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演变

“五四”至今新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演变

摘要: 在中国长期以来的“父子型”文化模式下，女性作为文化存在，其生存是艰窘而悲惨的。本文探讨了“五四年代”到“至今”新女性文学的主要创作特征及审美价值。个人认为:间断时期女性文学创作是“爱与美”两者相辅相成的。同时又随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深化、提升，更具其现代女性独立意识和艺术创造力，也使得构成了女性嵌文独特的审美世界。

关健词:父子型、新女性、爱与美、独立意识、艺术创造力、审美意识

1、鲁迅笔下的女性悲剧

“五四”运动掀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专制，提倡民主”上午呼声越来越高。这时期出现了大量反封建礼教，追求妇女解放的文学作品。鲁迅是较早关注妇女解放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妇女形象，通过这些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对妇女，特别是对旧中国劳动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她们中的典型形象是：《明天》中的单四嫂，《祝福》中的祥林嫂，《伤逝》中的子君和《离婚》中的爱姑，而且基本都是妇女反抗的悲剧形象典型。对于理解父权文化下女性“非人”化的生存惨相，《祝福》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和认识价值的。《祝福》讲述的是辛亥革命前夕江南农村一位劳动妇女祥林嫂命运多并的故事。作为一个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农村妇女，祥林嫂所受封建父权文化的重压及其濡染是至深的。父权文化规定下的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和父权文化套在女性身上的其他精神枷锁在其身上都得到了集中而鲜明的体现。她对社会把女性角色固定为‘、女儿—妻子—母亲”三重复合的理想女性标准视为天经地义，对封建的父权文化意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夫”的“从一而终”的节烈思想深信不疑。作品正是通过祥林嫂悲剧的一生，揭示了父权文化毒害因袭下的不觉醒农村妇女丧失既定角色后的走投无路。

对于祥林嫂而言，再嫁、丧夫、失子使她丧失了封建文化对女人规定好了的角色职能和理想存在样式。妻子、母亲、“好女人”做不成，但终究还要生存下去，夫家赶她出门，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重回鲁家“作稳了奴隶”，尽其“被人用”、“被人奴役”的角色，以求得蔽体裹腹之需。但在渗透着浓厚的封建礼教思想的社会环境中，她这种地位也不能保住，因为她被视为“不干净的女人”。尽管她顺从于封建文化的戒规条律，试图用“捐门槛”赎罪，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最终还是在礼教和神权的束缚下，最低层次上的愿望也不能得到满足。这次打击，使其精神彻底崩溃。各种角色丧失后的祥林嫂“百无聊赖”、既没有了人身归属，又没有了精神寄托，走投无路，只有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希望“与家人见面”，在阴间继续其角色职能，把人间未竟的希望寄托与虚无。在这种男权文化氛围相当浓重的社会里，女性没有与男人平等的地位、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经济能力，女性即使觉醒，命运难以改变……

2、新时期女性的第一步:走出家庭

根据美国学者的考据,我国直至清末还没有"女性"这一概念. 女性只在家庭人伦秩序中存在,只是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和儿子的母亲. 在中国父权制的社会系统内,女人被牢牢束缚在家庭内. 因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吹起的妇女解放之风,女性第一步要做的是走出家庭,从禁锢她们的闺房、三寸金莲中挣脱出来,因此,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新女性也多是"出走"的形象.

1919年3月出版的第六卷《新青年》刊登了胡适仿照《娜拉》创作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同样讲述了女性为争取婚姻自由而离家出走的主题:23岁的田亚梅留学期间与同学陈先生自由恋爱,但她的父母听从算命先生和宗祠的意见反对二人成婚, 田亚梅在说服父母失败后同陈先生私奔. 《娜拉》和《终身大事》成为"五四"新文学"出走"主题的始作俑者.娜拉与田亚梅成为"五四"新女性争相效仿的对象. 冲破家庭的牢笼、追求自由的爱情的新女性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推崇的形象. 而家庭是磨灭女人个性的牢笼,女性只有找回自己才能实现真正的个性解放. 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描写了一位离开家在外疗养的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的青年女学生. 不同于传统家庭中的贤良淑女,莎菲热烈地追求爱情、主动地选择男人.当遇见英俊的凌吉士,她"狠狠地望了他几次",并在日记里写到"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地献上他的心".当发现这个俊美的人儿不过是一个庸俗、卑劣的人时,她就毅然拒绝了他,莎菲追求的不仅是男女之间的情爱, 还有高尚的理想人格,追求灵与肉高度统一的崇高爱情.

这些叛逆的、大胆的、卓尔不群的"五四"新女性打响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枪,她们"虽遭阴谋秘计,压抑之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1]但这毕竟是女性第一次从几千年的压迫下觉醒,第一次为自己的解放而呐喊,因此,"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往往有自身的局限性. 她们多是将目光投射在爱情和婚姻的小视野中,有的在得到甜蜜的爱情和美满婚姻后便就心甘情愿地当起了相夫教子的贤淑女子,有的在追求爱情和婚姻失败后,则变得消沉、悲观甚至自我毁灭.

2、新时期女性的第二步:走进革命

"五四"运动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以革命和战争为特点的社会动荡时期. 战争改变了一切,"五四"以来,"救亡"和"启蒙"两大主题不断向"救亡"倾斜,"救亡"成为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民族的危机、国家的动荡牵动了包括女性在内的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此时文学创作的新女性形象不再是"五四"时期只局限于个人狭小圈子、只注重追求个人爱情和婚姻的女性,而是自觉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的、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展现时代风采的新女性.

茅盾于1929年和1930年分别创作和出版了小说《虹》和《蚀》,在这两篇小说中,茅盾塑造了一批时代的新女性形象. 《虹》中的梅行素有着美丽的容颜、活泼的性格和强健的精神, 当她遇到了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梁刚夫后,心中"久蛰的爱恋"被触动了. 小说的后半部梅行素放弃出国, 最终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找到了事业与爱情的统一

由此可见,投身革命,积极参与国家救亡,确实是大革命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时代新女性的必然追求. 这一批战争时期的新女性为"五四"叛逆女性输入了革命时代的血液,她们大多果敢、坚强、勇往直前,一旦踏入革命行列便会显示出坚定的革命意志. 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表现在爱情的选择上时往往最注重伴侣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