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播技术是第一传播力

信息传播技术是第一传播力

摘要“内容为王”一直是传媒行业奉行的不二法则。然而,在数字化大潮的冲击下,这一法则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取而代之的

是体现当今内容产业竞争特点和要求的“产品为王”。数字化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或许就是内容产业的竞争已不仅仅局限于内容本身,而是整合了技术、表现形式、渠道和传播方式、游戏规则等综合因素的运营模式之争。在这场综合竞争当中,显然还有相当多人士对数字时代这一演变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在学理上阐述技术与内容的关系,明确信息传播技术在数字时代第一传播力的地位与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技术;第一传播力

中图分类号 g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0)13-0155-03

当今世界,全球信息传播日益便捷,各种思想、意识、文化相互激荡,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取向、生活方式在相互交流中亦演绎着不断的融合与碰撞。其影响不仅取决于传播的内容是否具有高度与优势,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

“内容为王”一直是传媒行业奉行的不二法则。然而,在数字化大潮的冲击下,这一法则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取而代之的是体

现当今内容产业竞争特点和要求的“产品为王”,即优质内容固然有其重要的一面,但内容是否能够方便地被读者获取,传播方式是

否符合数字化时代读者的习惯,正变得比内容本身更为重要。

数字化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或许就是内容产业的竞争已不仅仅局限于内容本身,而是整合了技术、表现形式、渠道和传播方式、游戏规则等综合因素的运营模式之争。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综合竞争当中,显然还有相当多人士对数字时代这一演变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在学理上阐述技术与内容的关系,明确信息传播技术在数字时代第一传播力的地位与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1 信息传播技术是第一传播力

马克思主义一贯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工具机革命“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邓小平进一步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与创新,就成为推动新闻信息传播不断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技术就是第一传播力。正如著名国际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真正可以支配人类文明演变的,并非传播科技的内容,而是传播科技这个形式本身。

1.1 媒介决定论的提出

20世纪中叶以来,传播学者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梅罗维兹等先后对媒介技术与人类行为、社会文明和历史进程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

究,并提出了“媒介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媒介技术动因论”等思想。最先提出“媒介决定论”的是麦克卢汉的导师英尼斯,英尼斯将媒介看成是人的思维的延伸。麦克卢汉继承了导师的“媒介决定论”的重要思想,1964年在他出版的传播学代表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即讯息”传播观,认为“媒介形式的变革导致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和行为发生变革,乃至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革”。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要强调的是,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真正意义,主要不是它作为载体所承载的信息,而是它本身作

为“人体的延长”所带来的人类感知世界、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方式的改变以及由于这种改变而带来的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

但是,在传播与技术的研究文献中, “技术决定论”或“技术中心论”是一种被批判的理论倾向,麦克卢汉的传播学遗产中“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论断,就是一个被批判的靶子。原因在于“新的传播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应用通常都受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的影响,而并不能被简单化地视为某种内在的技术逻辑的产物[1]。”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卫星电视和网络传播作用的日益凸现,“媒介决定论”的支持者似乎重新发现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作为理论论据的重要支撑作用。

1.2 从历史看先进技术手段作为媒介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笔者认为,在一个相对大的时空来看,先进的技术手段是媒体发

展的决定性力量,一般来说,新的媒介形态更具有生命力。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说:“人类传播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从传播技

术的新的重大发展开始的。”[2]著名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postman,2000)认为:“媒介是一种技术,在这种技术当中,文化得以成长;也就是说,媒介赋予文化的政治形式、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思维习惯形式。”波兹曼(?)以此将科技、媒介、文化三个概念联系起来,便构成了“媒介生态学”的一个研究框架,即媒介首先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的变化,传播方式的变化又

影响了构成人类文化的政治形式、社会组织方式、以及思维习惯定式;于是,在媒介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象征性的平衡,也就是各个时代所具有的文化特征。

回顾人类文明的传播史,信息传播技术每一次大的进步无不带来媒体形态的巨大变革,信息传播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无不一次又一次推动人类传播质的飞跃和提升。人类早期传播是“零技术时代”,只是处于“开口说”和“用手写”这样小范围、超简单的人工传播状态,传播速度十分缓慢,送一封信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传播范围更是十分狭窄,仅限于生活环境的周边,空间再大一点就可能会失真。尽管文字传播能长久保存且也能突破声音语言的距离限制,但主要“还属于政府、官吏以及统治阶层的特权”,百姓是无权享用的,况且用来刻字、写字的甲骨、竹简和纸张的数量极其有限。到了公元二世纪、七世纪和十一世纪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陆续出现和广泛流传,使得人类的传播拥有了报纸、书籍和杂志等纯大众性的印刷媒介。这种大众媒介的可复制、可批量生产的特性提升、扩大了“口说”和“手写”的传播速度和空间。再到十九世纪30年代后,随着

电报机、电话机、收音机、电视机和计算机的发明,人类进入了电子传播的信息时代,于是信息传输的时间越来越短、信息传输的距离越来越大,甚至达到了速度上的即时性和空间上的全球化。这种即时性和全球化传播最大限度和最大可能地保证了信息的全面、公正和客观。由此可见,信息传播平衡性的增强和扩大是与传播技术的演进同步的,呈“正相关”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技术对信息传播的客观、公正与平衡的实现起到了物质保障的作用,其对人类传播的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现代传播技术是开展现代传播的先提条件,是实施现代传播活动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印刷技术、无线电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明,就没有今天报纸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新闻传播以一定的技术手段为基础,传播技术带来了传播时间上的“提速”和传播空间上的“延展”,传播技术革命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比如造纸、印刷术的发明及广泛应用,使文化传播依托纸质媒介进行跨时空传播成为了现实;电磁波的产生与无线电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电子传媒的时代,为新闻传媒进行全球化即时传播起到了空前的推动作用。随着数字编码、光纤传输、分组交换以及tcp/ip协议的普遍采用,互联网这一具有延伸性、立体性、融合性新媒体应运而生,新闻传播由此走向互动化、虚拟化、多媒体化。随着信息技术的演进,手机与其它传播手段与传播内容的整合过程中,自身服务类型与文化内涵得以不断丰富与完善,手机从一种简单的话音通讯工具延伸扩展为集视听娱乐于一体的复合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