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华传教士话语陈述中的“光明

入华传教士话语陈述中的“光明

—异教”话语类型运用了“光明—黑暗”修辞格，联结动词“拯救”，其背后有极深的基督教渊源。传教士凭借着“光明战胜黑暗”“光明拯救黑暗”理念所赋予的合理性和正义感去海外传教，掩盖了其传教方式和传教效果所具有的虚伪性和不道德感。

英国学者雷蒙?道森指出，“人类的一个基本需要，似乎就是用一种赤裸裸的对立方词语‘我们’与‘他们’来看待世间事物。文明对野蛮，基督教对异教，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三对对立词勾画出了我们从古至今的世界观。”1］—野蛮”“基督教—异教”“自由世界—共产主义”成为了西方言说东方的基本方式，也成为了基督教传教士言说中国、描述儒耶文明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或者说话语类型。在“基督教—异教”话语类型中，传教士使用了多种修辞格，本文主要探讨其“光明—黑暗”修辞格。

明—黑暗”修辞格随处可见。我们举例如下：

中国的大门一定会启开，让福音的亮光照耀中国。

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站起来向你致敬。……愿你能活着亲眼看到你辛勤劳动的成果，就是使无数的中国人在黑暗中得以皈依耶稣基督……愿你像太阳的亮光照耀我们天父的国度，像星星

在闪闪发光，直到永永远远。2］

的异教徒的黑暗依然笼罩其人口众多的民族；而这些中国民众，迄今为止，既没有享受到美好的政治自由，也未曾被正义之光复兴的

3］

、浇水的时候帮助我，否则我还能指望生长出什么来？异教徒的思想是黑暗的、黑暗得无法向你描述，要想松动这块毒草蔓的蛮荒之地，需要长期耐心和坚韧地工作，即使这样也只能取得一般的成效。上帝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4］

国、中国文明、中国人处于异教的黑暗的野蛮状态，与此相对的是，基督教或西方文明处在光明的文明世界。这里，“基督教—异教”二元对立关系以“光明—黑暗”的比喻（借喻）修辞格呈现出来。

—黑暗”，这一修辞格式具有极深的基督教渊源。其一，在基督教理念中，上帝常常被比喻成光，耶稣被称为“光明之子”，《圣经》被称为上帝的话，因此，是光明的话语。传教士的文字书写中常引用《圣经》中的话，来阐述上帝的属性。如马怜在《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中就曾多次引用《圣经》中的语句，这些话语散布在《圣经》各处，比如《约翰福音》（8:12）：“我是世上的光”；《诗篇》（84:11）“耶和华是日头”。同时，传教士对《圣经》非常尊崇，这尤其表现在对《圣经》中文译名的斟酌上，其原因就在于，《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光明的语言，这点正如裨治文为《中国丛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言，“倘若耶和华没有赐予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启示，人们将永远陷于无边的黑暗之中，内心充满无尽的悲伤。”5］

因此，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文字事工，积极印制和散发《圣经》。

—黑暗”这一修辞格式对应的动词形式是“照亮”“照耀”“拯救”（归化、皈依），它和《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堕落的故事相连接起来，与之形成一个逆反陈述。“光明—黑暗”作为一种陈述，它是陈述基督教与异教关系的一个命题，“在命题中，所有的语言功能都导回到构成一个命题所必不可少的三个要素：主词、谓语和他们之间的关系”6］

名词，并试图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光明—黑暗”修辞格中，其动词形式多样，由“照耀”“照亮”“帮助”等，但这些动词具有同质性，其导向动词“拯救”，这与人类始祖“光明—黑暗”（“天堂—地狱”）的动词“堕落”相对。在这里，“光明—黑暗”（基督教拯救异教）与“光明—黑暗”（人类堕落的故事）形成一个逆反陈述。在基督教理念中，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的。人背离上帝，被撒旦诱惑，甘于沉沦地狱。耶稣降世，代人赎罪，从而使人与上帝重新和好。由于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普天之下，由以色列人所建立的教会便承担起了拯救世人的责任。传教士的工作就在于，在使欧洲归化上帝之后，去拯救非洲、亚洲等非基督教世界的异教徒，“要使它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使徒行传》26:18）

—黑暗”修辞相对的是“天堂—地狱”“善良—邪恶”“上帝—撒旦”等类似陈述形式的二元划分，这种划分基于基督徒对异教徒的爱与恨。欧文?白璧德指出，基督教往往认为对人类具有普遍的同情，但是这种同情是基于“选择”和“未被选择”的区分，即基督教只是把人道主义同情给予与自己同一类被上帝拣选的人，对于非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他们则持一种排斥和轻蔑。7］蔑，随着欧洲海外殖民和基督教海外传播，促使基督教会产生一种拯救异教徒的责任感，但对异教徒（比如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儒教徒）的憎恨仍然存在，在其话语中，我们可以看

到明显的二元对立区分，与基督徒相连的是光明、天堂，与异教徒相连的则是黑暗、地狱、撒旦、罪人和魔鬼。

—异教”话语类型的“光明—黑暗”同质性陈述有不同的陈述形式，我们略举几例。在《中华归主》中，基督教将没有或很少有基督教传入的待垦殖地区用黑色表示；并根据该地区基督教传播的情况做颜色的层级处理。基督教传播情况较好的地区是光明的，未传播的地区则是黑暗的，从而表达了要用光明去照耀黑暗的宗旨。8］

大学，其校训即为“光与真理”，其目的在于，“我们要使约翰书院成为中国的光与真理的火炬，没有比这个目标更为崇高了。我们将努力给予我们的学生一个广阔的、丰富和基督教化的教育。……我们将传授科学，不仅因为科学有实用的价值，还由于科学真理和其他一切真理，都是来源于上帝。”9］

士（rev.thoams torrance,1871-1959）在四川史的书写中多次使用“light”这一词汇描绘基督教上帝；并用“天堂—地狱”来进行二元划分等，亦是这种修辞格式的反映。陶然士在评价两晋时期的四川史时指出，“its many changing and complex situations,its great wealth of moral light and shade fascinates one as much as a first-class novel.”10］

志?蜀志》的意义时，他指出，“but it is exceedingly interes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