱含了很多的痛苦、辛酸与无奈在其中。

陷入“婚外情”的二人在性爱里释放被压抑已久的情感，也因此背负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即社会伦理加于的负罪感。

伴随每一次性爱体验的加深，罪恶
意识也随之增强。

因为社会伦理加于的约束，他们懊悔，他们一起困扰。

爱情是自私的，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社会中不可能毫无顾及的抛开一切。

面对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久木也有一种失去家庭的失落和对不起家人的罪恶感。

凛子对家庭的背叛换来众叛亲离的结果。

但理性、道德、伦理等一切外在因素产生的内心不安只有在强烈的性爱中得以消解，他们因此陷溺于更深的性爱，再获取更深的罪恶感。

虽然久木与太太关系恶化，凛子与母亲关系破裂，但是历史上阿部定与石田吉藏的极致爱使他们坚定了彼此相爱的决心。

他们也在极致性爱的高潮感触到了死亡。

有岛武郎与波多野秋子的殉情让他们获得为爱而死的死之意志。

凛子与母亲断绝关系，丈夫的报复，久木与太太离婚，都只是驱逐过程中的一个个环节，是步向孤独境地接近死亡的一个个驿站。

为了与久木在伊豆修善寺温泉的幽会，凛子应久木要求定做的大红长衫被丈夫发现，被恼羞成怒的丈夫捆绑起来拍裸照，被辱骂成是妓女。

这无疑是对凛子肉体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摧残与侮辱。

日本人历来重视家庭和睦，讲究孝道。

能为家族荣誉牺牲自己的利益便能受到尊重；反之，违背家族信条，做出有损家族荣誉之事，往往被家族所斥责、惩罚甚至驱逐。

凛子违背母亲的意愿，没有与久木断绝关系，反而越陷越深。

这在伦理上是不守妇道、孝道，有损家族荣誉。

于是她被孤立，而她只有把感情倾注于与久木的爱，从而与现实社会距离不断拉大。

而这又造成一种反作用力，使她与久木的关系越来越深入。

她既然不相信承诺，不相信婚姻，也就无法认同既定的传统价值观念，只能被社会所遗弃而陷于孤立。

不愿苟活在无爱之中，不愿屈从现实社会对婚姻、爱情的约束，她只有一步一步把自己逼向死亡。

在爱的不断深入、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压力的加大中，他们在绝对爱与外来压力的双重重压下加剧了对死亡的期盼。

在整个作品中，凛子这个女性在后期的性爱，对死的态度的坚定与决绝显示出主导作用。

这与她对岁月易逝的害怕，对婚姻的不信任，对爱情不能永续的不安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凛子执着于她的“现世哲学”，认为她与久木的爱情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现在。

因此，他们没有选择离婚再结婚，落入世俗婚姻的窠臼。

而是选择了在“最好最幸福的一刻”一起赴死，以此保存人生最美好的时刻。

为了贯彻绝对爱，他们选择了死亡。

他们的共死，是对社会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婚姻制度的嘲讽，是世俗伦理的尴尬胜利。

不得不说的是，久木文枝、凛子的丈夫和母亲、水口等等一系列人物，都是现代社会道德规范、伦理婚姻的受害者。

他们同样是被束缚在世俗婚姻中的悲惨人物，是执行这个社会伦理与世俗道德规范的代表者。

中伤与嫉妒泛滥的阴险社会变态地压抑人的内在情感和欲望，在如此病态的环境中便形成了凛子丈夫畸形的心理性格，和一个个无爱的婚姻家庭。

凛子的母亲也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也是阻抗久木与凛子的世俗力量的代表者。

而渡边借水口这一人物形
象，反映了欲望被现代文明社会所压抑的这一群人的悲哀，揭露了日本社会中各种势力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社会现象，暴露出在现代文明遮盖下不健康的社会群体性心理，也抨击了日本现代社会对个人追求的无情打压。

水口的死正是对这个险恶社会的有力控诉。

水口的死是个人的悲哀，但文明的虚伪与世俗规范的不合理对人不正常的压抑和束缚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在更深层次上作者的目的在于借此启示人们正视现代婚姻与社会的矛盾，肯定人性的真实，关注人的内心情感，重新审视、反思自己的家庭与婚姻。

三、极致死亡
英国心理学家霭理士在他的著作《性心理学》中提出，“解欲的震撼的力量有时候可以引起很严重的影响。

……所谓严重的影响，最大的是死亡”[8]35。

久木与凛子的死，是极致的绚烂、华丽之死，是对极致爱的永恒保存与完美维护。

死亡与爱情的关系，日本哲学家梅原猛的观点最富有代表性，他认为，“陷入不伦之恋的男女两人虽然互相相爱，但是他们的身份是不能够相爱的，或者说他们不能在一起。

结果他们被迫做出选择，是放弃他们之间的爱情与现实生活妥协，还是为了爱而放弃现实生活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般会选择后者。

他们为了爱放弃生活、放弃生命。

爱和死成为问题的中心。

在这里，爱和死不是分开存在的两种事物，爱因为死而变得更加纯粹、更加完善。

死将一切都净化了”。

这足以说明日本人对待情死的态度。

久木和凛子用一场精心设计的完美死亡，让爱情在唯美的死亡里获得永续。

他们的死也因此超越死亡本身，因而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意义，显得饱满、充实。

性爱的深层体验与罪恶感的沉积，社会伦理道德和世俗婚姻观念的压迫，周遭亲人的冷漠、同事的疏远，使他们被社会遗弃。

在沉陷的孤独里他们继续着性爱的沉醉，在堕落里享受舒畅。

他们对世俗的“背叛”同样遭到了惩罚，久木与太太关系恶化，凛子与先生隔阂更深。

最后久木文枝的摊牌显得平静、沉稳，慎重决断。

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凛子丈夫的报复。

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医学教授，“不擅于应对男女和俗世之事”，有着自以为是、嫉妒心重的性格。

得知太太有外遇后，他的报复显得冷静而残酷，他以冷淡、沉默的态度面对，在完全掌握了两人的实情后才一语道破。

最苛刻的是，他利用婚姻的桎梏使凛子不能得偿所愿，以此作精神的枷锁束缚并折磨凛子。

肉体系绊使久木和凛子执着于对彼此的爱，在极致的性爱体验中他们朦胧之间触摸死亡的感觉。

渡边借久木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感受，“唯一接近死亡的感觉，是和女性同时达到高潮之后的那一瞬，在急速袭来的失落感同时，全身萎困，丧失对现世的一切欲望与执着”[5]138。

对死亡的感触随着每一次性爱的深入感受也愈来明显，罪恶意识的纠缠，凛子丈夫的报复，凛子与母亲断绝关
系等外力共同将他们推向被驱逐的孤独与无可挽回的境地。

一切困扰，只有求助于性爱。

久木在新的性爱里感受到性与死亡的接近，凛子在性爱的高潮受到死的诱惑。

可以说，他们的性爱成长历程，同外界压力抗争的过程，就是为爱探求完美保存方式的过程，也是为极致爱寻求永续方法的过程。

性爱带来极致的愉悦，罪恶感的加剧使他们厌倦现实世界，并对死亡有了更新更深的感受。

当凛子与母亲关系破裂，丈夫以婚姻的锁链束缚她，她对一切无望而倾心于与久木的爱情时，她开始期望在极致的愉悦中死去。

两人也都从婚姻中清醒过来，意识到婚姻并不是维持爱情的方法。

凛子遭受了丈夫对她在肉体和精神上的侮辱与折磨，对自己的婚姻彻底绝望。

阿部定与石田的不伦之爱是他们坚持相爱的依据。

然而石田的死换得的是阿部定一个人孤独悲惨的过活。

阿部定对石田极致的爱与石田的死，同阿部定的孤独终老使他们的极致爱显得并不完满。

从中凛子觉得“不能只留下一个人”，得出“最好两个人一起死，这样才是永远在一起”的期望。

也因为对婚姻产生怀疑，意识到婚姻中的爱情会被日常情性和怠情侵蚀，也因为沉溺性爱为世俗所不容的孤独，凛子最后形成“在最好最幸福的时候一起死去”的想法。

在轻井泽的别墅，他们用疯狂的无休止的性爱确证彼此相爱深厚。

有岛武郎与波多野秋子的殉情让他们感慨二人对爱的执着，在亲访二人的殉情地之后，更惊异于有岛与秋子为爱赴死的强大意志。

有岛的遗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此刻，我正在欢喜的顶巅迎接死亡”[5]289。

他们确实选择了在自己最幸福的时刻走向死亡。

太幸福就会担心幸福能否长久，愈是希望幸福要永远持续就愈觉得除死亡之外别无选择，虽然可怕却是事实。

有岛与秋子也是婚外情，他们选择用上吊的方式结束生命，实现对爱的永恒保存。

但凛子对这样悲惨的死亡方式不能认同，而且不能容忍死后尸体的腐烂。

性爱感受的成长让他们意识到，幸福的永续，只有死令其保存。

正如著名的净琉璃大师近松门左卫门所说，“这世上，生命要保持永恒，爱情要保持纯洁，最完美的表现，除了死，别无他法”。

凛子丈夫的报复不过是加速他们步向死亡的导火索而已。

凛子“在年轻的就梦想在最幸福的时候死去了”。

久木与有岛相似，同是受了女性的牵引，一步一步走到这样的程度，不论在后期性爱的体验与感受或心境等方面，还是在对待死的态度上，久木都是受到凛子的牵引。

由模糊到明朗，由摇摆到坚定，直至最后选择用死亡来实现爱的极致的永恒。

阿部定事件、有岛与秋子的殉情、深沉的性爱体验让他们突发灵感，找到完美的死亡方式，即在性爱高潮时一起相拥赴死。

为爱奉献生命，为爱而死，这与自杀无异。

但在日本人看来，“自杀不是懦弱而是勇敢；不是逃避而是实现一种理想；不是丑而是美，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基本上是一致的。

自杀，有时是为了尽忠，有时是为了谢罪，有时是生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9]126。

我们更愿意认为,他们的死,是忠于极致爱情的终结表达,是为纯粹的爱获得永恒的复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