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先生及其翻译人生

傅雷先生及其翻译人生谈及中国近现代翻译界，相信没有人会将傅雷先生（1908—1966）遗忘的。

傅雷先生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傅家宅，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艺评价家。

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先生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成成就。

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

终其一生，傅雷先生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

而且，其学养精深，对美术以及音乐理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所以，其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翻译理论。

首先，傅雷先生认为翻译时选材应该有严格的标准。

他在选择原文时，首先考虑的是具有时代精神，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以及读者需要的作品。

傅雷先生的一生与巴尔扎克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将他的后半期翻译都献给了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有着其时代原因的。

当时，国内政局相对不稳定，考虑到政治问题，傅雷选择了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之后也深深喜欢上了巴尔扎克的作品。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肯定性评价，给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了政治上的安全保障。

可见，译者在翻译时也应该将政治列入考虑因素。

在可读性较较强的“风俗研究编”中，傅雷先生选择了“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作品”“十余种”。

他为此制定出了严苛的标准以及精密的计划，足以反映出他对文化作品的精神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想让文学作品给以当时的中国人思想冲击，使其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才是正确的。

所以，译者在选材时也应该考虑到作品能否准确地体现时代精神，并且对当时社会是否有积极意义，能否对读者有一定的引导性作用，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

显然，傅雷先生对原文的选材提出了客观中肯的要求，符合翻译实际。

其次，傅雷先生认为，要忠实读者必须要忠实原著。

而如何做到忠实原著主要应该做到两点：第一，理解要“化为我有”。

傅雷认为，首先要“事先读熟原著，不厌其烦，尤为要著。

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

要求将原著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译。

傅雷先生在译《赛罗·皮罗多盛衰记录》之前，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这一本真是好书。

因里头涉及十九世纪法国的破产法和破产程序，······明年动手以前，要好好下一番功夫呢！”而这功夫一下便是两年！他说他始终在“过与不及”之间思索沉吟，寻求译文的韵味与原文的贴切与和谐，“尽量尝试译得忠于原文，而又不是艺术性”。

柯灵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可以算是做傅雷翻译过程的一个概述：“傅雷译书的惯例，首先是再三精读原作，吃透原作的精神和和全部细节。

不理解的地方，查书，找内行研究，写信向国外专家求教。

准备成熟，才开始落笔。

初稿译成，至少再大改两次，然后誊清付排。

亲自看校样，直至清样，还有改动。

译文要求做到既符合原著风格，又有精纯透明的名族气派。

翻译文学作品，如一般文学作品一样，他的成功既有文学以内的因素，也涉及到文学以外的因素。

可想而知，一个社会阅历不广，人生经验不丰富的人写不出好的作品，那么一个缺乏丰富的经验，敏锐的观察，细腻的体味和深刻的思考的译者，也拿不出好的译品。

我们知道，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广泛描绘了19世纪上半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出场人物达两千多人，是一套无所不包的“社会研究”总集，因而需要译者对社会和人生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

傅雷在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时充分地认识到“凡是巴尔扎克无情的暴露现实的地方，常常会在字里行间或者暗语里面，一针见血，挖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根，而且比任何作家都挖得深，挖得透。

”可见，要求译者也要有同样深刻的理解。

所以，译者在动笔之前，必须吃透原著，将不理解的地方一一解决。

这样译文才能最大程度的将原文的意思还原，符合语境。

我想，这是忠实原文，尊重原文的基础。

所以，文学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文学的内在维面，还在于文学的外在维面。

傅雷先生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上面取得的成功，向我们显示了其实很值得我们重视的文学外在维面。

“功夫在诗外”，是谓之。

第二，表达要“传神达意”。

傅雷曾说过：“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又为一事。

”如何做到传神达意应该做到以下三点：一：进行中文写作。

傅雷曾说过：“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词的弊病了。

”二：务必反复修改。

傅雷以“文章千古事，得知寸心知。

”为座右铭，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

他认为：“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文字工作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瑕。

”三：重视重译其他附件部分，诸如索引,后记，注解和译文序等对于“传神达意”不可忽视的辅助作用，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所以，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成功的译者必须要有良好的中文功底，多读中文书，多进行中文写作。

情感具有同一性，若能精通两种语言，那么“传神达意”便也并非难事。

而优秀的译文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译者必须要进行反复的修改，尽可能得还原原文所要表达的内容。

或许只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却大相径庭。

有良知的，有责任感的译者要做到心中有杆秤，知道自己的译文到底是怎么的水平。

原文也绝非是独立存在的，有其存在的时代和环境，也涉及作者的个人经历，而要充分了解这些，重视索引和后记等部分是必要的。

译者在做翻译工作时也必须要重视这些部分。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做到忠实原文。

最后，傅雷先生重视美学观，重视“神”与“形”的和谐。

第一：重神似而不重形似。

“翻译应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中国古典美学运用于翻译理论，借助绘画和诗文领域里的“形神论”来探讨文学翻译的艺术问题。

傅雷说过：“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住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

”“意在强调神似，不是说可以置形式不顾，更不是主张不要形式。

”，“神”依附于“形”，而“形”是“神”的外壳，“形”与“神”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形”与“神”的轻与重，是无法用二五分或三七开来衡量的。

第二：“神”与“形”的和谐源于译者的再创造。

傅雷曾指出：“译书的标准应该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

”傅雷还提倡，再创造的“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纯粹之中文”就是中国规范语文。

但当时新文化所推崇的白话文仍处于有待完善的阶段，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只能达意，不能传情” 不足以表达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为了再现原作生动的内容、时空的差异和语境的不同，傅雷认为，“非杂糅各地方言不可”，不妨使用“旧小说套语”和“文言”，关键在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致破碎”。

傅雷创造性地采取了在白话文中加入方言、行话、文言和“旧小说套语”等办法来转达原文的风格和“神韵”，使之“水乳交融，语言流畅”。

第三：“神似”和“形似”和谐体现中西美学之精髓。

“任何艺术品都有一部分含蓄的东西，在文学上叫做言有尽而意无穷，西方人所谓的between lines(弦外之音)。

作者不可能把心中的感受写尽，他给人的启示往往有些还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 “神似”与“形似”的和谐的实质在于，既表达出语言的“确定点”——“显形”，又表达出语言的“未定点”——“隐形”，使之既传神又达意。

我想，傅雷先生所译的《高老头》译界公认的传神精彩的译作，而在译界，提起《高老头》，我们免不了要想到那本著名的《重译本序》中所标举的“神似”观。

无论从文学翻译的实践活动来看，还是从翻译文学的最后结果来看，“神似”观都有着其重要的价值，对于前者，它是一种翻译主张；对于后者，它是一项审美标准。

如果说，顾恺之，茅盾，曾虚白，林语堂等人关于“神似”的议论，还没有引起我们热情的关注，那么像傅雷这样的翻译巨匠所标举出的“神似”观，却在译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波及译界以外的文学界。

刘靖之认为：傅雷的“神似”观“总结了从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以来五十年在翻译上所取得经验，包括了‘信达雅’和‘翻译的三重标准——忠实，通顺，美’更多的内涵，把翻译纳入了文艺美学的范畴，是钱钟书所说的‘化’的境界。

”傅雷先生的“神似”观既是对文学翻译动态过程提出的主张，也是给予文学翻译静态结果——翻译文学的一项审美标准。

傅雷先生的译文，以及对其译文的评论者，都十分注重“美学范畴”。

我想，这与他在美术和音乐方面的巨大成就是不可分割的。

对于文章的翻译，若是我们一味地注重形式上的对应，那么最后也只能是“死对应”，而将文章想要表达出来的韵味所翻译出来才是我们的目标。

若无韵味，便不是成功的译文，更无风格所谈。

但是，在注重“神似”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了“形”。

毕竟，译文是给人看的，那就得最起码是人看得懂的形式。

而遣词造句，则又是后话了。

而让“形”与“神”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便是一篇优秀的译文，也应该是译者的终极目标了吧。

其次，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我们无疑会遇到不同语言表达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开动脑筋，将外文式的作品译成最中文式的表达，体现最中国的味道。

而这并不是一个一蹴即成的过程，要求我们不断推敲，反复琢磨，在多种语言中寻找最合适的词。

这也要求译者有着丰富的知识，与傅雷先生所表达的第二点不谋而合。

文字有其内涵之美，而这些言外之意，深层含义，就要我们好好琢磨了，尽显文字之美。

对于傅雷先生的译文，我也只是略知一二。

而这位大师的翻译理论，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细细研究。

在此，我只略作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