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不可多得的哲学影评

试论确定性与人的意义

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哲学电影。其中所谈及的命题都是既吸引人，而又没有终极解答的，这和人自身的无根状态、无意义状态遥相呼应。或许我们整个的存在，以及建构意义的努力也是建立在一种古老的虚构之上，而我们一厢情愿的认为那是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人文传统。存在有时难免沦为昆德拉式的玩笑，甚至比之而不及。生命的价值，究竟体现在何处？哪里是人最终的伊甸园？活着，活着死去，又有什么确定性和向上的合理性与充分的意义呢？这一切，谁说了算,谁来担当评委和法官？假设自我的真实存在只是某一个巨大的东西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胞，存活于其体内，与其他细胞一起供养着这个东西，又有何不可？谁能证明这个假设的谬误，或者真实？这样看来，人的你死我活和精心算计，何以值得一提？考虑到几万年之后地球和人都化为虚无，考虑到时间和空间或许也是寿命有限，将最终土崩瓦解，我们现世的存在，何以要追求一种虚妄的永恒性呢？这样一部形而上学的电影，几乎把人类所有严肃而无解的问题和困境包含其中，通过大胆的假想来重新阐释和看待人自身的生存根基问题，意义问题和文化文明的确定性问题，就难怪哈佛的那些坚定不移的确信自身存在价值根据的学者惶惶不可了。

这个假设的正当与否，合理性与否不是关键所在，重要的是这样假设的方式和借以提出的问题。问题的致命性既源于哲学家所说的“关键在于生活本身毫无意义”（无意义性的根基是人的必死性和永恒性的虚无性，更深刻的根基是宇宙的虚无限，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需要上帝和梦想），也源于伽达默尔所说的人自身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植根于人的肉体学存在和精神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有限性的本质是先验的，不是科学和技术的完善，文化的发达和德性的高尚，以及智慧的进化所能超越的：它是超越的一个基础，为超越的希望提供反在的灵魂之根上的梦想的合理性与人性的根据，可其自身却无法也没有必要被超越）。有鉴于此，哈佛的学者才无法驳倒约翰的陈述，而约翰也无法证实自身陈述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约翰虽然不朽，但也是人，人有人的局限，这个局限与不朽无关，它外在于不朽而独立存在）。在此基础，我们甚至不能推翻影片的那个用我们没有反思性的常识看来似乎滑天下之大稽的假设。西方哲人自希腊时代就为知识的确定性问题所苦恼，但是，至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种学说可以给人提供这样的确定性和意义。似乎我们的无意义的漂泊状态是先验的、宿命的，海德格尔和奥修的追问都于此无能为力。但我们依然执着于意义、梦想和不朽，只不过是想安慰一下我们本体的孤独和无依无靠的灵魂而已。我们的真实存在甚至都不是“在路上”，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道路可走，可以选择。萨特式的自由选择是有前提的，人的努力和建构，不能离开这个也许我们根本不想要的前提：它是一切秩序和混乱的基础，可也是我们虚无限的基础。当人存在以后，就不能选择不存在了。无法超越的悖论，表明着人的自由的有限性、脆弱性和从属性，由此，自由的合理性与意义问题都需要悬置。有人说，记住：你总是要死的；又有人说，记住，你一定得好好活着。这应该就够了。应该为意义和追问的问题，从自我存在的根基上设置一个限度，否则，哈姆雷特式的苦闷在所难免。波伏娃在《人总是要死的》书中假设一个长生不老的人所面临的困境和苦恼，当是此片的灵感渊源。她解决问题的方式完全是自我独断的：人的价值和意义恰恰是被永恒性消解的，而不是靠对其的祈求所保障和保护的。在她看来，必死的时间性存在，本在的是意义的源泉，而永生不死，才意味着虚无。

这种乐观主义，我至今难以接受。自从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对死亡的恐惧与向往一直缠绕着我软弱而无根的存在，成为我的噩梦。而现在，我不得不悲哀的意识到，我终究无法超脱或者解放。因为，它就是生命，就是存在，就是死亡。也许只有带着这些意识，我才知道：此时此刻，我还活着，还确实的活着，为自我的成长和最终的审判准备着。可是，对于这些个类似毒品的安慰性确定，我并不是太确定。我始终怀疑我是否真的存在过哪怕一瞬，而不是被某种我之外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所操控着、规训着和消耗着。对于克里希那穆提和佛陀的超脱，对于庄子的蝴蝶一梦（难道，我们的一生不是这样一个美丽而缺乏真实性的梦境）般的开悟，我实在无法予以理性的穿透。在这些神话里，有太多的疑点被当作仿佛“人是生来平等和自由的”等不证自明的超验条件而忽略。没有什么是不证自明的，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证明、反思和批判，但是，人却又找不到批判的切实的基础。所谓浮生，所谓人生如梦这类感慨，不是无中生有的。其含蕴的

悲凉、失落和绝望，不难体会。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存在幸福这回事，那么，这种幸福也不是纯粹的、全然的和超越的，而只能是伴生的，和它的反面相辅相成，互相激励与尝试着确证。乐观的假设虚无性正是对意义性的反面确证，互为前提与根据，好像倒可以回避问题。就像相信没有恶，善就是无用和多余的一样。

但是，问题真的可以这样方便的来解决吗？照善恶的这种简便理解，似乎马克思主义和大同社会，乃至天堂都是多余和骗局。为了安慰我孤独的灵魂，为了让我心灵的孤独猎手有所猎获，不至于突然奔跑，就像西西弗徒劳的推石上山一样，我应该假设和确立一种意义。这种意义也是每个人都需要通过现世的追问和终极的诉求，通过对当下命运的体验和反观，通过对自我未来的设计与虚构来完成的。所谓自我的人学，应该奠基于此。需要说明的是，自我的幸福从来不是个人范畴之内的事情，不是闭门造车可以完成的，它和传统、信仰、权力、责任、欲望，以及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互相印证和催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这种幸福不是建基于无限性和永恒性的超越，而是以必死性和有限性，以虚无性和一次性为深在的泉源。所有的疑惑和问题，幸福的可能性，以及意义的真实性，都要在此寻求。但是能不能找得到，就要看人的造化了。布鲁姆说，所有的经典文本的意义只是有助于人善用自己的孤独。我喜欢这个说法，人本来就是孤独的，即便深深的埋首爱人的怀抱里，投身于上帝的旗袍，沉醉在自己的深渊里，都无法和孤独相隔。它才是人唯一的、真实的、需要花费一辈子来解决和处理的意义问题。

来自无家，回归无家，尘世的执着，无外执着于各种各样的家：权力、金钱、名利、地位和美色，趣味、理想主义、不朽和永恒性。甚至对意义和价值，对自我的迷恋，走到极端，也是一种不必要的执着。内在性的革命对自我的未来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它是自我解放与可能性自由的唯一途径。对时间性的醒觉意识，对虚无的意识，对死亡的关照，是不可或缺的步骤。维特根斯坦说，真正的幸福，不是欲望的满足，而是生命问题的解决。这可以说是哲学存在的唯一理由。世人用欲望的满足来称谓幸福，评价幸福，划分幸福的等级秩序，并由此推演和确证出整套的文化秩序、惩罚体系和形形色色的不平和不公。宗教和艺术的扭转也常常陷入不是自恋就是执着的黑暗中，用一些事实代替意义，用现成的代替需要批判的。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命题的全部意义就建基在舍弃事实，追问意义的先在明悟下。只不过，拯救还是靠自我意识的成长，逍遥更是要靠终极超越来实现。这一命题是美丽而哀愁的，但是在我看来，是没有未来的。悲观主义永远比乐观主义深刻而悲剧性。电影的意义和真正的启示性在于：事实是不重要的，意义问题才是真正需要重视的。不明了这一点，就没有看懂这部电影。也正是由于这个误解，约翰与他的朋友们才会发生那么多争执，纠结于约翰是否是真的穴居人这个无关紧要的细节而不能自拨。约翰是不是真的穴居人，仅仅是一种提问的方式，而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其重要性最多只是背景音乐。他的朋友们那么执着于约翰的身份，是因为，他们的人生存在不是建立在自我本体的意义之上，而是以统计数字和确定性的事实为内在依据，这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个真正自我的人，内在的人，不会因为约翰是不是真的穴居人，他是不是活了15000岁，他说的是不是事实而动摇自己的信念。在业已被动摇的各个教授的知识观念、学科、历史、进化常识和文化的存在之上，真正被动摇的其实是人的自我存在和意义的确证性。每个个体承载者和存在者，在通向自我觉醒的道路上，都迟早要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对它们的态度、明悟程度以及解决的方式，决定了个体的现世成就与未来走向。

归根结底，我们要意识到，所谓成就不是外在的，也不是外在的获得的，可以用统计学的数字和人间的赞誉来衡量的，而是发生于自我意识和精神性的内在性进程中，是一种美学的、植根于自我存在和命运的自我的不断进发、完善和提升。文献、书籍和一切历史的遗留物，其事实性、确定性和明晰性本身毫无价值，它们不过是我们以对谈而善用自我孤独，找到“我的人学”的资源而已。即便整个的人的历史都是虚构的、不确定的和被某种存在别有用心的所捏造的，人的意义与存在之根也不会，也不能因此失去。人是在现世的此时此地找到并确立自我的身份和家园，以及未来的命运的。历史的价值，不过如此。人，在此世寻求幸福，寻求意义，创造自己的历史和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