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传统伦理思想

蒙古族传统伦理思想
蒙古族传统伦理思想，指的是蒙古族历史上传承下来并对古今蒙古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伦理道德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总称。

蒙古族是以“蒙古”为族名，9世纪前后走上了蒙古高原的历史舞台，13世纪初期开始崛起，建立了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创制了通用文字，继承并发扬了蒙古高原连续几千年的游牧文明的主要成果，至今它已成为中国北方古代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

蒙古人的历史活动，可以说从一开始就与祖国地的历史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蒙古族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已有可靠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已达千年之久。

虽然说蒙古族及其《圣主成吉思汗》（蒙古民间有《圣主成吉思汗》歌曲，元代有《圣武亲征录》一书。

一般说，成吉思汗去世后的几百年间，通过历代蒙古统治者的有意识的宣扬以及蒙古民间的神化促成，成吉思汗已经成为了蒙古族民族英雄和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符号，逐渐被神化，被捧为圣人）主要以他们的领土扩及征服战争而闻名于世，但是，蒙古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调节和规族群的各种利益关系及临近族群（包括临近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关系的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一样创造了灿烂而独具特色的伦理道德及其思想文化。

蒙古族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是整个蒙古族精神文化中的精华和核心部分，它在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受到了中国境其他各民族及其他国家和民族伦理道德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并且在相互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对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伦理道德文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根据蒙古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以往蒙古族历史、文学史以及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成功经验，同时参照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研究以及其他民族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我们认为蒙古族传统伦理思想（远古时代到近代）的发展基本上经历
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远古时期伦理道德意识（？——1205年）；第二、中古时期伦理思想[上]（1206 -1368年）；第三、中古时期伦理思想[中]（1369-1636年）；第四、中古时期伦理思想[下]（1637－1839年）；第五、近代伦理思想（1840－1918年）等五个历史发展时期。

下面就简要阐明上述分期的理由和各阶段的主要文献材料及其基本的伦理道德思想容。

第一阶段，本阶段之所以称之为“远古时期”，是因为它是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确切年代的史前时期。

以“1205年”来分界远古和中古时期，是因为以蒙古帝国（也称“大蒙古国”）建立为标志，蒙古社会进入了一个统一国家政权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因而在此之前谓之“远古”、在此之后谓之“中古”。

这一时期虽然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尚未完成，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未产生，但是根据稍后出现的历史文献以及蒙古民间的神话、传说、祝赞词、民歌、英雄史诗、英雄故事、箴言等体裁的遗留作品上看，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远古时代蒙古人或者“原蒙古人”（“原蒙古人”概念，参见久和著：《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前言”，高等教育，1997年，第1-3页）的伦理道德意识的基本状况。

譬如，被誉为“一部前所未有的世界通史，当之无愧的当时亚欧历史的百科全书”的《史集》（参见，[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翁独健所写“《史集》汉译本序”）中记录并被后人称谓的“乞颜”精神（关于“乞颜精神”，参见，那仁敖其尔编著：《试论蒙古族传统家教》（蒙古文），文化，1985年，第7-10页；乌兰察夫等著：《蒙古族哲学思想史》，大学，1994年，第42-48页），作为反映蒙古先人的族群整体意识和民族精神，可以看作民族伦理思想萌发的标志。

又如《蒙古秘史》所记载的古老的“旧词古语”（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人民，2001年，第79页）及著名的阿阑·豁阿“五箭训子”故事中
所提到的“教训”词（同上，19页），均体现出明确的道德教育的思想。

尤其是在蒙古各地千百年来口口传唱并且有多种变体的蒙古族英雄史诗（尤其以《江格尔》为代表），更鲜明地体现了蒙古民族祖先传承的英雄气概或者英雄伦理的全部涵。

第二阶段，即中古时期的伦理思想[上]。

不管从社会背景还是思想容上看，这是蒙古族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独特而辉煌的时期。

在蒙古族历史分期中，该阶段又称为“蒙元时期”，即蒙古帝国建立（1206年）直到元朝灭亡（1368年）为止。

这一时期是蒙古从一个不起眼的小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国家的全面振兴的时期，又是蒙古族从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变成整个中国的统治民族的历史时期。

可以说，这是蒙古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得到全面发展和发扬的黄金时期。

在此期间问世的蒙古族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在蒙古族伦理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的产生不仅标志着蒙古族文本历史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它在成功地继承了蒙古族史前思想文化的同时开辟和奠定了蒙古族新的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的传统。

《蒙古秘史》所记述的伦理道德及其思想不仅全面反映了当时蒙古社会道德生活及伦理思想的容，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具备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对《蒙古秘史》伦理思想进行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参见，斯仁：《〈蒙古秘史〉伦理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5-6月）。

期间的基本文献，还有《成吉思汗箴言》（在蒙古语里“箴言”叫做“必里克”（bilik）。

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其主编的《史集》中，专门集中记录了成吉思汗的“必里克”，并指出这是他“各种情况下宣谕之卓越训言、必里克”，有力证明了当时“成吉思汗箴言”这种作品形式的确实存在）《金帐桦皮书》（指的是1930年原联伏尔加河右岸兀维克对面波德格尔诺耶村发现的蒙古文写的桦皮书文稿。

因为这一文稿
是金帐汗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并书写在桦树皮上，故研究者称作《金帐桦皮书》）等珍贵的书面思想史材料。

前者以宣扬蒙古帝国可汗的政治伦理和德治思想为主要目的，而后者主要体现了下层民众向往和平生活的愿望。

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的蒙古伦理思想的容。

第三阶段，中古时期伦理思想[中]。

这一时期在历史上又称为“北元时期”（1368－1635年，也叫“明代蒙古”）。

这是蒙古族历史上思想文化呈现出漫长而曲折的向前发展的历史时期。

在其前期因受到明朝与北元之间的连年战争以及北元封建主之间争权夺利斗争的影响，蒙古社会一度出现了“经济迅速萎缩”和“文化明显衰退”（《蒙古民族通史》编委会：《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永年著，大学，1991年，第360页）的现象。

明代中期以后，蒙古社会进入相对和平的历史时期，呈现出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再度复兴的局面。

这一时期佛教格鲁派的传入也促进了文化的进步。

大约16世纪下半叶开始，蒙古族史学家们编纂了一批史学著作。

17世纪初成书的无名氏《俺答汗传》、明代鄂尔多斯部著名政治思想家切尽黄台吉（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所编写的《十善福白史》、佚名《黄金史纲》及《黄史》（音译《沙拉图吉》）等史籍，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文献。

这些史书，或记述政教制度和佛教教规，或以传记形式记录历史人物的重要活动，或真实反映当时蒙古社会中已经改变了的历史记述方法。

总的说来，各书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佛教世界观的影响，反映了明代蒙古的历史状况和社会伦理思想变迁的实际情况，不仅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如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道德生活和伦理思想变迁的现实状况，为我们解读明代蒙古族伦理思想的变迁，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史材料。

第四阶段，中古时期伦理思想[下]。

这时期在历史上叫做“清代蒙古”（1636
－1839年）。

蒙古族历史发展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时，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时期。

此时蒙古诸部矛盾重重、纷争不已，迟迟不能形成全民族的向心力。

到了17世纪后半叶，各自为政的蒙古族各部被满族统治者各个击破，17世纪前半叶，蒙古族最终被满清政府所征服。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因为延续几百年的蒙古国的最终灭亡引起蒙古族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激发他们的创作欲望；另一方面，当时清政府强有力的统治终于结束了蒙古各部纷争的局面，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史书的创作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大部头著作的产生成为可能。

17世纪中期以后，蒙古各地相继出现了大量的蒙古史著作。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的著作是鄂尔多斯部萨冈彻辰写的《蒙古源流》，成书于1662年。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该书的“前言”和“后记”很有特色。

“前言”中比较清楚地谈到了外部物质世界的形成和部人类社会的产生，反映了作者的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

“后记”里用训言诗的形式表达了作者的伦理道德观，是作者人生观的自我表白。

这时期还有莫日根根所写的《道德箴言》和《游戏箴言》两部训言题长诗，这可以说是专门讨论伦理道德问题尤其是探讨道德教育问题的专著。

第五阶段，近代伦理思想。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9年“5·4”青年爱国运动的80年，即蒙古地区随同全国一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时期。

该时期的蒙古族伦理思想，为激烈动荡、深刻变化的社会现实所决定，亦呈现出迅速发展、丰富多变的面貌，表现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

虽然当时佛教世界观的影响还继续存在，但是随着清朝统治者封禁政策的松弛，这一时期蒙古社会文化直接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使蒙汉文化交流步入了进一步融合时期，呈现出与上一个时期明显不同的思想文化特征。

蒙古文坛上不仅出现了古拉兰萨、丹津拉布杰、伊希丹金旺吉拉、贺希格巴图的诗歌，并且有了哈斯
宝的《红楼梦》的翻译及评论，湛纳希的长篇章回小说《青史演义》等各类题材的作品。

诗歌创作虽然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训言诗的传统，以诗歌形式讨论人生的出世入世问题，但它的主题思想逐渐具备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特征和人民性特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数量较多的理论作品（主要指哈斯宝的文学评论及湛纳希所写的《青史演义》“初序”、“要目”1－8篇等），用论说形式直接探讨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生问题，在蒙古族伦理思想史上留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篇章。

蒙古族传统伦理思想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诸多问题，并且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和理论。

鉴于蒙古族传统伦理思想史上提出的伦理道德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很多，并且各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各异，其探讨的问题又有各自的时代特色，所以我们在这篇短文中不可能探讨其全部的容。

下面提出的几个问题，只是作者自主选择的、自认为能够反映蒙古族传统伦理道德及其思想的主要问题。

第一、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

人们都知道，只要有人群生存、生活的地方均有利益和道德的问题。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蒙古民族也是很重视人际交往中的礼尚往来、互相帮助的社会义务和行为规，并从这里引申和探讨了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

不论是在以《蒙古秘史》为首的古代文献还是民间的谚语、箴言等口头文学作品中，这个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始终以不同的面目和表达方式存续着。

类似“帮助”（救助）与“回报”（蒙古语中表达这样意思的词语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的概念和思想观念，在蒙古族伦理思想史上有着众多的表现形式。

比如在《蒙古秘史》中出现的一系列伦理道德概念中，最基本的还是反映道德基本问题的概念。

如部族之间的“侵犯”和反侵犯的“复仇”，上层统治者与下层
民间的人际关系中的“义务”和“回报”等关系，均体现了道德与利益的交互作用。

第二、伦理道德的根源问题。

这也是伦理道德存在的根据和社会善恶价值的来源问题。

古代蒙古人信奉萨满教，因而他们相信“万物有灵”（蒙古语里有专门的术语叫做“额吉德”【ejed】、“萨黑古”【saqiγusu】）的观念，故崇尚天地山河等自然物。

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这种观念形式发展成为至上神——“长生天”möngqe tengri 崇拜方式。

认为“天”是世间万物生存及灭亡的原因，是一切善恶（好坏）价值的创造者和决定者，当然也成为人间伦理道德价值判断的理论依据。

后来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虽然由此他们的信仰体系有所变化，但是“天”崇拜的观念没有被完全冲淡，而是“天”和“佛”的信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蒙古族后期的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近代蒙古族启蒙思想开始兴起，蒙古族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旧的信仰体系，公开否定了“天”和“佛”的价值，提出了民族、的和人民性的思想观念，认为“人”本身才是一切的标尺，普通人的生活才是更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第三、人生观问题。

一般地说，人生观就是人生目的、价值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包括生死观、幸福观以及名誉观等诸多方面的容。

蒙古族在世人眼里以“马背民族”著称，历来以游牧的生产方式繁衍生息在中国北方的高寒草原地带。

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对人生的基本看法和态度。

譬如，在他们的语言中，表示“生活”、“生存”叫做“温杜日呼”（onduruqu），直译为，“过冬春”。

因为冬季和春季是牧民和牲畜最难过的既严寒又缺乏草料的季节，因而引申出的蒙古语里的“生活”概念，体现出一种艰难的意味。

就生产方式而言，牲畜是在游动状态下食草，而草场的好坏直接与天气的好坏有关。

上苍风调
雨顺，原野上草木才能繁盛，牛羊才能肥壮，牧民的生活才能有保障。

在严寒、艰苦的生产条件以及不断重复的丰裕和短缺的物质生活条件，加之游牧经济本身的季节性供给不足等特点所决定，蒙古人的传统人生观表现出一种不怕艰难、在给定时空中争取和享受生活的幸福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

这种倾向在他们的大量的史诗作品和《蒙古秘史》等文献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为了可汗和部族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名誉，那些勇士们在人生观方面表现出向往战争、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的气概。

虽然这种人生观在各个时代有它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始终贯穿的是一种英雄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情结。

第四、道德的原则、规问题。

蒙古族与其他民族一样，在其漫长的社会历史活动中，或者以约定俗成的形式，或者以有意识制定的形式，采用和创制了诸多富有道德意义的原则和行为规。

现在我们从早期的文献和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有关材料。

如，在《蒙古秘史》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图腾”、“禁忌”、“礼仪”和“箴言”、“准则”、“义务”等不同形式的道德规（斯仁：《<蒙古秘史>伦理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5－6月，第63-93、145页）。

又如，大量的民间谚语本身就有限定和规人们行为的容或者有一种扬善抑恶的思想倾向（斯仁：《试论蒙古民间谚语的道德规意义》，社会科学（蒙古文），1993-3期）。

如果说，蒙元时期的道德原则和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话，后来随着蒙古族黄金家族汗权的没落和封建道德的日益成熟，社会中普遍盛行政教合一的纲常规。

到了近代，随着蒙古民族工商业和近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初步发展以及与中原汉地思想文化的不断交流，蒙古地区出现了具有民族和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注重民生的道德原则和规形式。

第五、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问题。

道德教育活动在蒙古族历史上源远流长。

在《蒙古秘史》等文献里记录了大量的有关道德教育的概念和道德教育的个案。

如《蒙古秘史》中出现的“旧词古语”( ötegus üge)、“训话”（suyuaar-uge）等概念具有独特的道德教育的含义。

著名的阿阑豁阿母亲“五箭训子”的故事就是典型的家庭道德教育的个案。

尤其是在历代文献和民间文学中保存下来的数量众多且富有民族特色的训谕诗，其始终不变的主题便是道德教育。

如果说蒙古人早期的道德活动更注重外在的道德教育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人更加明确认识到富有道德化意义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比如14世纪开始形成的被认为少年启蒙读物的训谕诗题材的《智慧的钥匙》中，多处明确提到了“向心求助”、“反省自我”（【蒙古】策·达木丁荣编：《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蒙古文），第一册，人民，1979年，第163页）等概念，意味着人们开始认识到注意个体修养和道德化的重要性。

第六、畜牧业管理伦理及生态环境伦理问题。

蒙古人历来经营草原畜牧业为其生活来源。

畜牧业的命根子又是水和草。

有了水草丰美的地方才能使牛羊肥壮，牛羊肥壮才能有牧人的幸福生活。

因而多少年的生活经验中牧人们总结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是，要拥有广大的草场，并保护好它。

二是，牛羊等五畜要悉心照料和爱护。

由于保护水草的这个第一等的需要而产生了蒙古人各种习俗的、法律的、行政的和伦理道德的各种规，如，“不许污染水源，不许在河水和湖水中洗涤衣物、洗澡”。

“其国禁草生而掘地者遗火而爇草者诛其家。

”（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黑鞑事略签证，十五）这些制度、规形成了蒙古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体系。

也由于照料牛羊畜群的需要而产生的“畜牧业管理伦理”或者“牲畜照料学”（另有词条解释）更具有蒙古族地域伦理特色。

由于蒙古人千百年来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受到的外部文化影响等诸多因素，蒙古族传统伦理思想不仅具备了人类伦理思想共有的特征，而且具备了鲜明的民族特征。

第一、从表达方式上看，一方面，通过文学创作和历史书写来表达伦理思想，并且伦理思想与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融会、交织在一起，是蒙古族伦理思想史“大传统”（“大传统”、“小传统”概念，一般说前者代表统治阶层的文化，后者表示下层民间文化。

参见，来著：《古代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2页）的一个特色。

在那里文史哲不分家，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文学或历史的创作活动的动机基本上就被认为是为“正统”政治服务的。

譬如，13世纪成书的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17世纪出现的《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等历史著作，18世纪莫日根根创作的数量众多的训谕诗以及19世纪湛纳希所写的历史文学巨著《青史演义》等作品均保留了这样的特点。

这些作品中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等各类社会思想，从而导致在蒙古族历史上那种所谓的纯粹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和文学迟迟没有出现。

历代文献的这种特点既是一种缺憾，也是一大特色，我们现在所作的对那些历史文献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工作，其实就是那种缺憾的一种现代形式的补充——是一种式传统的西方式解读。

第二、从材料来源上看，口头的民间文学作品比书面文学作品的数量更多，民间的活生生的道德文化材料比政治领袖和书斋文人的伦理思想更丰富，民俗和道德的结合是蒙古族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大特征。

在蒙古族民间文学中，有史诗、训谕诗、箴言、谚语、好来宝（“好来宝”是蒙古族民间特有的说唱艺术形式。

意即‘联韵’，是一种韵律和谐、节奏鲜明的口头即兴诗）、民歌以及各类题材的
祝赞词等种类繁多的创作体裁，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成为蒙古族民间道德文化的渊源。

丰富的传统民俗文化也包含了很多民间的道德规和伦理观念，对于蒙古社会的存续发展起到了积极地凝聚作用，因此我们现在整理和挖掘蒙古族传统伦理道德材料的时候必须要特别注意民间的道德文化传统，要仔细挖掘民间文学和民俗中的思想涵，或许从中能够总结出更具民族和地域特征的伦理道德精神来。

第三、从思想倾向上看，源远流长的英雄伦理传统也是蒙古族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

蒙古族人民历来赖以繁衍生息的草原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他们所经历的比较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所致，使蒙古族传统文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那就是英雄主义的传统。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说，那就是英雄伦理的传统。

在蒙古族传统文化里，不管是上层文化的大传统还是下层民间文化的小传统中，不管是诸多的文献还是民间的口头创作的各类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崇尚英雄人物、歌颂英雄事迹和赞美勇敢者的思想主题。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远古时代就形成并且到近现代还在蒙古部分地区说唱的英雄史诗以及13世纪成文的蒙古族著名的第一文献《蒙古秘史》，均为赞美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的作品。

久而久之，这种英雄伦理的传统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并铸造了蒙古民族富有英雄主义情结的民族性格。

第四、对伦理道德的理解方面，蒙古族传统伦理思想更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看重伦理道德的工具性特征，从而在强调外在道德教育的同时提倡个体的道德修养，把伦理道德看成一种统治阶层为其社会治理服务的工具。

思想家们提出各种各样的伦理思想，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影响社会政治，而非专为进行学术探讨。

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关于“乞牙惕”（“乞颜”的复数）部落的传说和《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