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与书画艺术浅析

酒文化与书画艺术浅析

郭巍杰

日前华夏酒文化博物馆联手中国诗词书法协会、中国酒文化研究院围绕华夏酒文化开展了“中国百名书（画）家写（画）百酒”系列活动并将其作品与博物馆展品混编成册分批印刷面世。其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一举动在全国乃至世界唤起艺术大师馥郁酒香醉书法，光大与传承华夏酒文化，复兴吾中华。活动之中不少朋友考问“华夏酒文化与书画艺术的关系”在这里我想与大家作以探讨。

一、酒之润书，这大概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个人的形象化解读。所谓盛唐气象，心中的代表性形象符号就是杜甫的一首诗《饮中八仙歌》。诗中人物一个个醉得一塌糊涂，又醉态各异，却全无醉生梦死的消沉气息，洋溢着自由潇洒的豪情意气。诗人李白、书法家张旭尤其可爱，他们特立独行、自由超拔之风神几可凌跨百代。杜甫歌唱的是饮中八仙，实际上为中华文化之青壮年之刚健潇洒的盛唐气象传神写真，同时也洞开了独立洒脱的人格精神与艺术创造之间的伟大奥秘。醉后作书，能达到物我两忘，而双手心双畅的地步。与张旭齐名的怀素和尚，“每酒酣兴发”，他曾道破酒后创作的秘密：“醉来得意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人人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酒后创作书法创作，完全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才能“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壁纵横千万行”了。清朝的李正华，“工书嗜饮，终日不醉”。他“将临必饮酒，无日不临池，也无日不醉酒也。微醺时作书，益淋漓酣畅，

笔墨飞舞”，他的朋友庄茹甫感叹说：“观君作书，每心惊气窒，不知其笔之自何处起何处止也。”可见酒能提神，酒后书法家能达到至高的境界。这种丰富既是其渊博学问和深刻人生体验的自然流露，其作为文人的淑世情怀或言人文关怀的重要表现，清朝的张迁禄，“善草书……性豪嗜酒”，他常常用自己的书法作品换酒饮，晚年归隐时，曾经醉后对自己的随从说：“可将去藏之，二十年后，必有知宝贵者也。”可见他对自己的书法自信到了何种程度。清代的道士白玉蟾，“喜饮酒，不见其醉，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四方”，他的大字草书，“若龙蛇飞动”。但是，酒能醉人，酒能使书家的书法佳妙，却又往往误事。明末清初的归庄“性豪放，善饮，酒酣落笔，辄数千言不能止”，他酒后赴考，提学御史元炜“怪而黜之”，但又“惜其才，旋复焉”。由于嗜酒，归庄几乎名落孙山。姜宸英更是如此，“累以醉后违科场格至斥”，好几次因为醉后赴考而被赶出考场。前面提过的李正华，因为耽酒，中年时曾经大病一场，几乎丢了性命，因而自号为“醉余生”。赛事接踵，奖项联翩，思潮翻涌，流派林立，队伍急遽扩大，名家层出不穷。而性格热情奔放的酒文化书法家则是一个冷静睿智的思考者。翻开我国书法史，可看到历代草书家大抵嗜酒。如书圣王羲之，其著名代表作《兰亭集序》便是他于绍兴兰亭喝酒时写就。在东晋永和元年，王羲之与好友孙统、孙绰、王蕴等四十一人聚于绍兴兰亭。流觞曲水，吟诗作赋，提笔草书、笔兴随酒意而生，笔力随酒韵而成。顿然出现了一幅“遒媚劲健，绝代所无”的作品。全文三百余字中，即有“之”字十九个，但笔式各异笔韵不同，“千古

极品”就在酒中问世了。就连王羲之在酒醒之后也大吃一惊，以致“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再也没有达到醉酒时那种神往的艺术境界了。酒作用于王羲之，使他成为千古书圣可见一斑。醇酒之嗜,激活了二千余年不少书法艺术家的灵感,为后人留下数以千万的艺术精品。他们酒后兴奋地引发绝妙的柔毫,于不经意处倾泻胸中真臆,令后学击节赞叹,甚至顶礼膜拜。这种异常亢奋是支持艺术不断求索的宝库,使元绪而趋于缤密,经纬天成；使平淡而奇崛,逮若神助,笔下生花;有则一旦罢杯,则老生常谈,平平而蹈于寞臼,神采乏力,冥思无端。历史上不少大书法家并不满足于细品助兴,小盏频频,于琼浆玉液乃是

海量,放胆开怀畅饮,越是激昂腾奋,则笔走龙蛇,异趣横生,线条旋舞,恨墨短砚浅,非纸尽墨干乃止。所以在书法热闹的局面中，拉开距离，站在更高远的历史时空来看当代，思考当代书界特别是个人对时代和历史应当和可能做出的贡献。其路径是“上通篆分诸碑知其源，下观汉瓦晋砖备其法”。博涉多体，转益多师，在真、草、隶、篆诸体皆备、诸体兼善的深厚功力基础上，熔铸于隶书和大草创作，形成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独家体”。狂而不暴，草而不率。笔墨的雄强射出文化精神的澡雪。故酒文化与书法的不解之缘，在于对展现天性的自由天地的寻找，对激情状态的寻找，其大要在精神而非物质。“养浩然之气，极金石壮观”，这是读书、历练、磨难、欢乐、思考，天时、地利、人和，都凝聚为书法家的浩然之气，以打通天道、人道、艺道，真正将华夏酒文化与书法艺术于一体的创造。

二、酒具传承书画艺术，公元前十三至十一世纪,商代晚期有一宰甫自,其铭文共23字,是一件有关酒的青铜器。现藏山东荷泽市文化馆。铭文原文是:王为兽(狩)自豆录,才(在)模睐。王卿(飨)菌(酒),王光(赏)宰甫贝五朋,用乍(作)宝端。铭文大意是说,殷王自豆录猝猎归来,在模地宴飨时,赏赐给宰甫贝五串,宰甫因作此器以记其事。此铭的书写风格气势极为恢弘,如持猎的猝(兽〉,在裸地驻扎的楠,飨酒的飨(卿),赏赐的赏(假光字代之),写的都较突出,通篇铭文字形颇具变化,是一件难得的书法珍品。另一件著名的孟鼎器铭,也极有趣味。孟鼎为西周康王时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为康王时大臣名孟者而得名,

也称大孟鼎。清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县出土。腹内铭文19行,291字。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铭文为康王对孟的册命。记载周康王二十三年贵族孟受册命时,周王诏告周立国的经验和殷丧国的教训,命令孟效忠。康王赏孟大量祭物、衣服、车马及奴隶“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和“千又五十夫”等。大孟鼎的铭文笔法秀美生动,庄重肃穆,文字数量多.为金文中之佼佼者。战国晚期,铁器出现,犁田用铁器。日用铜器多了,纹饰简朴,铭文简短,铸用青铜器多为素面,只记器物名、年代,偶有作器者名。这时奢华精美器物已是陶瓷器和漆器。汉代铜镜为实用品,造型千变万化,且装饰纹样显示着汉代人博大的艺术气魄和高

超的工艺水平,其文字结构,审美情趣都达到空前的高度。秦汉刻石以东汉刻石为高峰,有众多代表作品雄视今古,也有大量秦汉简牍、吊书为古人手泽墨迹,堪为瑰宝。这些先民遗留下来的墨迹畅意豁达,率朴自然,仍使今人有新鲜感,带来了古时的信息和生命的脉搏,其历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