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

史学、史料、史学理论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使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

”人类历史的材料主要是文献记录。

历史学家必须从事实出发充分地占有材料，加以分析批判，才能使杂乱无章的材料变作有系统的理论科学。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学是史学研究的先导。

如果没有大量翔实、精准的史料，历史研究就难以顺利开展。

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史料观却不尽相同。

传统近代史学的史料观与其史学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认为，历史的最高目标在于“如实直述”，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史学家首先应当对史料进行严密的考证，从而获得一种精确实证的知识，不需要对之进行分析和阐释。

翻开传统史学家们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往往堆积了大量的资料，著述者的分析或评论则是少得可怜的几页。

传统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史料等同于史学，忽视了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

于是，它也就片面地夸大了作为历史研究之中介的历史资料的地位与作用，从而也就导致了“无史料斯无历史矣”、“历史学仅仅是资料编纂”这样的极端观念的出现。

历史学家也因此而成为了一位屈从于历史资料的资料搜集者。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傅斯年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

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命题:“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他认为，运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整理史料，就是历史学的全部过程。

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

传统史学重视史料，注重严谨的史料考证，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但史料不等于史学本身，史料本身也是不会说话的，理解历史还需要理论，需要借助于抽象思维和
理性判断。

只有当历史学家带着问题并有目的地去分析史料、探寻其内在联系时，历史资料才会成为有用的史料，历史资料也才会开口，史料的生命才能观念地反映出来而成为历史学。

历史学家并不是被动的历史资料的搜集者，而是有目的地发现和探究历史真相的能动者。

史学、史料、史学理论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各自的发展都受着彼此的制约和影响，它们之间是一种有着内在联系的相互依存、彼此促进或牵制的相互作用关系。

史料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掌握准确翔实的史料，是史学研究能够得出科学结论的重要基石。

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对史学从理论的角度进行反思，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总结和反思，处于历史科学体系的灵魂地位，引导着史学研究的方向,规范着史学研究的范式,决定着史学研究成果的价值。

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史学理论的发展,是历史学永葆青春不
断获得前进的动因。

从近代以进化史观为旗帜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取代，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实现的变革，无不是以史学理论的变革为先导，没有史学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就不会有整个历史科学的新的转机。

这是一条史学史上的真理，也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科学内部学科之间的重要依存关系。

史学研究经验的总结、抽象、升华，不断充实调整着史学理论体系。

我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性认识，达到对客观历史的具体规律的认识，是历史认识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这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过程中，也有许多工作要做，也有许多理论和方法问题需要研究。

把历史研究实践中积累的大量经验性材料总结起来，从中发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知识，是发展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基本途径。

从这点上说，史学理论研究必须以具体的史学实践作为自己的坚实基础。

一切理论和方法，归根到底都产生于科学研究的对象。

因为，一切科学的理论所解决的任务，无非就是研究人们的认识活动或实践活动应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去进行。

从最终意义上说，没有以历史本身为对象的史学研究的新的进展，也不会有史学理论研究的根本性突破。

人们对客观历史所达到的新的认识，化作理论和方法，指导人们去进行新的研究实践；研究实践再提出新的成果修正人们的认识理论以促使理论的发展。

史学理论发展的这一途径，证实着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