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敕勑法海寺牒旨之研究

宋真宗敕勑法海寺牒旨之研究
河南省新乡市大里村保存的一通北宋大中祥符七年的古代碑刻，对于全国来讲，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物遗存。

它对于我们探究唐宋时期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牒旨规制等各方面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现结合宋真宗敕勑法海寺原碑文，初步谈一下本人的看法，抛砖引玉，以盼方家指正。

1014年宋真宗敕勑法海院原文格式
院为额牒至准
中书侍郎兼（用宝）刑部尚书平章事向田封（用宝）勅故牒
中书门下牒法海院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日牒（此处不清晰似应有宝）
卫州新乡县存留院
牒奉工部尚书参知政事丁【谓】（画押）
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向田（画押）
勅宜赐法海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且
本院主持僧
祖师僧云霜僧文通文俊文惠
院北向北···妥门四十六步院后税地南北四八步南门四十五步半北门四十
六步半本院受荣僧洪源同共打洪院地村老人孔智蕰王起邢修
1、此段碑文并不长，但因历时长久，我国文字、文体以及碑刻体制的多次变
迁等各种原因，竟然很久不能解读。

后经多方考证，方了解到，当时的文字、文体、体制。

整通碑文除了行文用整体字外，关键字眼经手人包括皇帝、有关官员均系亲笔草书，特定位置用印。

本文原碑文牒、敕、故等文字均为当事人亲笔草就。

本文用印六处，两处已不清晰。

画押两处，一处不清晰。

这也就是大里法海寺宋真宗敕勑法海寺原碑的特别珍希之处。

目前全国宋代朝廷碟旨仅存两处，大里法海寺是最早的一处。

2、唐宋时期牒旨的形制与规制唐宋时期牒旨的规制：皇帝陛下若有圣命，
必要的程序是：中书省根据圣上的意图结合各项规定各项制度草拟圣旨初稿（中书省有一班职业秘书研究各项规制政令，熟悉各方面情况）；初稿交由圣上审阅，过关后，皇帝陛下朱笔划敕后，发至门下省审核，门下省有一班专业人士，从各个方面进行把关，凡有不合适的，均退回修改。

术语叫，宰相不盖章，圣旨是废纸。

这也是中国经过经过几千年的摸索，总结出的成功经验。

这套体制，有利于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有利于确保新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有利于封建王朝的世代传承。

从客观上，也避免了皇帝陛下新推出政令的随意性片面性。

门下省审核通过后盖章，中书省负责官员画押，再由尚书省发布施行。

古碑上半部寥寥仅七行字，竟然隐含了大量的信息。

牒旨的形制：五处用宝，二处画押，皇帝划敕，行文用正体字，关键字眼相关人员包括皇帝与阁僚亲笔草书，最有特点的是综合现在国内仅有的几块宋碑可以看到，牒旨本身正文文字排列紧密笔画相连而又字迹清晰，单个文字间借用笔画现象很有特点。

在一般古碑上并不多见。

牒旨的规制与形制充分说明，当时社会，最高统治当局每出台一项政令，都有一套成熟的机制来约束来运行，远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由皇帝或太监权臣肆意
操控那样简单。

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到唐宋时期，社会政体已经演变的相当完善和成熟。

3、中书门下牒法海院院为额牒至准。

第一句，讲的是最高权力机关批准
同意，法海院以此三字作为寺院的门额。

通过这一句话，可以有两种解读：一是同意本寺院以法海院作为本院的名称；二是皇帝亲自题字法海寺作为本院的门额。

为什么一个寺院的门额如此重要呢？查阅典籍，我们不难知道，宋真宗笃信佛教，并亲自到某些庙宇上香。

这只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四次由封建帝王发动的禁止佛教事件。

这四位帝王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

又称三武一宗法难。

北魏太武帝禁佛太武帝初崇佛法,后因受道士寇谦之等的影响,转奉道教,并亲受符箓，于440年改元为太平真君。

七年三月，帝下诏诛长安沙门，并命留守平城的太子晃下令废除全国佛教。

因此四方沙门多亡匿逃脱，金银佛像及经书被秘密收藏，仅有一部分僧人被戮，而魏境内寺宇建筑却多被毁。

北周武帝禁佛北周武帝即位之初，循例事佛，但更重视儒术。

天和二年(567)因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国库收入骤减，还俗沙门卫元嵩上书请删寺减僧，谓“国治岂在浮图”？复谓“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

此论深合帝心。

建德六年灭北齐，周武帝入邺城，推行禁佛之令，北方寺像几扫地悉尽，僧众多逃奔江南。

唐武宗禁佛因发生在会昌年间，故又称会昌法难。

会昌五年三月,勘检天下寺舍奴婢，八月,敕毁佛寺，勒僧尼还俗，下令并省寺院。

…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

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

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

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

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磐以铸钱。

”佛教势力元气大伤。

后周世宗禁佛世宗显德二年（955）,诏令整饬寺院，沙汰僧尼。

凡无敕颁寺额之寺宇并皆停废，亲无侍养者不许出家。

1014年宋真宗敕勑法海院为额，正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殊形势。

4、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自汉明帝佛教传入中土，佛教的兴起，有它得天独厚的条件；其衰败也有其必然的因由。

兴盛时，人人趋之若鹜包括贩夫走卒也包括帝王将相；盛极，穷人舍身入寺，富人捐资善人；乡间土地，属寺产的极多，社会财富非僧侣的渐少；再有甚者，不讲修为，恃强凌弱，奸谋不宄，藐视皇天。

其亡不远了。

经过前述几次大规模毁佛灭寺时间后，到宋代政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寺院管理体制。

社会上寺院的规模，寺僧的管理纳入正规。

维那头、书等首、会头等参与寺院的管理日渐加深，寺院对官府统治基础的潜在威胁逐步式微。

宋真宗敕勑法海寺碑文，就是这一历史演变进程的实物证明。

刘自领
2016年3月24日。